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02）

3月初

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批準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籌備處〔2〕提出的農講所章程。推定鄧演達、毛澤東、陳克文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常務委員，負責管理全所工作〔3〕。

3月2日

出席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農民問題討論會第三次常會，被推定為關于紅槍會調查訓練委員會主席委員。十六日，出席農民問題討論會第五次常會。連瑞奇報告說：紅槍會調查訓練委員會已開始工作，查得現有紅槍會幾十人，已集中開會，不久就要接受訓練。

〔1〕AB團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為目的的國民黨右派組織，存在時間不長。

〔2〕籌備處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在武昌成立，籌備委員為毛澤東、周以栗、陳克文。二月下旬，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七十六次會議決定，將籌備中的湘、鄂、贛三省農民運動講習所擴大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

〔3〕農講所學生陳雷一九六七年回憶說：農講所“當時三個常務委員，鄧演達、陳克文、毛澤東，實際是毛澤東領導”。佟蘭昌也說：“農講所的常委共三人，除毛澤東同志外，還有鄧演達、陳克文，毛澤東同志是學校的主要負責人，這一點很準確。”關于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和籌備處的情況，一九二七年《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紀念特刊》有如下記載：創辦農所，“當時首倡此議的，乃為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親赴江西、湖北、湖南，向三省黨部建議，在武昌合辦農所，三省黨部自然都表贊同”，“并由湖南省黨部提議，組織湘、鄂、贛農民運動講習所籌備處，籌劃進行”。

3月5日—

4月3日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全文在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刊物《戰士》周報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連續刊載。報告明確指出革命黨人要極端重視農民斗爭，要支持農民的革命舉動，特別提出貧農大群眾是革命的先鋒、中堅和元勛，肯定湖南農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動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報告說：“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報告說：“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在革命時期農民的一些所謂“過分”舉動，正是革命的需要。“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干。地主政權既被打翻，族權、神權、夫權便一概跟著動搖起來。”報告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同時對農村革命后的建設也提出一些積極的主張。《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于三月間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漢口《民國日報》的《中央副刊》先后發表其中的前兩章；三月二十八日，《湖南民報》開始連載；四月，漢口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瞿秋白作序〔1〕出版單行本；五月和六月《共產國際》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轉載了《向導》刊印的《報告》〔2〕。這篇文章全文編入《毛澤東選集》。

3月5日

湖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在武昌舉行預備會議，徐謙、孫科、顧孟余、毛澤東、林伯渠、鄧演達、唐生智、李漢俊被聘為大會名譽主席。

3月7日

出席國民黨在漢口召開的二屆三中全會預備會議。蔣介石不按時從南昌來漢口并企圖阻撓全會的召開。毛澤東、吳玉章、惲代英、董必武、徐謙等堅持如期開會，譚延闿等主張待蔣介石、朱培德由贛來鄂后再開。會議討論確定，八、九兩日開提案審查會，十日正式開全體會議，屆時無論蔣介石等是否到會〔3〕，會議均按時舉行。會議還通過毛澤東關于在大會期間，政治委員會會議停止開會，

〔1〕瞿秋白在序言中說：“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斗，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

〔2〕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雜志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共產國際》先后以《湖南的農民運動（報告）》為題，轉載《向導》刊載的《報告》。英文版的編者按說：“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當時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擴大全會上談到這篇《報告》時說，“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經讀過我們的一位鼓動員記述在湖南省內旅行的報告了”，這篇《報告》“文字精煉，耐人尋味”。

〔3〕后來蔣介石沒有到會。

如有重大事故發生由主席團〔1〕全權辦理的提議。

同日

鑒于江西、湖北、江蘇、河南、河北及東北三省到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報到的學員已有四百余人，農講所常務委員會決定先期開班上課，以應各省之急需。聘請周以栗為教務主任，陳克文為訓育主任，季剛為事務主任，郭增昌為總隊長。本期講習所根據當時農民運動發展的需要，共設二十八門課，毛澤東負責講授“農民問題”、“農村教育”。本屆農講所主要增加農民自衛、鄉村自治等課程。課外理論研究，側重討論土地問題、武裝問題、農村自治問題、農村教育問題。每日進行軍事訓練四小時。

