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聊城

　　聊城地處冀魯豫三省交界處，是一個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重大貢獻的革命老區。毛澤東沒有到過聊城，但他博覽群書，對聊城的一些歷史典故、名人等如數家珍；他運籌帷幄，多次將關注的目光投向聊城，指導聊城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他氣度恢宏，幽默健談，與聊城人傅斯年、朱光相談甚歡。
　　毛澤東對聊城的瞭解
　　聊城是一塊古老而又人傑地靈的土地。毛澤東對聊城的人文歷史、風土人情非常熟悉。
　　毛澤東知道聊城曾叫東昌府。1958年8月上旬的一天，來山東視察工作的毛澤東，在聽取中共聊城地委書記朱永順等人的工作彙報前，曾問朱永順：“聊城過去叫東昌府，是嗎?”朱永順說是。毛澤東問：“為什麼叫東昌府?”朱說不知道。毛澤東就講了為什麼叫東昌府的典故，並說“東昌府是當年梁山好漢活動的地方”，還給大家講了幾段梁山好漢在東昌府一帶活動的故事。
　　毛澤東瞭解“壽張”的來歷，知道壽張歷史上有個九世同堂的張公藝。1951年6月17日，毛澤東邀中共聊城地委宣傳部部長司洛路到中南海家中做客。入座後，他首先向司洛路瞭解聊城地委書記是誰、聊城地委管哪些縣、壽張縣是否歸聊城地委管等有關情況，司洛路一一作了回答。毛澤東接著問：“你知道為什麼叫‘壽張’嗎?” 司洛路便把當地流傳的民間傳說講了一遍。聽完司洛路的講述，毛澤東搖了搖頭，就自己講了有關“壽張”的傳說：“壽張縣，原來叫壽良縣。唐朝出了個女皇帝叫武則天，相傳她有一個丞相姓張。這個丞相過90歲生日時，武則天給他賀壽，把一塊地方給了他，這個地方就取名叫‘壽張’”。 1958年8月，毛澤東還曾問中共壽張縣委書記劉傳友：壽張歷史上有個張公藝，九世同堂，有沒有這回事?
　　毛澤東對茌平籍唐初大臣馬周十分欣賞，認為馬周的才德，堪與薑太公、賈誼、蘇軾相媲美。毛澤東在讀《新唐書》的《馬周傳》時，讀至馬周上疏那一頁，在其天頭處寫下：“賈生《治安策》以後第一奇文。宋人萬言書，如蘇軾之流所為者，紙上空談耳。”毛澤東對馬周的評價之高，竟至“第一”，而且不惜貶抑蘇東坡以作對照性褒揚。這還不算，針對這篇傳記所謂馬周才能不及傅說和呂望的結論，毛澤東批註：“傅說、呂望何足道哉，馬周才德，迥乎遠矣。”傅說是由奴隸而成為商朝宰輔的，呂望是協助周武王滅紂的薑太公，馬氏超逾薑太公，可見其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
　　毛澤東知道聊城在抗日戰爭時期有一大片“無人區”。1942年春至8月，由於日軍侵略和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災、蝗災，魯西北冠(縣)堂(邑)公路兩側、馬頰河兩岸，一度出現了涉及莘縣、冠縣、聊城、堂邑4縣10餘個區1100多個村，約1500平方公里的“無人區”。1951年6月17日，毛主席向司洛路問起了這片“無人區”。聽完簡要彙報後，他潸然淚下，叮囑司洛路：“你回去以後，向那個地區的廣大群眾講，就說我關心他們。”
　　毛澤東還知道“打虎英雄武松的故鄉”陽穀縣，對冠縣的“千古奇丐”武訓也有過獨到的評價。
　　毛澤東對聊城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指導
　　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對聊城地區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給予了密切關注和指導，肯定了一些成功經驗，也批評了一些錯誤作法。
　　抗日戰爭初期，按照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中共魯西北黨組織與國民黨山東省第六區(聊城)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範築先結成了統一戰線，在魯西北平原開展抗日遊擊戰爭，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魯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支持。1938年4月21日，毛澤東與洛甫、劉少奇指示劉伯承、徐向前、鄧小平等：“在範專員……的地區，仍有原來的政府，應即通過統一戰線的推動，迅速改造與加強政府，使之成為人民的抗日政府，吸收堅決有能力的分子參加進來，洗刷腐化無能的分子，使政府部隊人民密切聯繫起來” 。5月，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這篇著作中，毛澤東指出：“……山東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經發展了廣大的遊擊戰爭，是平地能夠發展遊擊戰爭的證據”，充分肯定了魯西北抗日遊擊戰的重要意義。
　　同年春，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黎玉去延安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彙報工作。毛澤東對魯西北的工作極為關心，親自寫信給範築先，並要黎玉面交範築先。毛澤東在信中肯定了範築先在敵後堅持抗戰的重大貢獻和深遠影響，鼓勵他堅決抗戰到底。10月下旬，黎玉等途經聊城時，面交了毛澤東給範築先的親筆信。範築先非常高興，連聲說：“感謝毛主席的關懷，感謝毛主席的關懷!”在第二天的歡迎大會上，範築先致詞說：毛主席寫親筆信給我，使我感到無上光榮。今後一定不辜負毛主席的關懷和教導，在抗戰中一定做出更多的貢獻。
