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06）

6月6日

英、美軍隊在法國諾曼底地區對德軍實施戰略性登陸作戰，開辟歐洲第二戰場。

6月9日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行二十一人到達延安，其中有美聯社的斯坦因、美國《時代》雜志的愛潑斯坦、合眾社的福爾曼等外國記者六人。

6月12日

會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首先致詞說：我十分歡迎各位記者來到延安。各位到延安時，正遇著歐洲開辟了第二戰場。“第二戰場的開辟，其影響不僅在歐洲，而且將及于太平洋與中國。”中國共產黨堅持國共合作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民主的中國的政策始終不變。“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取得勝利，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后繼續團結。毛澤東致詞后將記者提問綜合為三個問題回答：（一）關于國共談判，（二）關于第二戰場，（三）關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他著重談了第三個問題，指出：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我們所希望于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系上的”。“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我們共產黨為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貫徹著一個民主統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我們認為全中國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風，目前才能勝敵，將來才能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系與國際關系。”這次會見長達三小時。會見后，毛澤東設宴招待記者參觀團。宴會后，又陪同他們觀看平劇。

6月14日

《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寫的社論《紀念聯合國日〔1〕，保衛西安與西北！》。社論指出：“歐洲與太平洋早已轉入進攻，歐洲且已進入決戰階段，但是日寇還在向中國進攻，中國不但還沒有轉入進攻的跡象，而且還不能停止退卻，這是今天中國的新形勢。”國民黨政府與國民黨統治人士“因長期執行不適宜的政策，而陷于幾乎喪失戰斗力與束手無策的境地，軍隊不戰而潰，或一觸即潰”。“中國正面戰場現在已處于極端嚴重的狀態，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及國民黨統治人士即刻進行嚴肅的自我批評，修改自己的政策，從今天起，與民更始，則事尚可為。”“要醫治中國這個時癥，再無他藥，惟有團結與民主，離了這些，軍事危機是無法解決的。”“目前最嚴重的任務是保衛西安，保衛陜西與西北”。

〔1〕一九四二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起以每年六月十四日為聯合國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國家都在這一天舉行紀念活動。

同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兵役制度問題致晉察冀分局電，指出晉察冀邊區參議會通過義務兵役制，“實行退伍是不好的”。改變這一決定時，應說明“參議會通過義務兵役制，原是出于體念人民的好意，但現在日寇尚在踐踏我們的家鄉及淪陷區人民。我們必須再接再厲，驅敵出國，為人民及自己報仇”。并指出：“嗣后動員補兵，均以不打倒日寇不回家為口號，不再宣傳義務兵役制。”

6月18日

致電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軍區并轉各區黨委，指出：國民黨拼命在外國人及中國人面前，抹殺或隱蔽我黨我軍在抗日戰爭中的成績、力量和作用。此次中外記者團來延安，我們除正面答復外，并用敵偽文件給予反證。望各局各委及軍事機關立即動員搜集大批敵偽出版的關于稱贊我黨我軍勇敢、巧妙，畏懼我軍實力及其種種對策之言論及統計數字，用新聞密碼火速發來。

6月20日

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致電中央，請示大資產階級特別是英美派大資產階級有無革命性問題。毛澤東將此電批給胡喬木擬復。七月十三日，中央宣傳部復電晉察冀分局，指出：“還在抗日的中國大資產階級，在其抗日一點上是有革命性的，應該聯合的，這是主要的；但其抗日不積極，又反對民主，故其革命性不大。”“在今天的中國與世界，敵友我三方均有武裝與政權，階級力量的分合變化極其復雜，有時并極其迅速而巨大，套用戰略策略的簡單公式已往往不能解決問題，但以人民群眾（工、農、小資產階級）為基礎，根據各階級對革命的具體態度，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對最反動分子各個擊破的總方針則決不會錯。望你們告訴同志們，叫他們多研究實際而少爭論名詞。”

6月22日

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向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作題為《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的長篇談話。他指出：“中國抗戰，一開始就分為正面和敵后兩大戰場；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以后，敵后戰場就在實際上成了中國的主要戰場。”“敵后戰場有三個，即華北、華中、華南三大敵后戰場。在華北敵后戰場抗戰者為八路軍，在華中敵后戰場抗戰者為新四軍，在華南敵后戰場抗戰者為中共領導的游擊部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現有四十七萬多人，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抗擊了侵華日軍的百分之六十四點五；國民黨的軍隊有幾百萬人，只抗擊了侵華日軍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五。如果把全部日軍和全部偽軍合計起來，則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產黨的軍隊抗擊日偽軍總數一百三十四萬人中的一百一十余萬，即百分之八十四，國民黨的軍隊只抗擊了百分之十六。“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就在華北、華中、華南這三個敵后戰場與十五個以上抗日根據地上，進行異常殘酷的非未曾目擊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戰爭，至七年之久。賴有這些敵后戰場，才挽救了中國免于被日寇滅亡。”葉劍英的這篇談話，毛澤東作過修改，在談話講到偽軍處，加寫了一段話：“國民黨之所以讓這些偽軍投敵，投敵之后不加討伐，并反而暗地和他們聯絡，其目的，不但為著在現時反對共產黨，而且含有深遠計劃，而準備在日寇失敗退出大城市與交通要道時，好讓這些偽軍藏其敵旗，打起國旗宣布‘反正’，占領這些大城市與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國民黨軍隊，進行全國的反共戰爭。幾年來在偽軍中流行的所謂‘曲線救國論’，就是為著這種叛變民族的目的，全體人民是應該現在就起來注意這種陰謀的。”