3月9日

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提案審查會議，討論改選常務委員會、政治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等問題，以提交三中全會討論決定。會議認為，軍事委員會必須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統一領導之下，反對“黨國大政，無不總攬于一人”〔2〕。

3月10日

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開幕會。會議確認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由廣東遷武漢期間，聯席會議各項決議繼續有效。通過《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對于黨務、政治、軍事行使最終議決權。”會議遞補毛澤東、周啟剛、夏曦、許甦魂、鄧演達、董必武六名中央候補執委有表決權〔3〕。

〔1〕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預備會議選舉徐謙、譚延闿、孫科、宋慶齡、顧孟余為主席團委員。

〔2〕據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日漢口《民國日報》刊登的二屆三中全會會議錄稱：自去年五月十五日開會以后，“黨權旁落，只見個人意志，不見黨的意志，只有個人的自由，毫無黨的自由”。“自設總司令以來，黨國大政，無不總攬于一人”。

〔3〕二屆三中全會共開會七次，因到會中央執行委員不足法定人數，毛澤東四次被遞補有表決權。

3月11日

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第二日會議。會議改選常務委員會、政治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委員和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改選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和中央黨部各部長。會議決定常務委員會不設主席，實行委員制。會議通過毛澤東關于“國民政府委員名額與選舉，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的提議，改變過去國民政府委員由政治委員會或常務委員會推選的情況。

3月13日

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第三日會議。會議宣布蔣介石辭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政治委員會主席。討論并通過《統一革命勢力的決議案》，提出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聯席會議須立時召開，以討論統一民眾運動、共同負擔政治責任、派代表出席第三國際會議等問題。

3月14日

關于湖南集美堂翻印《農民叢刊》給湖南省農民協會的信，在《湖南民報》發表。信中提出，《農民叢刊》為非賣品，如需翻印，必須具備下列三個條件：“一、由貴會審查，將已失時效之本，如《湖南農運目前之策略》等，抽出不印。二、價錢不能過高，只能取得印刷費及紙費。三、須經貴會審查，不許錯誤。”

3月15日

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第五日會議。會議討論鄧演達、陳克文、毛澤東提出的農民問題案和對農民宣言。毛澤東多次發言，提出在鄉村應組織鄉村自治機關，并采取委員制；祠產要收歸公有，“祠產如不收歸公有則對宗法社會不能與以大打擊”。主張由大會批準實施湖北省黨部提出的懲治土豪劣紳條例，說：“土豪劣紳，必須以革命手段處置之，必須有適應革命環境之法庭。最好由農民直接行動，和平辦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紳的。故亟應頒布此條例，以便推行各省。”這一主張，得到會議批準。毛澤東、鄧演達、吳玉章被大會主席團指定組成查處陽新慘案〔1〕委員會。會議還作出裁撤軍人部、任命鄧演達為總政治部主任等項決議。

〔1〕陽新慘案，指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湖北陽新縣的土豪劣紳帶領匪徒幾百人進城捉拿并以酷刑殺害農協干部、工會干部及同情農工運動的縣警備隊長共九人的慘案。

3月16日

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第六日會議。會議通過《對農民宣言》和《農民問題決議案》。宣言指出：中國國民革命最大部分目標是解放農民，以完成民主革命。地主階級是一切反革命派的真實基礎。革命需要一個農村的大變動，“使農村政權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移轉到農民的手中，在鄉村中建設農民領導的民主的鄉村自治機關”。要推翻封建勢力使這個斗爭的勝利得到保障，“則農民得到武裝實為重要條件之一。農民應有自衛的武裝組織。”封建地主階級的武裝均須解除，交與農民。宣言說：農民在政治斗爭勝利之后，經濟斗爭便隨著開始。“革命的進展，農民的要求已是很迅速的由初步進到了第二步，即在許多地方已發生嚴重的土地問題。”我們要“擁護農民獲得土地之爭斗，至于使土地問題完全解決而后止”。宣言強調指出：“中國的農民問題，其內容即是一個貧農問題。”這個廣大的貧農階級之存在，即為革命動力的要素。貧農問題不解決，革命將終久沒有完成的一日。“貧農問題的中心問題，就是一個土地問題。”會議通過的《農民問題決議案》規定了十項具體措施〔1〕。

