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五湖四海”

“五湖四海”這個詞的含義泛指全國各地，有時指世界各地，有時也比喻廣泛的團結。《周禮.夏官.職方氏》：“其浸五湖。”《論語.顏淵》：“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唐代呂巖《絕句》：“鬥笠為帆扇作舟，五湖四海任遨遊。”據筆者對公開出版的毛澤東著作及相關文獻的不完全統計，毛澤東明確使用“五湖四海”的記載至少有九次。（毛澤東在青年時代使用的“民眾的大聯合”壹詞與“五湖四海”的意思壹致，如果將此類算上的話就更多了。）應該說，他對這個詞的使用頻率還是比較高的。

　　毛澤東對成語不僅大膽使用，還用得特別具有創造性。比如“實事求是”，原是就讀書而言，有“務得事實，每求真是”的意思，毛澤東卻賦予它新的含義，變成了現在語義的成語。他在使用“五湖四海”這個詞時同樣也是如此，賦予了它更為寬泛的含義。
　　我們首先看看毛澤東使用的“五湖四海”含義中幾個層次的劃分。
　　一是作為地域、背景概念上的“五湖四海”。“五湖四海”最初的含義就是從地理上來說的，就這壹層次的含義而言，毛澤東在使用這個詞時，意思是要在地域和背景上體現廣泛性，不同地域、不同背景都要有自己的代表。1967 年5 月20 日，毛澤東來到中央警衛團壹大隊壹中隊第十壹分隊，在詢問戰士們的情況之後，他指著幾個人和藹地說 ：“妳是山東的，妳是河北的，妳是河南的，我是湖南的，我們來自五湖四海啊！”（王東溟主編《開國領袖毛澤東與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10 頁。）
　　二是作為意見、作用來源上的“五湖四海”。這是毛澤東使用“五湖四海”含義的第二個層次。就這個層次來說主要是匯集各方面的意見，為決斷提供更多參考，同時，在實施過程中也要發揮所有參與者的力量，以便更好地完成任務。比如，1957 年3 月10 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新聞出版界座談會。座談中，他說：這次只是提出問題，這次會議也是“五湖四海”，效果如何，將來再看。
　　三是作為團結必要性上的“五湖四海”。這應當是毛澤東使用“五湖四海”含義的最高層次。毛澤東認為，面對壹個困難的目標或者強大的敵人，需要把所有力量團結起來，擰成壹股繩，才能最終取勝。比如， 1944年 9月 8日，毛澤東在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會上的講演中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壹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壹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壹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壹百萬人口的根據地，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毛澤東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005頁。）
　　按照這三個層次的標準，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理解毛澤東對成語“五湖四海”的使用。
　　第一，註重廣泛性。廣泛性是“五湖四海”最基本的內涵，也是在毛澤東使用情況中見得最多的。新中國成立後，各類人才需求很多，軍隊、機關、企業調撥人才頻繁。毛澤東在鼓勵人員流動的同時，也考慮到全國各個區域省份的均衡。比如，為了解全國的情況，特別是農村的真實情況，他要求負責警衛任務的壹中隊“搞成五湖四海”。從全國各專區分別選壹個，不要重復。（參見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1頁。）
　　第二，提倡包容性。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族或職業團體，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因為政見相同而結合起來的。政見不同就要有爭論，爭論時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後要少戴帽子為好。（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版，第 696頁。）另外，由於黨員幹部文化層次不壹樣，對工作的理解、工作的水平也不盡相同，應當求同存異，特別是要加強對不同意見、不同見解的包容度。對此，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匯集攏來的，我們不僅要善於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誌，而且要善於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誌壹道工作。”甚至對過去犯過錯誤的人，毛澤東也說：“不要嫌這些人，要準備和他們壹道工作。”（《毛澤東選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43頁。）這些都反映了共產黨人寬廣的胸懷和氣度。
　　第三，體現平等性。毛澤東提出要搞“五湖四海”，有時是針對黨內出現的山頭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而言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由於鬥爭歷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和工作部門不同等原因，革命隊伍中產生了各部分同誌之間互相不了解、不團結的現象，還存在有以宗派利益為出發點的思想和行為。毛澤東對幹部們說：我們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頭宗派，所有幹部“都是壹個父母生的”，是黨的財富，要胸襟寬廣，革命利益第壹，溝通思想，各自多做自我批評。他還強調要正確處理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黨員幹部與非黨員幹部、漢族幹部與少數民族幹部、知識分子幹部與工農幹部之間的關系。（參見孟慶春編著《跟毛澤東學凝聚人心》，紅旗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17頁。）
　　第四，加強團結性。這是毛澤東提出要搞“五湖四海”的最終落腳點。抗日戰爭時期，全國各地的青年紛紛奔赴延安。毛澤東對各隊黨組織的負責人說：這批革命青年千裏迢迢來到延安不容易啊！從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裏，這就是壹個考驗，政治上不堅定是走不到的。要好好教育、培養這些人，盡快發展他們入黨。在抗大學習和工作過的李誌民後來說：“現在我們再回顧四十多年前這段歷史，就更感到當年黨中央、毛澤東同誌對待知識分子大膽信任、大膽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如果當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關門主義，把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知識青年，或是在政治歷史上沾點‘灰塵’的青年統統拒之門外，我們就組織不起來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鞏固不了抗日民族統壹戰線，要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李誌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之三），《中共黨史資料》第 11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1984年版，第 227頁。）新中國成立後， 1949年 10月 24日，毛澤東在同綏遠負責人談話時指出：“這次政府的名單中，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還是壹半壹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別人在民主革命困難時期擁護共產黨，為我們說過好話，幫過忙，我們勝利了不能不要人家。 ”（《毛澤東文集》第 6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4頁。）對於這種和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長期合作的情況，毛澤東後來解釋說：“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9頁。）
　　綜上，毛澤東之所以在不同場合、不同背景下強調要搞“五湖四海”，是從大局出發，考慮到黨和國家的長遠利益，為實現革命和建設的目標而提出的。同時也反映了毛澤東的個性和文學修養，展現了壹代偉人的寬闊胸襟和共產黨人的精神境界。
　　﹝作者劉海飛，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