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05）

5月20日

在中共中央黨校第一部作關于時局問題的報告，對國際國內形勢進行分析，指出：目前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都是反法西斯力量上升，人民革命力量上升，所以就全世界來說是勝利快要到來，就中國來說也是勝利快要到來。目前我們就是如何迎接勝利，因此要特別強調兩個問題。一是要防止驕傲。驕傲是最害人的，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上了驕傲不少的當。驕傲像一個包袱，什么人都可以背上這個包袱。現在是要放下這個包袱，放下這個包袱才能接近群眾。我們每個同志都不要驕傲，不要只看到自己的長處，要隨時看到自己的不足，隨時學習。二是要打開思想，善于思索問題。如果大家放下了驕傲這個包袱，能接近群眾，可是不能替群眾解決問題，還是沒有用。現在就是要大家多想問題，才能解決問題。

5月21日

擴大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七中全會的兩項任務，即準備七大和在全會期間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作工作報告，講抗日準備時期和抗戰時期的主要問題，指出：這兩個時期我們的目的就是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而奮斗。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的方針就是發展自己，團結友軍。這個方針最初決定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窯堡會議，直到現在都為執行這個方針而斗爭。關于發展自己，即發展八路軍新四軍及其根據地，以此為代表中華民族打擊日軍的中心力量，中央曾做過很多工作來說服反對這個方針或不積極執行這個方針的同志。事實說明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中國的抗戰決不能有今天。關于團結友軍，我們始終站在團結國民黨抗日的立場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則要同它斗爭。在反磨擦中，我們是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使磨擦斗爭歸于緩和，將國民黨引導到對敵斗爭目標上去。我們發展八路軍新四軍及其根據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團結友軍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確的。今年軍事仍以精練為主，明年準備發展，并占領一批小城市，在獲得美國配合時，準備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會議通過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七中全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及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會議決定，在全會期間由主席團處理日常工作，中央書記處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職權。會議同意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提出的關于黨內歷史問題的六點意見，并形成決議。會議通過七大的議程及報告負責人，政治報告——毛澤東，組織及修改黨章報告——劉少奇，軍事報告——朱德，黨的歷史問題報告——任弼時，統一戰線報告及公開講演——周恩來。除政治報告不設準備委員會外，會議同意中央書記處提議的其他四個報告的準備委員會的名單。六屆七中全會從本日開始，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結束。

5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辦公廳在中央黨校大禮堂為陜甘寧邊區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的代表舉行的招待會，接受職工代表的獻旗和獻詞，并發表講話。講話指出：五年前邊區才真正開始有了一點工業，當時只有七百個工人，現在有一萬二千個工人，所以邊區工業的進步是很快的。它的數目雖小，但它所包含的意義卻非常遠大。誰要不認識這個最有發展前途、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變化的力量，誰的頭腦就是混沌無知。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需要工業。要使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需要工業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中國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業。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敢于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侮我們落后。因此消滅這種落后，是我們全民族的任務。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抗擊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敵軍，百分之九十的偽軍，這方面我們是有經驗有成績的。但是經濟工作，尤其是工業，我們還不大懂，可是這一門又是決定一切的，是決定軍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這一切東西的，是決定社會變化的。因此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應該學習經濟工作，其中許多人應該學習工業技術。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不關心工業，不關心經濟，也不懂別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對這些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只會做一種抽象的“革命工作”，這種革命家是毫無價值的。我們應該反對這種空頭革命家，學習實現中國工業化的各種技術知識。

同日

林伯渠將中共中央提出的關于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二十條送交張治中、王世杰，張、王以二十條如此寫法無異暴露政府之罪狀為借口，拒絕接收和轉呈國民黨政府。二十三日、二十五日，林伯渠連續致電毛澤東，匯報張，王拒不接收和轉交二十條等情況。

5月24日

出席延安大學〔1〕在陜甘寧邊區政府大禮堂舉行的開學典禮，并在會上講話，指出延安大學應為抗戰及邊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服務。他說：現在邊區教育已經開始走上軌道，這是與邊區及各個抗日根據地的進步有聯系的。所有我們一切工作，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延大是設有政治、經濟、文化等學科的大學，學生要學習政治、經濟、文化，要準備去做政治、經濟、文化的工作，要為實際服務，不要犯教條主義。他指出：“共產黨人在工作中有缺點錯誤，一經發覺，就會改正。他們應該不怕自我批評，有缺點就公開講出是缺點，有錯誤就公開講出是錯誤。一經糾正之后，缺點就不再是缺點，錯誤也就變成正確了。”

〔1〕一九四三年四月，魯迅藝術文學院、自然科學院、民族學院和新文字干部學校先并入延安大學。一九四四年四月，行政學院也并入延安大學。

5月27日

關于艾青寫的《秧歌劇的形式》一文，致信胡喬木：“此文寫得很切實、生動，反映了與具體解決了年來秧歌劇的情況和問題，除報上發表外，可印成小冊，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為擴充幾句，請與作者商酌。”