　　1938年11月15日，日軍攻陷聊城，範築先以下700餘將士壯烈殉國。聊城失陷的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立即指示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凡是魯西北派來學習的幹部，迅速離校返回原地做抗日工作。11月24日，毛澤東等4名中央領導人，聯名簽發《中共中央對範築先部工作的指示》，指示朱德、彭德懷、左權、劉伯承、徐向前、朱瑞：“範築先如確犧牲，我應用一切辦法團結與鞏固其部隊，並實際幫助範區作戰。”“路東應派大員率領去範區，人選以向前、任窮二人之一為宜，隊伍以青年縱隊全部兩個團去為宜。”“即範未死，亦應派隊去配合，表示共患難之意。”“迅速促成以十支隊為基礎的團結其他部隊組成縱隊，成為魯西北抗戰及團結範部之核心。”據此，12月9日，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在冠縣組建由李聚奎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先遣縱隊。14日，陳賡率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第六八八團等部進至館陶、冠縣、丘縣一帶。1939年1月14日，中共魯西特委領導的第十支隊改編為築先抗日遊擊縱隊。築先縱隊在先遣縱隊統一指揮下，與八路軍其他部隊和地方武裝密切配合，堅持了魯西北抗戰。
　　新中國成立後，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從1950年10月起，聊城地區大張旗鼓地開展清查和鎮壓反革命分子的運動。1951年6月17日，毛澤東問正在他家做客的司洛路：“你們那裏鎮壓反革命的情況怎麼樣?還有沒抓起來的反革命嗎?群眾有沒有怕不鎮壓反革命的顧慮?”司洛路向毛澤東簡要彙報了聊城地區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情況，說還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沒抓起來，幹部群眾確有這樣的顧慮。毛澤東指出：“政府對反革命不會不鎮壓的，只是現在對抓起來的反革命分子，要進行審訊處理。你們要抓緊六、七、八三個月的時間，對已抓起來的反革命分子，該殺掉的殺掉，該判刑的判刑，該管制的管制起來。審訊處理後，再有反革命再抓，什麼時候有反革命就在什麼時候鎮壓。你回去以後，要告訴地委和幹部群眾，不要有顧慮。”
　　陽穀縣石門宋農業生產合作社是聊城地區建立較早的合作社之一，該社積極回應黨中央關於養豬積肥的號召，成為聊城地區養豬積肥的先進單位。1956年春，在山東省第二屆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代表會議上，該社副社長宋保恩作了題為《我們一個社養豬兩萬頭》的典型發言。1956年11月9日，毛澤東看了《農村工作通訊》第二期刊載的宋保恩的發言，寫到：“此文印發八屆二中全會各同志閱看。請各省、市、區負責同志注意：如果你們同意的話，就把這篇文章印發一切農業合作社，以供參考，並且仿照辦理。要知道，陽穀縣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鄉，可是這一帶沒有喂豬的習慣。這個合作社改變了這種習慣，開始喂豬。第一年失敗，第二年成功，第三年發展，第四年大發展，平均每人約有豬二頭，共計二萬頭。這個合作社可以這樣做，為什麼別的合作社不可以這樣做呢?”
　　毛澤東的批示和石門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材料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印發後，與會各省市領導進行了認真學習，紛紛表示會後要組織人員前去參觀。12月23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全文發表了毛澤東的這個批示，並以《賣豬收益十五萬多元，每畝田多施兩千多斤糞，石門宋農業社95%以上社員增加收入》為題，大篇幅報導了石門宋農業社養豬積肥的事蹟，這在全國引起了很大反響。從毛澤東批示到1960年5月底，全國各地到石門宋參觀學習、交流經驗的達2800餘起、30多萬人次，原蘇聯和朝鮮等國家也派代表團前來參觀。
　　1958年8月上旬，毛澤東來山東視察工作。期間，專門安排近兩個小時的時間，聽取了聊城地委書記朱永順和壽張縣委書記劉傳友、壽張縣臺前村黨支部書記劉秀印的工作彙報。當時，全國各地都在宣傳貫徹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精神和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爭取提前完成《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朱永順、劉傳友、劉秀印三人就主要圍繞如何實現《綱要》規定的糧食指標和棉花指標;如何按照農業八字憲法要求，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改變農業生產條件;如何大搞養豬積肥，以及如何加強防洪，確保黃河和漳衛河堤防安全，等等，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認真仔細地聽取了彙報，有時拿起鉛筆作些記錄，並不時插話和提問。他肯定了聊城地區翻沙壓淤改良土壤的作法，稱讚臨清縣老趙莊黎明農業生產合作社糧棉雙增產“很好”，認為聊城地區打井下泉利用地下水、擴大引黃灌溉利用地上水“雙保險”“辦法好”。
