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運動 毛澤東親自修改各地“打虎”報告

1951年“三反”運動掀起中共執政後首場反腐倡廉鬥爭

　　1952年，毛澤東在《關於“三反”鬥爭展開後要將注意力引向搜尋“大老虎”》的電報中，提請全黨全軍全國注意，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各地要根據實際情況，得出“老虎”的估計數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個省、每個城市及大軍區單位都有一百只至幾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敗仗。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關於結束“三反”運動的報告》，經審理，最後共有9942人判處有期徒刑，67人判處無期徒刑，9人判處死刑緩期執行，42人判處死刑。
　　批轉東北局的報告，親自抓“三反”鬥爭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及時地向全黨發出警告：“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1951年，毛澤東的警告言猶在耳，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就開始在黨內滋生和蔓延。毛澤東決定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在黨、政、軍機關內部開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後開展的第一場針對自身的反腐倡廉的運動。
　　東北是中共最先奪取政權的地區，剛剛走上領導崗位的黨的一些幹部，在物質和金錢的誘惑下，便開始紛紛敗下陣來。1949年，在瀋陽市就有3629人有貪污行為，東北貿易部的贓款竟達5億人民幣(指舊幣。1955年3月1日發行新幣，新幣1元等於舊幣1萬元)。同時，新政權中存在著嚴重的浪費現象，官僚衙門的習氣也十分盛行。
　　東北局書記高崗最先看出東北存在著的腐敗現象。1951年8月31日，他在東北局的黨員幹部會議上極有針對性地作了《反對貪污、反對官僚主義》的講話。
　　毛澤東通過閱讀高崗的報告，敏銳地覺察到，東北問題對於全國既具有典型性，更含有普遍性。1951年11月2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轉發全國各地的電報時指示：
　　“茲將高崗同志於本年11月1日所作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深入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一件發給你們，中央認為這個報告是正確的。請你們重視這個報告中所述的各項經驗，在此次全國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
　　緊接著，《人民日報》發表《向貪污行為作堅決鬥爭》的社論，公開提出：“全國各地都應該迅速行動起來，展開一個堅決反對貪污的鬥爭，來徹底消滅一切貪污現象。”
　　這時，各地反映黨員幹部貪污受賄腐化墮落的報告，一份接一份地呈送到中央。毛澤東在閱讀這些報告後，更加確定了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決心。這種決心在他給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報告的批語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他說：“自從東北局揭露大批的貪污犯以後，我們已告訴你們嚴重地注意此事。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務請你們加以注意。”
　　在閱讀了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第二書記劉瀾濤的報告後，他的心情更是難以平靜。報告中列舉的河北省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前任書記劉青山嚴重貪污犯罪的事實，觸目驚心。
　　毛澤東親自抓“三反”鬥爭，要求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必須向中央提供“三反”報告，以便讓中央作出比較，實行獎勵和懲處。不作報告者以違紀論，須推遲時間作報告者須申明理由。
　　1951年的最後一天，根據毛澤東的要求，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會議，薄一波和安子文作動員，要求中央所屬各部門，在規定的時間內務必把群眾發動起來，開展揭發檢舉和坦白交代，1952年1月10日前必須向中央交出合格報告，如若不然，“不論部長、行長、署長、處長、局長、科長、股長或經理，一律撤職查辦”。並指出，不管什麼人，“手上不乾淨的，一律撤職，撤職後不給飯吃”。薄一波還當場宣佈對三名領導幹部“撤職查辦”的決定。當日會散後，各單位連夜開會，元旦的那天，各部部長、副部長參加完團拜會就立即回去佈置運動，謝絕了所有的娛樂活動。
　　毛澤東對中央直屬機關的動員十分滿意，元旦剛過，他便在一份報告中向中央局及分局等黨的各級領導推薦，指出：“這樣的高級幹部會議，現規定每十天開一次，除重病不得請假。估計到一月底，中央一級可以基本上解決問題。”而在具體部署上，他要求儘快進入實際的鬥爭中去，把學習檔的時間縮短到四五天，在十天之內就要把鬥爭開展起來，並及時將情況報告上來，否則不是官僚主義分子，就是貪污分子，不管什麼人，只要是妨礙運動的，都要撤職查辦。
