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01）

1943年

五十歲

1月1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在中央大禮堂舉行干部晚會，進行團拜慶祝新年，并歡迎劉少奇從華中回到延安。毛澤東出席晚會并講話，指出一九四三年在前方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任務是戰斗、生產、學習，在后方陜甘寧邊區的主要任務是生產和學習。號召大家努力工作，發展生產和教育，援助前方，爭取勝利。

同日

致電周恩來、林彪，告知與鄭延卓談話的情況：“鄭延卓在延兩星期，明日返渝。我同他談了兩次，表現尚好。參觀了許多地方，接談了幾十個人。據稱：觀感與外邊所見兩樣。談到邊區，我說區域維持現狀，人員加以委任。談到軍隊，我說應編四軍十二師。此外停捉停打停封，發餉發彈發藥，也說到了。”“談到三民主義，我說現應實行七分資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義，議會制的民權主義。談到社會主義，我說將來要實行的，現在無條件。”“他要求我給蔣一信，我答應了”。

1月5日

復電陳毅、饒漱石，同意他們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來電提出的在日軍大舉“掃蕩”的嚴重形勢下新四軍可能被迫在某些地區作分散布置的計劃，“惟浙東方面不宜去574人”。電報還指出：“整個抗戰，尚須準備兩年，你們須想各種辦法熬過兩年，保持我軍基本骨干，不怕數量減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勝利。我們正與國民黨談判，將新四軍編為八路一個軍，取得合法地位，并答應國民黨于勝利后開至黃河以北，以期繼續合作，共同建國。”

1月6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彭德懷并轉張際春〔1〕，指出：“同意北局決定及際春亥馬〔2〕電意見，抗大總校應即結束，除連排級以下學員及陸中〔3〕編為抗大六分校，徐深吉任校長，袁子欽任政委，歸劉、鄧領導外，其余營級以上學員，總校在職干部及圖書（帶重要的）材料，一部基金，應統由際春負責帶來延安。”后張際春調任北方局宣傳部部長。總校一千多名教職員改由副校長何長工率領，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發，在三月上旬到達陜北綏德縣。

1月10日

關于中共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的生產總結與生產計劃，復信王中〔4〕：“你送來的材料很有用。這是小集體生產與個人生產，我還要整個敵工委的‘一九四二年的生產總結與一九四三年的生產計劃’，以便看出全般情形，請通知有關同志在十天內外做好交我。做這個總結與計劃時，應包括（一）全機關生產，（二）小集體生產，（三）個人生產，當然主要的是全機關生產。其中要指出成績，又要指出缺點，

〔1〕張際春，當時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主任。要有自我批評。”

〔2〕亥馬，即十二月二十一日。

〔3〕陸中，即抗大總校附設陸軍中學，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河北省邢臺縣成立。

〔4〕王中，當時在中共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負責行政管理工作。

1月11日

修改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即將召開的晉察冀邊區第一屆參議會準備發布新的施政綱領給晉察冀分局的復電。復電指出：“二十九年〔1〕發布之施政綱領在群眾中有很大影響，并且直至現在還是適用的。目前不但不應發布和舊綱領并無多大區別的新綱領，而且不應對舊綱領條文有所修改，致影響舊綱領在群眾中的威信。此次參議會可發一宣言，此宣言由參議會中共黨員發起，邀黨外人士聯署向參議會提出通過，然后發表。宣言中擁護二十九年之施政綱領，同時對二十九年綱領中未包括之事項加以敘述。”

〔1〕即公元一九四○年。

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討論國共談判問題時，發言指出：據周恩來、林彪一月十日來電，現在中心問題是：（一）是否答應以何白“皓電”及國民黨中央提示案作為談判的基礎，（二）是否答應以李先念部調江北作為于學忠部移出山東的交換條件。會議認為調防事實上難以辦到，決定由毛澤東起草給周恩來、林彪的復電，將情況進一步詢問清楚后，中央再討論決定。毛澤東在會上還說：去年中央工作改變為以全國工作為主，少管延安的日常工作，并開始經過報紙來指導工作，今年中央各部委更要重視利用報紙來指導工作。會議決定調陳伯達兼任毛澤東的學習秘書，專門研究經濟問題。

