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的“毛澤東熱”

延安時期，隨著毛澤東逐漸贏得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的愛戴與擁護，以及全黨對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的認同，以歌頌毛澤東、宣傳毛澤東思想為主要內容的“毛澤東熱”，在根據地內外興起，到黨的七大達到高潮。

　　《紅星照耀中國》在國外的出版熱銷是延安時期“毛澤東熱”的起點
　　延安時期“毛澤東熱”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其內容以歌頌毛澤東、宣傳毛澤東思想為主。當時，國民黨在對中國共產黨和革命根據地進行軍事“圍剿”、經濟封鎖的同時，還大肆進行新聞封鎖和歪曲宣傳。正如一位美國記者所說，國民黨“製造了大量的謊言說他們犯下的各種罪行，用來煽動對紅軍的仇恨”。在歐美國家、在廣大的國統區，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軍隊被妖魔化為“紅眉毛、綠眼睛、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惡魔。為了打破國民黨的輿論禁錮，駁斥其妖魔化的宣傳，中共開始聯繫外國記者、進步人士到根據地參觀採訪。1936年6月到10月，經宋慶齡介紹，在中共秘密組織的幫助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陝甘寧邊區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並深入紅軍和老百姓中，對根據地軍情政情民情作了深入調查。1937年10月，他寫下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在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2個月內再版4次，發行十幾萬冊，被譽為“真正具有重要歷史和政治意義的著作”，轟動世界。1938年1月，該書再由美國蘭登書屋出版，一個多月銷售1.2萬冊。之後又被譯成法、德、俄、意、西近20種文字。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說：“埃德的書代表了當時整個世界所需要的那種資訊。”美國外交官謝偉思說，《紅星照耀中國》“為全世界揭開了一個簾幕，使人們第一次看到了未來的中國”。
　　1938年2月，上海秘密黨組織翻譯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為了便於該書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發行，他們將書名改為《西行漫記》，連印4版仍然脫銷。《西行漫記》在中國境內的出版，打破了國民黨長期以來對共產黨、紅軍和毛澤東的新聞封鎖和肆意誹謗，使國統區和淪陷區的人民開始瞭解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和革命根據地。許多進步讀者受《西行漫記》的影響，懷著滿腔革命熱情，長途跋涉來到革命聖地延安，參加中國革命。
　　自埃德加·斯諾採訪毛澤東等人後，海倫·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朗等外國人士蜂擁而至延安採訪，蕭三等國內作家也紛紛執筆著文，寫出許多介紹毛澤東的文章書籍。當時，延安時期宣傳介紹毛澤東的書籍主要有：海倫·斯諾撰寫的《紅區內幕》(《續西行漫記》)、《中共雜記》等；毛澤東小學和一師時的同學蕭三(蕭子嶂)寫的《毛澤東故事選》、《人民的舵手》、《毛澤東同志》等；斯特朗的《毛澤東訪問記》，愛潑斯坦的《毛澤東印象》，史沫特萊的《偉大的道路》，謝覺哉、徐特立的《毛澤東故事二集》等，總數達70多種。這些書籍的出版滿足了廣大人民群眾瞭解中國共產黨、瞭解毛澤東的迫切需要。一時間，無論是國統區、敵佔區還是解放區，介紹毛澤東的書籍都成為人們喜愛的讀物，毛澤東的生平與事業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解放區的人民政治上得到瞭解放、生活上得到了改善，群眾認准毛澤東就是他們的“大救星”；毛澤東的肖像、照片出現在解放區出版的書報雜誌和郵票上；以“毛澤東”命名的學校、企業出現在解放區。1943年春節，延安百姓在給毛澤東拜年扭秧歌舞時唱道：正月裏來鬧元宵，金匾繡開了；金匾繡咱毛主席，領導的主意高。民間歌手則用“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來表達群眾對毛澤東的崇敬之情。群眾對毛澤東的敬仰與愛戴之情，不僅洋溢於解放區，而且還出現在國統區的民眾之中。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山城一片歡騰。柳亞子稱毛澤東此舉為“彌天大勇”、“霖雨蒼生”。這種發自內心的感情與“文化大革命”時期那種非理性的個人崇拜是完全不同的。正如當事人溫濟澤後來所說：“那時人們對毛主席不能說有什麼個人崇拜，但是愛戴毛主席的感情的確是很深厚的。”
　　延安時期“毛澤東熱”的興起，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
　　延安時期“毛澤東熱”興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根本上說它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它表明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1840年鴉片戰爭後，無數仁人志士嘗試過各種救國道路，但都未能改變中國的悲慘命運。只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才給中國人民指明了出路。正如周恩來指出的：“毛澤東是在中國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巨大人物”，“是從人民當中生長出來的，是跟中國人民血肉相連的，是跟中國的大地、中國的社會密切相關的，是中國近百年和‘五四’以來的革命運動、多少年革命歷史的經驗教訓中產生的人民領袖。”