〔1〕十項具體措施是：一、政府應立即著手建立區鄉自治機關；二、區自治機關內應設立土地委員會；三、所有鄉間不屬于政府軍隊之武裝團體，必須隸屬于區或鄉之自治機關；四、減租百分之二十五；五、區鄉公地及廟產，政府應下令飭其交給區鄉自治機關管理；六、政府應嚴重處罰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及一切反革命者，并應依法沒收其土地財產；七、改革舊有田稅法；八、政府應明令禁止高利盤剝；九、政府應準區鄉自治機關有管理糧食出口及保存一部分糧食之權；十、政府應加緊實現民主司法制度和解決貧農土地問題之具體辦法。

3月17日

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閉幕會。在討論軍事政治學校議案時，毛澤東提出：“黃埔學生皆黨員，似不必有同志會之設立。凡同學會、同志會皆封建思想之遞嬗，已不適宜于今日，故應規定軍事政治學校及各分校，不應有同學會、同志會設立之一條文。”會議就此作出決定：“凡黨立各學校不得有同志、同學、同鄉會之設立。”

3月18日

應邀出席在武昌舉行的河南武裝農民代表大會第三日會議，并向會議作湖南農民運動狀況報告。會后往漢陽兵工廠參觀。

同日

晚七時，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聯合召開歡迎鄂豫兩省農民代表大會。出席會議一千余人。毛澤東向大會致詞：“農民利益與地主利益沖突。在湖北一派國民黨同志主張農民利益，近幾日中央全體會議最重要的議案是通過了懲治土豪劣紳的條例。我們要打倒土豪劣紳，就要援助這派主張農民利益的。”

3月26日

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全體員工，對蔣介石及其仆從蹂躪黨權，摧殘農工，制造陽新、贛州慘案〔1〕異常憤激。本日上午，全體學生八百人齊赴國民黨中央黨部請愿，要求保護農工民眾，依法懲辦蔣介石，肅清一切反動分子。下午，農講所召開追悼陽新、贛州死難烈士大會。毛澤東發表演說：“在這革命勢力的范圍內，竟不斷地演出慘殺農工的事實，由此可證明封建的殘余勢力，正準備著秣馬厲兵，向我們作最后的掙扎啊！從今日起，我們要下一決心，向那些反動分子勢力進攻，務期達到真正目的。這是在今日追悼大會中，我們應該接受的責任。”

〔1〕贛州慘案，指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國民黨新編第一師黨代表倪弼槍殺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贊賢、搜查總工會、通緝總工會委員中的其他共產黨員事件。

3月28日

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身分出席中央農民部召集的有各省農運負責人參加的全國農民協會籌備會議。會議認為：全國農民運動發展極快，需要有中心領導機關，以收進行劃一及勢力團結之效。會議決定：組織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有執行全國農民協會之職權并負責籌備全國農民代表大會。

3月30日

根據全國農協籌備會議決定，湘、鄂、贛、粵四省農協執行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組成全國農協臨時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共十三人，鄧演達、譚延闿、陸沉、毛澤東、譚平山為常務委員。

3月

同鄧演達、陳蔭林、周以栗等受聘為湖北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

同月

將本年一月在湖南調查的佃農生活情況，整理成文，以《中國佃農生活舉例》〔1〕為題，作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叢書發表。該文從假定一戶典型佃農的情況出發，計算其一年的各項支出和收入，田租按通例交十分之七，得出關于中國佃農生活情況的一般結論：“這種小部分靠正業大部分靠副業，計算起來每年虧折一長項之佃農生活，在中國現時重租制度之下，是極其普遍的。”“這就是中國佃農比世界上無論何國之佃農為苦，而許多佃農被擠離開土地變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1〕《中國佃農生活舉例》，收入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