5月30日

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會議決定向七中全會提議，七大應增加關于城市工作的議程，該項議程的報告和決議，應從抗戰的需要和黨的任務出發，提出目前敵占區城市工作的重要性，聯系到對過去城市工作的批判。

5月31日

關于修改中共中央提出的解決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二十條，致電林伯渠，指出：“（一）為尊重張、王意見，以利談判，以示我方希望解決問題之誠意，特修改文件內容詞句，請再次提交張、王。（二）請向張、王聲明，擁蔣及執行四項諾言等屢經申明，故未重述于上次文件中。為尊重他們意見，故將其加入于此次文件。又二十條均屬事實，請求政府解決極為必要，為尊重他們意見，改為十二條，其余八條，作為口頭要求，仍請政府考慮解決。（三）如彼方再不接收與解決，則曲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誠意可大白于天下。”

5月

中共中央《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于本月開始。這項工作在毛澤東領導下進行，日常工作由任弼時主持。毛澤東確定關于起草《決議》的指導思想，并提出許多重要的思想理論觀點。一九四一年由他起草的《結論草案》，是這個決議的最初藍本。《決議》的起草，曾幾易其稿，毛澤東作過多次修改，并經過黨的高級干部的多次討論和其他人的修改，歷時一年。《決議》是一個集體創作。

同月

對中共中央黨校即將到前線去的學員講話。毛澤東說：在整風中有些同志受了點委屈，有點氣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經進行了甄別，還生氣不講團結，這就不好。整風中的一些問題，是則是，非則非，搞錯了的，摘下帽子，賠個不是。講到這里，毛澤東向大家敬禮賠不是，并說：同志們，我舉起手向大家敬個禮，你們不還禮，大家想想，我怎么放下手呢？這時全場起立鼓掌。

同月

在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領導下，晉察冀日報社編輯的《毛澤東選集》一至五卷出版，編選的大部分是毛澤東抗日戰爭時期的著作。

6月3日

復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1〕五月二十三日來電，指出：“完全同意你們對時局的估計與對談判的方針，你們的意見和我們是一致的。”“修正文件雖然去掉八條，但主要內容未變，又可借此重開談判，如再不接收，則曲在彼方，那時準備由延安用電報拍給蔣。”“會見華萊士〔2〕及拉鐵摩爾〔3〕時可以新十二條及口頭提議八條均告知他們。”

6月5日

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會議討論和通過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不占領大城市與交通要道，不能驅逐日寇出中國”。現在必須認識，從大城市與交通要道驅逐日軍的任務，“有些只有依靠我黨才能勝任，有些主要依靠我黨才能勝任，依靠國民黨是無望的”。因此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區黨委“必須把城市工作與根據地工作作為自己同等重要的兩大任務”，“必須把爭取敵占一切大中小城市與交通要道及準備群眾武裝起義這種工作，提到極重要地位”，“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獲顯著成績，準備配合世界大事變，在時機成熟時，奪取在有我強大軍隊與強大根據地附近的一切敵占城市與交通要道”。毛澤東在會上對指示作了說明，他說：占領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這個任務的提出，是以以下情況作為出發點，即：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抗擊了四分之三的敵軍，根據地人口有八千多萬，整風和生產取得了成效，國民黨在精神上物質上都下降，湯恩伯一敗如水，英、美輿論和民主政團同盟都同情我們，國民黨內部有分化。現在如不提出這個任務，則我們在抗戰中將犯大錯誤。但根據地在這一年內的主要任務，還是鞏固而不是發展。將來為了團結群眾，也可以在共產黨以外組織一種陣線。會議決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員會，彭真為主任，并建議七大的議程增加城市工作一項。

〔1〕王若飛，當時是參加國共談判的中共代表。

〔2〕華萊士，當時任美國副總統，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日到達重慶訪問。

〔3〕拉鐵摩爾，美國國務院戰時情報局太平洋分局局長，隨同華萊士訪華。

同日

林伯渠與張治中、王世杰會談。林伯渠將中共中央修正后的關于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書十二條（附口頭要求八條）遞交張、王。張、王表示不接收，經林據理力爭后才收下，但仍聲言不能轉報國民黨政府。同時，張、王將《中央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交林伯渠。六日，林伯渠致信張、王，指出國民黨政府提示案與中共中央的十二條意見相距甚遠，但但愿將這一提示案報告中共中央，并再次要求張、王將中共中央的十二條轉報國民黨政府。十五日，張治中、王世杰致信林伯渠，說已將中共十二條意見轉報國民黨政府，但堅持解決辦法只能按國民黨政府提示案辦理，不能變更。至此，談判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