　　1927年，毛澤東領導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極大地鼓舞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信心，他也由此成為在農村保存、恢復和發展革命力量的代表；在遵義會議上，他清算了錯誤的軍事路線，充分顯示出正確處理黨內矛盾、團結全黨的偉大胸襟和才華；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率領紅軍四渡赤水、飛奪瀘定橋、搶渡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抗日戰爭中，毛澤東領導全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敗了日本侵略軍，壯大了自己，表現出超凡的政治和軍事才能；在重慶，他的膽量、風采和思辨傾倒了整個山城，一首《沁園春·雪》讓他贏得了知識界的廣泛認同，為中國共產黨人樹立了良好的公眾形象；在艱苦的革命歲月裏，毛澤東寫下了大量的光輝著作，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毛澤東不僅成了中國革命的旗幟和勝利的象徵，而且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領袖。
　　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國民黨在掀起反共高潮的同時，在思想輿論上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1943年，由陶希聖執筆、蔣介石署名的《中國之命運》大肆宣揚“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了中國”，“中國的命運，完全寄託於國民黨”。此外，共產國際的解散對中共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應對國內外黨內外的新形勢新問題，中國共產黨需要樹立自己的領袖權威和話語權威，就當時的情形來看，這當然是非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莫屬。1942年，中央直屬機關學習小組組長王若飛邀請毛澤東的同學、著名作家蕭三報告毛澤東的生平事蹟；是年秋，任弼時叮囑蕭三“寫一本毛澤東傳，以慶祝他的50大壽”。1943年4月，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凱豐(何克全)就宣傳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制定了詳細計畫，並部分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4月22日，毛澤東復信說：“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時候，不是鼓吹時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例如整風檔中的幾件)，不宜當作體系去鼓吹，因為我的體系還沒有成熟。”之後，各根據地出現了宣傳學習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熱潮。 　
    延安時期的“毛澤東熱”樹立起了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
　　黨內最早號召學習毛澤東的是曾經挑戰毛澤東領袖地位的王明。王明以他的“理論家”的特長，提出要學習毛澤東的“始終一貫地忠於革命的精神”、“勤於學習的精神”、“勇於創造的精神”、“長於工作的精神”、“善於團結的精神”。在1941年九十月間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雲說，“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王稼祥說，“過去中國是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辯證法”；葉劍英說，“毛主席由實踐到理論，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朱德在1942年7月指出：“經過長期革命鬥爭的鍛煉，我們黨已經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劉少奇在1943年7月說：“毛澤東同志，是我國英勇無產階級的傑出代表”，“是天才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周恩來在1943年的一次演講中說：“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通過延安整風，“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
　　毛澤東利用抗日戰爭時期延安處於相對穩定的後方環境，閱讀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國內外闡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書籍，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總結黨的經驗教訓，寫下了大量理論著作。毛澤東選集第四卷158篇文章中的112篇即寫於此階段。理論著作的豐富，標誌著一個嶄新的思想體系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在此背景下，張如心、王稼祥、劉少奇先後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