1945上（01）

五十二歲

1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舉行的新年干部晚會，并作簡短講話。他說：我們的任務是團結一切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共產黨員，中國各階層人民，國際反法西斯的朋友，都要更好地團結起來。我們團結得越好，對敵人的打擊也就越有力量。

同日

同前來祝賀新年的郭述申〔1〕等談話。毛澤東說：同敵人斗爭要有長遠準備。過去只顧眼前，擴兵籌款，不久根據地也搞空了。河南的同志做得對，他們把擴大的軍隊留在地方，已擴大了一萬多地方部隊。去年各根據地生產搞得好，部隊每人每日五錢鹽、五錢油、一斤菜，比前幾年好多了。不管敵人是早倒還是晚倒，我們都要作好準備，有備無患，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1月5日

復電太岳區黨委：“二日電悉。不是兩年勝利，而是兩年準備勝利。我們至少還需兩年時間進行各方面準備工作，對于爭取勝利方有較大把握。”〔1〕郭述申，一九四一年一月任新四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同年秋赴延安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曾任該校第三部主任。

1月7日

和劉少奇同高崗、林伯渠、李維漢、賈拓夫、劉景范〔1〕談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會總結問題。在談到區鄉干部作風問題時，毛澤東和劉少奇一致指出：上級指示行不通的，打個招呼，頂回來，才是真正對革命負責。黨的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

〔1〕劉景范，當時任陜甘寧邊區政府民政廳廳長。

1月10日

在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會上作題為《兩三年內完全學會經濟工作》的講話，首先指出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有三個作用，即帶頭作用、骨干作用、橋梁作用，勉勵大家切記不可以驕傲。然后著重講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指出：“我們必須在兩三年內，使陜甘寧邊區和敵后各解放區，做到糧食和工業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給，并有盈余。”他強調發展經濟必須從現在所處的農村環境出發，他說：“有一個問題必須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們的思想要適合于目前我們所處的環境”。目前所處的環境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被敵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擊戰爭的農村根據地”，不應“帶著城市觀點去處理農村”。只有“注意使我們的思想完全適合于我們所處的環境，然后才能使我們的工作樣樣見效，并迅速見效”。這個講話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

1月11日

復信赫爾利，對他七日來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開有他參加的國共兩黨會議的提議，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項會議得不到何種結果”。請赫爾利向國民黨政府轉達中共下述提議：“在重慶召開國是會議之預備會議，此種預備會議應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政團同盟〔1〕三方代表參加，并保證會議公開舉行，各黨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表示如果國民黨政府同意這一提議，周恩來可到重慶磋商。

同日

復信劉昆林〔2〕：“你長期不被信任，難怪你不滿意。但真金不怕火燒，還是應該有耐心，等候同志們了解你，除此都不是出路。看你此次的信，你的問題似乎可以獲得解決了，更希望你耐心等候。”

〔1〕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于一九四四年九月改名“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

〔2〕劉昆林，當時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因一九二八年脫黨等事而受到審查，曾多次寫信給毛澤東。

1月15日

王若飛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報告十四日約民盟的沈鈞懦、黃炎培等座談中共關于召開有國民黨、共產黨和民盟三方面參加的國是會議預備會議的提議，他們認為中共方面態度完全正確，完全符合全國人民的要求，并提出加速準備中共、民盟及國民黨內民主派間的共同綱領草案等項建議。毛澤東批閱了電文，請周恩來起草共同綱領。二十一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復王若飛電，指出：與民盟座談得很好，共同綱領此間正在起草。預備會議應討論國是會議和聯合政府之組織及其實際步驟，應通過共同綱領，應保證放人、撤兵、給人民自由、廢除特務四條的實現。

1月17日、18日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座談會。在十七日會上說：今天的會是座談會性質，目的是為起草七大的軍事文件，又為著同志相互間打通思想。總的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了解情況，弄清問題，達到團結的目的。抗戰期間的路線問題，無論中央的、地方的，八年中總路線都是正確的，只在短時期內王明來了一個插曲。有些閑話說路線不正確，應掃清。抗戰的上升、下降、又上升三個時期，路線都是正確的。總路線是正確的，有很大成績，并不排除用自我批評來檢討工作。