　　毛澤東不主張在“三反”的發動階段，給群眾設置過多的條條框框，要真正做到言者無罪，告者不究，壓制民主者必辦。他指出運動的重點是那些管錢管物的單位，“無論黨政軍在哪一系統，哪一機關，只要是大批地管錢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貪污犯。很多機關壓迫民主，群眾怨憤極深，有些機關官僚主義極為嚴重，領導都脫離群眾，鬧得不像樣子。凡此一切，均須徹底揭發，才能解決問題”。
　　時至一月中旬，“三反”鬥爭的進展，還是不能讓他滿意，群眾還沒有真正發動起來，大小貪污分子還沒有完全揭露出來，毛澤東著急了，立即要求：“務將一切貪污分子追出而後止。”運動之所以發展不平衡，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當時黨內有人擔心，揭露出那麼多的貪污分子，會不會使基層組織癱瘓，對此，毛澤東卻毫不擔心，他說：“不要怕，有人接替。垮了是好的，資產階級堡壘不垮，我們共產黨就要垮。犧牲貪污分子和犧牲黨與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要求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並親自審閱、修改、批轉各地報來的“打虎”計畫
　　從1952年1月中旬開始，“三反”運動進入“打虎”階段。
　　所謂“老虎”是當時對貪污犯的通稱。當時給“大老虎”定了六條標準：個人貪污1億元以上者;貪污不滿1億元，但對國家經濟造成很大損失者;滿1億元以上的集體貪污的組織者，主謀者;貪污5000萬元以上且性質嚴重，如克扣救濟糧，侵吞抗美援朝款者;坐探分子與私商勾結盜竊經濟情報或利用職務自肥使國家損失在1億元以上者;全國解放時隱瞞各級國家財產或官僚資本未報，價值在1億元以上者等。
　　毛澤東同意六條標準。1月23日，他在《關於“三反”鬥爭展開後要將注意力引向搜尋“大老虎”》的電報中，提請全黨全軍全國注意，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各地要根據實際情況，得出“老虎”的估計數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個省、每個城市及大軍區單位都有一百只至幾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敗仗。2月4日，他又在《關於限期向中央報告“打虎”預算和縣區鄉開展“三反”運動》的電報中，指出：“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預算的，限於電到三日內做出此項預算，報告中央。並須準備隨時自動追加預算，隨時報告中央。”
　　他在一份批語中說：“將全部應有的而不是無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乾淨，否則運動結束，勢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遺禍將來。”“大貪污犯是人民的敵人，他們已經不是我們的同志或朋友，故應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將他們肅清，而不應有絲毫的留戀或同情。”他親自審閱、修改、批轉各地報來的“打虎”計畫。如此嚴厲督責，全國大小單位都成立了“打虎隊”，由那些積極性極高的隊員們專門負責搜尋、清查、批判“老虎”。
　　華北軍區在運動中組織“打虎基幹隊”，專案專人，包查包打，在5天的時間內就查出大小“老虎”288只，貪污款額總計為65億。
　　毛澤東認為，凡屬管理錢物的機關，不論是黨政軍民學，必定有大批的貪污犯，鬥爭的注意力當然要引向這些部門。但是，這並不等於說那些用錢不多的機關，如宣傳、教育機關和民眾團體，就沒有”大老虎“，持有這種認識的人，是糊塗的。他的意見已是十分明確，“打虎鬥爭”包括所有領域和單位，沒有任何單位可以例外。
　　河北省香河縣9個村的初步調查顯示，有貪污行為的村幹部占33%，9個支書中7個貪污，9個村長8個貪污，其中1個村幹部貪污公糧一萬斤以上，已夠上“小老虎”。毛澤東抓住這一事例，再次把打“虎”鬥爭引向高潮，他說：“凡說鄉村幹部中沒有或很少貪污的，凡說鄉村中雖有貪污但是沒有老虎(當然不是說每鄉都一定有老虎)，應即以香河縣的證據駁倒他。”
　　第一要注意打盡“老虎”，不要鬆勁;第二要注意清查真假，嚴禁逼供
　　在全國性的“打虎”鬥爭中，由於定預算“指標”，過分強調“打虎”實績，自然使各單位爭當先進，惟恐落後而受批評。如此相互攀比，你追我趕，也就免不了逼供，於是，“小老虎”被打成“中老虎”、“大老虎”，甚至造出了許多假“老虎”，無形中傷害了好人，運動明顯地出現了偏差。
　　毛澤東也關注到了運動中出現的偏差，他一面強調進度和指標，一面又在不斷地調整政策。1952年2月9日，他在致高崗並告各同志的電報裏指出：個別單位“已出現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結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糾正)。各地如出現此種情況請予迅速糾正”。2月20日，他又指示：“目前第一要注意打盡老虎，不要鬆勁;第二要注意調查研究，算大賬，算細賬，清查老虎真假，嚴禁逼供信。”
　　他在轉發中直黨委“打虎”報告的批語中，還再次重申：要材料，要證據，嚴禁逼供信。當時，鑒於中小貪污分子占全體貪污分子的95%以上，而他們貪污的金額在舊幣1000萬元以下，考慮到擴大教育面，中央研究決定對這些人，一般不追究刑事責任，有的甚至可以不予行政處分。在對小貪污分子的行政處分上，毛澤東也主張更寬大一些，在已規定的撤職、降級、調職、記過的處分外，他還特意加一項最輕的處分——警告，因為，這樣可以“使大多數小貪污分子減輕對抗情緒，利於團結改造”。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關於結束“三反”運動的報告》，經審理，最後共有9942人判處有期徒刑，67人判處無期徒刑，9人判處死刑緩期執行，42人判處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