6月27日

致電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詢問國共談判是否有解決問題的希望，在幾種情況下，國內外各界朋友將取何種態度，如林、王馬上回延安，是否會有不良影響。并告中外“記者團在延一般情況尚好，特務搗亂未成功，惟斗爭仍繼續中”。

6月28日

致電林伯渠、董必武：“美軍事人員來延，請你們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歡迎，飛機場即日開始準備，來延日期請先告。”

6月29日

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會議討論美軍事使團來延安和國共談判問題。會議決定：對美軍事使團表明我們現在需要合作抗戰，抗戰勝利后需要和平建國，民主統一；在交涉中以老實為原則，我們能辦到的就說辦到，辦不到的就說辦不到；使團到后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葉劍英出面接待和談判。

6月30日

關于國共談判問題，致電林伯渠、董必武，指出：現梁寒操〔1〕已發表談話，應以林伯渠、周恩來名義分別在延安、重慶兩地發表公開談話以答復之，文稿另電告。關于談判事，可利用美機來延安機會，請張治中、王世杰兩人或一人偕林伯渠來延安商談國民黨政府提示案。如張、王均拒絕，則林單獨回延安討論，好作具體回答。

同日

關于用林伯渠名義在重慶發表談話的稿子，致電林伯渠、董必武，指出，談話稿如次，請在《新華日報》發表（不論通過檢查與否）：“《新華日報》記者頃以六月二十八日梁寒操先生關于國共問題的談話就詢于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志，承其答復如次：‘國共談判尚在繼續商討中。中共中央曾有意見書提交當局，嗣得國民政府提案，雖其距離尚遠，但已轉我黨中央。必要時或將親回延安報告，以便商得具體答復。至具體解決，只要有利于團結抗戰，促進民主，中共無不樂于商討。’云”。

7月1日

晨，讀了丁玲〔2〕寫的《田保霖》和歐陽山寫的《活在新社會里》兩篇文章〔3〕后，寫信給他們。信中說：“快要天亮了，你們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覺前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兩位的新寫作作風慶祝！合作社會議要我講一次話，毫無材料，不知從何講起。除了謝謝你們的文章之外，我還想多知道一點，如果可能的話，今天下午或傍晚擬請你們來我處一敘，不知是否可以？”當天下午，丁玲、歐陽山應約到棗園毛澤東住處談話。

〔1〕梁寒操，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

〔2〕丁玲，作家，抗日戰爭時期曾任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副主任、《解放日報》文藝版編輯。

〔3〕這兩篇文章介紹了陜甘寧邊區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發表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日報》。

同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訓部隊的指示，指出：為了最后驅逐日軍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一定要在一年內，加緊整訓現有軍隊，在現在物質基礎上與戰斗、生產間隙中，把我軍的軍事訓練與政治工作極大地提高一步，準備將來使我軍發展一倍至數倍的條件。目前根據地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務，仍然是提高，是深入，是鞏固，是準備將來大發展的條件，這不論對軍事工作，政權工作，經濟工作，民運工作，干部教育工作，都是如此。”“軍事訓練就是練兵，并總結帶兵、用兵與養兵的經驗。”政治工作，根據古田會議決議及譚政報告，須作一次普遍的徹底的有計劃的改造。“一年大整訓期內，不但要整訓全部主力軍與游擊隊，而且要整訓全部民兵與自衛軍。”這個指示，是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指示起草過程中，毛澤東曾寫信給陳毅、劉伯承、聶榮臻，征求他們的意見，信中說：“此件根據你們意見補充了，雖長三千字，但較充實些。惟其中民兵、干部訓練方法等項具體辦法是否恰當，請再一閱提出意見，凡不大妥者均請指明，以便修改。”

同日

周恩來在延安就國共兩黨談判問題答新華社記者問，他說：“自林伯渠同志代表我黨中央赴渝談判，已經兩月，一切問題尚在繼續商談。林同志經西安時，國民政府曾派張治中、王世杰兩先生前往接洽。至重慶后，我黨中央經林同志手提出書面意見交張、王轉交國民政府。嗣得張、王轉來政府提案，內容相距尚遠。我黨中央現正研討復案，期謀合理解決。所謂合理解決，即是于團結抗戰及促進民主有利，在此原則下，我黨無不樂于商討也。”

同日

《解放日報》本日和二日連載蕭三寫的《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