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閉幕會，作關于領導問題的講演。毛澤東用“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兩句話，闡明領導的真實意義，指出黨的領導就是集中人民意見，經過思考研究變成黨的意見，然后又把黨的意見拿到人民中去實現，這就是所謂群眾觀點和領導藝術，就是真正理論與實際的聯系。

同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對領導經濟建設成績卓著的王震等二十二人給予獎勵，毛澤東分別為他們在獎狀上題詞，其中有：“有創造精神”，“實事求是，不尚空談”，“忠實努力，不夸不驕”，“一刻也不離開群眾”，“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生產教育，兩者兼顧”，“為群眾謀福利”，“艱苦奮斗，不屈不撓”。

1月16日

根據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意見，復電周恩來、林彪，請答復有關與國民黨談判的幾個問題，其中有：“彼方提出以前年提示案為談判基礎及以何、白為主持人，除面子問題外，是否還有借以拖延之目的？”“我向陳宏謨向鄭延卓幾次表示部隊目前絕對（絕對）無法移動，不是不愿移，而是無地方，無路走”；“似宜一口咬定鐵一般事實，暫時不動將來必動為有理有利”。“具體解決問題的時機目前是否已經成熟？是否再等一下（蘇聯更勝利，國黨抗敵更需要我們）較為有利？”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復電李先念、任質斌〔1〕：“敵對大別山發動‘掃蕩’是暫時的，現已向后撤退，我們不可乘機取利，只應收回被侵占地方，協助友軍擊敵，以利兩黨談判。”

〔1〕任質斌，當時任新四軍第五師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

1月18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彭德懷、滕代遠，朱瑞、陳光、羅榮桓，轉去于學忠的一份反映與八路軍沖突的電報，要他們一定制止八路軍與原東北軍的沖突。

1月25日

復彭德懷去年十二月十八日來電，指出：（一）“我們應爭取在抗戰后與國民黨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七七’宣言是在這個基點上發的”。“去年九月蔣約我見面，派了林彪去，現尚未回；到適當時機，我準備出去見蔣，以期談判成功”，也是從這個基點出發的。“就是精兵簡政，除當前作用外，也有這個作用，我們既不準備打內戰，無須多兵，兵少又可減輕國民黨的畏懼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國人民的覺悟，如果人家要打，我們也有恃無恐。”（二）“民主政權的實質是改善人民的經濟生活與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二者均為抗戰。改善生活的條件，一是減輕農民對地主的負擔，即實行減租減息；二是減輕農民對政府的負擔，即實行精兵簡政與發展一部分公營經濟；三是認真幫助農民發展農業生產及副業生產，增加農民的糧食收入及副業收入。各根據地上對這幾件事都有很多工作可做。陜甘寧邊區的中心工作是經濟與教育二項，敵后各根據地的中心工作是戰爭、經濟與教育三項。”（三）“教育以對象分，有干部教育、國民教育等項，目前重點應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應放在國民教育上（不是不要國民教育）。以內容分，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軍事教育，文化教育等項，而對于干部，特別就目前時期說來，應著重思想教育，其辦法就是整風學習與審查干部，這是建黨的基本政策。”“整風，主要是整高級干部（犯思想病最頑固的也是這些干部中的人）”，其次是中級干部，再次才是下級干部。“有些根據地把這個方向弄顛倒了”。“如果能在今明兩年（抗戰勝利前）經過整風與審查，將多數高級及中級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黨與軍的骨干，那我們就算是勝利了。保存骨干與教育骨干這是今明兩年的兩個嚴重任務，高級負責人必須抓住這個方針。”

1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會議決定：為了慶祝中美、中英分別簽訂《關于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與換文》和《關于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與換文》，委托王稼祥為中央起草一決定，公開發布，另對黨內發一指示；同意陳紹禹提出的赴蘇聯治病的要求，并電告共產國際征詢意見。

1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慶祝中英中美間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決定》，并決定舉行慶祝活動；會議決定調艾思奇任《解放日報》第四版編輯主任，并增印一千份《解放日報》。會議還討論整風和審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