　　在“大躍進”的浪潮中，1958年10月，時屬聊城地區的範縣制定了《關於加速建成社會主義並到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規劃(草案)》。11月6日，毛澤東閱後作出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也可。陳伯達、張春橋、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看嗎?行路匪遙，一周可以往返，會後出征，以為如何?”會後，陳伯達等人經濟南、壽張，到範縣瞭解情況。12月，在武昌舉行中央會議期間，毛澤東聽取彙報後說：“加一個‘○’(即20年-筆者注)也不行。”對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提出了批評。
　　毛澤東曾多次接見聊城地區的幹部和各條戰線的英雄模範、先進人物，僅全國農業勞動模範曾廣福，就受到過十幾次接見。毛澤東在第一次接見曾廣福時，勉勵他“要不驕不躁，更好地為實行生產互助、增加農業生產而努力” 。
　　毛澤東與聊城人的交往
　　談到毛澤東與聊城，有必要提到與毛澤東交往的兩個聊城人，傅斯年和朱光。
　　1918年，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已是文壇健兒、學生界名人。這一年，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作管理員。一天，傅斯年到圖書館閱報，入室時循例簽名。毛澤東見傅名，遂表欽佩、幸會之意，兩人握手訂交。後來，毛澤東在湖南創辦《湘江評論》，傅斯年在北大創辦《新潮》雜誌，兩人遙相呼應，聲氣相通。
　　二十多年後，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由重慶飛至延安，與黃炎培等6人代表國民政府參政會與中共商談國是，受到毛澤東等人的歡迎。由於早年即與傅斯年相識，毛澤東特邀傅斯年單獨晤談。回首往事，二人談笑甚歡。毛澤東肯定和稱讚傅斯年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做出的貢獻，傅斯年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毛澤東笑笑，未當面作答。談話結束時，傅斯年請毛澤東題詞留念，毛澤東欣然答應。7月5日，傅斯年離開重慶，毛澤東驅車到機場送行。握別之際，毛澤東將親筆墨蹟贈予傅斯年。題詞是北宋詩人錢惟演的兩句詩：“不將寸土分諸子，劉項原來是匹夫。”對二人交談時傅斯年所說的話作了答復。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蔣介石三次邀請毛澤東去重慶會談。毛澤東到達重慶的第二天，傅斯年、黃炎培等赴延安的參政員拜訪了他。此後，雙方又有頻繁的接觸。
　　1948年底，南京國民政府開始安排人員撤退。傅斯年在撤至臺灣的人員名單中。傅斯年流連故土，難忘舊情，反復書寫陶淵明《種桑長江邊》之最後兩句“本不植高原，今日何複悔?”為去留猶豫三日。12月24日，傅斯年約見不願去臺的張鈺哲，托其妥為保存毛澤東贈予的那帖墨蹟。
　　朱光，原名趙金城，1914年生。歷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五軍第一師第三團副團長，延安炮兵學校總務處處長，第四野戰軍炮兵二師副師長等職。1950年10月，朱光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先後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炮兵二師副師長，師長。1955年被授少將軍銜。朱光在延安結識毛澤東的舅舅文玉欽的外孫女章淼洪，並喜結連理，所以說親論輩，朱光是毛澤東的表侄女婿。
　　1951年冬，章淼洪去中南海看望毛澤東，毛澤東問起朱光的近況。章淼洪說朱光剛從朝鮮回來，是向軍委彙報戰況的。毛澤東聽說後立即把朱光接到中南海，詳細詢問了戰況。毛澤東最關心的是敵機的活動情況，朱光彙報說:“在北朝鮮狹小的地面上每天都有千架次以上的敵機活動，一旦發現目標便輪番轟炸，我們沒有空軍，高射武器少，所以敵機很倡狂。”毛澤東追問：“到底是敵炮給你們造成的傷亡大，還是敵機給你們造成的傷亡大?”朱光說：“敵機帶給我們的主要不利是行動上的困難，至於直接造成的傷亡並不大。因為敵機不敢飛得太低，而且一般都是穿梭而過，再者我們部隊有巧妙的偽裝。最討厭的是敵炮校正機，它們盤旋在敵方陣地上空，偵察我方陣地情況，一旦發現目標便指揮敵炮轟擊。總的來說，敵炮給我們造成的傷亡大大超過敵機給我們造成的傷亡。”隨後，朱光把兩組傷亡數字報告毛澤東。毛澤東把手往桌子上一拍:“你這個統計數字很有說服力，以前好多人說敵機如何厲害，我就不相信。炮兵戰鬥在一線步兵的後邊，受敵機威脅大，尚且如此，一線步兵受敵炮火力威脅大，敵機對步兵造成的傷亡比例就更小了。”瞭解敵機的活動情況後，毛澤東還向朱光仔細詢問了部隊的運輸、生產、生活、飲食、紀律等情況。朱光一一作了彙報，整個談話進行了四、五個小時,中途朱光夫婦與毛澤東及他的保健醫生共進晚餐。
　　上世紀50年代，章淼洪是中南海的常客。一次，章淼洪請求毛澤東為朱光題詞。毛澤東展紙揮毫，寫下了“精益求精”四個大字。毛澤東的題詞很切合朱光所在的炮兵部隊的特點，其中寄予對朱光的殷切希望。後來，朱光夫婦一直把這幅墨蹟珍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