1月22日

復赫爾利二十日來電〔1〕，告知決定派周恩來赴重慶代表中共與國民黨政府談判。二十四日，周恩來飛抵重慶。行前，毛澤東指示：一、爭取聯合政府，與民主人士合作；二、召開黨派會議作為具體步驟，國民黨、共產黨、民盟參加；三、要求國民黨先辦到以下各項——釋放張學良、楊虎城、葉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圍陜甘寧邊區的軍隊，實現一些自由，取消特務活動。

1月28日

復周恩來二十七日來電，指出：“你拒絕了赫爾利的兩個補充辦法〔2〕是很對的。這是將中國軍隊尤其將我黨軍隊隸屬于外國，變為殖民地軍隊的惡毒政策，我們絕對不能同意。”“如果談到國民大會問題時，應表示：我們不贊成在國土未完全恢復前召集任何國民大會，因為舊的國大代表是賄選的過時的，重新選舉則在大半個中國內不可能。即在聯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況沒有聯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黨派同意，共同抵制蔣的國大把戲。”

〔1〕電報說，赫爾利和宋子文、王世杰提出在政務委員會以外的兩個補充辦法：（一）由美國、國民黨、共產黨各派一人組織軍隊整編委員會；（二）由美國派一將官任敵后中共軍隊的總司令，國民黨、共產黨各派一人為副總司令。周恩來拒絕了這兩個補充辦法，指出這是不公允和無理的。赫爾利一月二十日致電毛澤東，說他相信國民黨政府準備作出重要讓步，建議再派周恩來到重慶談判。

〔2〕周恩來一月二十七日致電毛澤東，報告二十五、二十六兩日同赫爾利、宋子文、王世杰、張治中會談情況。

1月30日

同朱德、任弼時聽取林伯渠、李維漢匯報陜甘寧邊區政府檢查工作中黨外人士提出的意見，有些黨外人士認為他們有職無權，非黨員受歧視。聽匯報后，毛澤東贊成用談心的方法征求意見，并說：議論和批評對我們總是有幫助的。說黨包辦，總是有原因的，我們要研究解決。凡是正確的意見，都要研究解決。

同日

英國《新聞時事報》發表斯坦因寫的《毛澤東朱德會見記》一文〔1〕，該文介紹了毛澤東同斯坦因幾次會見和長談中的一些情況。在幾次長談中，毛澤東告訴斯坦因的第一件事就是：我還是一個小學生，群眾的小學生，如果我們要爭取到勝利與和平，群眾的意見與經驗一定要作為我們政策的基礎。因為人民能教給我們許許多多事情。我們的任務就是聽從他們，學習并了解他們的經驗、愿望、批評，確定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的總和，再作為政策交還給他們。毛澤東說他的領導靠人民的信任，靠當前在我們新民主主義的各級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萬人民的信任。關于國共關系，毛澤東說：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時，我們自動地退讓，但我們卻絕未放棄過在陜甘寧邊區和在我們所解放的區域內自由組織地方政府的權利——那是在國家權力下的地方政府。我們也絕未放棄過在國民政府最高統帥下，領導我們自己所建立起來的軍隊的權利。最后，我們也絕未放棄過在真正的民主中，共產黨要同國民黨有平等政治地位的權利。我們正在爭取真正的民主。

〔1〕斯坦因在《毛澤東朱德會見記》中，記述了他幾次訪問中對毛澤東的印象。他說：在我同毛澤東談話的三十小時當中，通過所有我所訪問過的幾百個共產黨人，也包括地主、商人等等，我開始了解毛澤東先生所享有的信任與愛戴了。“他幾乎羞怯的謙遜與自然的熱誠，反映著對于別人的人性尊嚴的深深敬重，以及對人的學習能力的深深信任，那正是他不斷地讓負責的工作者們所牢記的基本意識之一。”“一開頭，他顯得有點溫和。但他卻有一種人的堅定性，那種人相信著智慧的說服而不信強力，并且知道怎樣鼓舞別人熱衷于戰爭的勝利作為當前的目標，熱衷于社會與文化的進步作為久遠的目標”。

1月31日

《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寫的題為《游擊區也能夠生產，也必須生產》的社論。社論指出：一切解放區黨政軍工作人員，特別是游擊區工作人員，應從思想上完全認識游擊區能夠和必須進行軍民的大規模的生產運動。還指出：“戰爭不但是軍事的和政治的競賽，還是經濟的競賽。我們要戰勝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還必須努力于經濟工作，必須于兩三年內完全學會這一門；而在今年——一九四五年，必須收到較前更大的成績。”這篇社論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游擊區也能夠進行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