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高樹勛 影響國民黨將領的一面旗幟（8）

                                必須保證高樹勛的安全

 

毛澤東在給高樹勛起義部隊起名字的時候，是頗費了一番心思的。

高樹勛原來想叫“和平建國軍”，但這個名字肯定是不能再用的，因為抗戰時期的汪精衛偽政權的曾用過這個名字，已經臭的不能再臭了。沿用過去的“新8軍”也不好，那是國民黨的番號。最后高樹勛從毛澤東提供的“人民建國軍”和“民主建國軍”中，選擇了“民主建國軍”。

那么，毛澤東為什么不同意把高樹勛的起義部隊編入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或“新四軍”呢？

盡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高樹勛起義部隊離真正意義上的人民軍隊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高樹勛起義之后，曾經在解放區接待過一名外國著名記者的采訪，說出了這種距離：

“過去，我抽的是‘三炮臺’牌香煙，現在抽的是旱煙。在天津，我那公館里有暖氣，我在這里只有一個炭盆。二十多年來，每天我都要喝一至三十杯白蘭地，現在呢，只是偶爾喝一杯‘白干兒’(本地產的酒)。”

高樹勛也許覺得這種生活水平的降低算不了什么，因為他本身就是在農村長大的，也吃過不少苦。甚至后來當了國民黨的高官之后，閑著無事的時候，他也常騎馬去農村，幫助農民收割麥子。

可是其他的中、上層軍官呢？他們未必能適應這種生活。

在國民黨軍隊中，有權、有勢的是軍官，而軍官的成份最為復雜。

國民黨軍隊的中、上級軍官多出身于富家子弟，其中有的家人是為富不仁橫行鄉里的土豪劣紳，本人則是剝削欺壓士兵的“小軍閥”。這部分人，雖然在戰場上掉轉了槍口或放下了武器，但讓他們心悅誠服地接受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紀律約束，談何容易？

據內部資料記載，高樹勛的“民主建國軍”進駐武安地區的最初幾個月，其駐地17個村的群眾就怨聲載道，幾乎每天都有群眾找當地政府請求高樹勛部移防，甚至還準備赴邊區政府請愿。根據地的群眾與共產黨的部隊相處久了，自然容忍不了這種帶有濃厚軍閥習氣的部隊，盡管它已經“起義”。

為了把“民主建國軍”建設成一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軍隊，晉冀魯豫軍區派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到高樹勛的軍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統。

派去的政工人員，在態度和方法上也不是沒有可商榷之處。他們采取了解放區土改工作的方法，爭取下級排斥上級，鼓動士兵反對軍官。所以，他們與起義軍官的關系鬧得極不融洽。

對此，前去采訪高樹勛的外國記者有過一段生動的描述：

“再說，別看他（指高樹勛）強作歡顏，我看得出他內心的哀傷。我說不出一個究竟，我只見他和共軍指揮員同桌吃飯時很不自然，有點緊張，說笑很勉強。也許共產黨的嚴肅態度使他感到不對勁，也許沒完沒了的政治宣傳使他厭煩。也可能這是我的錯覺，不過我當時確有此種感覺。”

猜忌的種子既然已經種下，就必然要結出分裂之果。

高樹勛手下的中、高級軍官頗有怨言，仿佛更加證實了政工人員的猜忌。

1946年底，在“民主建國軍”內，發生了一起“特務案件”，把這種猜忌推向了極至。

當時因為解放區的部隊供給困難，允許部隊搞一些長途販運，主要經營布匹及日用品。晉冀魯豫軍區派去的一名保衛干部，在集市上看見民主建國軍的一位連長向一個商人舉3個手指頭，高度繃緊的政治神經使這位保衛干部認定，他就是向特務發暗號！

于是，這位形跡可疑的連長立刻被拘捕關押，哪里經得住具有豐富“肅反”經驗的專職人員的審訊？如此這般一番嚴審，該連長招供出“民主建國軍”內一批“通敵”人員，其中涉及到一些營、團級干部和更高層的領導。

于是，被招供出來的這些軍官又被秘密逮捕，陸續被送到設在潞城的神泉村訓練班審訊。這些軍官多數沒有扛住，又是一通招供，涉及的范圍越來越寬，軍官的級別越來越高，一時間“民主建國軍”駐地內謠言四起，官兵人心惶惶。

事有湊巧，這邊正在懷疑“民主建國軍”“通敵”，那邊高樹勛的司令部所在地王莊，確有國民黨人前來策反，來人是高樹勛原來部下從西安派來的，帶信給高樹勛，讓他“棄暗投明”。

高樹勛為了表示自己清白，將信立刻送給軍區首長，然后把人看守起來。沒想到，此人半夜逃跑了。有人懷疑是高樹勛有意放跑的，高樹勛有口難辯。

這更加加重了軍區政治機關的懷疑。軍區領導當即做出內部決定，指定當時給高樹勛當副司令的邢肇棠，每天跟著高樹勛，進行監視，防止他有異動。

此時，由于蔣介石加緊了對解放區的圍攻，根據地的軍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

1947年6月，毛澤東指出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對外稱是揭開戰略反攻的序幕，實際上毛澤東在給劉伯承、鄧小平的絕密電報中，寫的是陜北“甚為困難”。劉、鄧二話沒說，立即復電，半個月后行動（實際上不到十天就開始行動了），躍進到敵人后方去，直出大別山。

劉、鄧千里躍進大別山，組建了晉冀魯豫野戰軍，幾乎集中了當時晉冀魯豫軍區所有的主力部隊。晉冀魯豫軍區只留下了少量正規部隊和地方武裝，由病未全愈的晉冀魯豫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徐向前全面負責。

隨著國民黨加緊策反活動，解放區后方空虛，氣氛越來越緊張。

前方又傳來了徐州警備司令郝鵬舉被國民黨策動叛變的消息。形勢迫人，來不及多想，軍區負責首長當機立斷：“郝鵬舉叛變了，我們對高樹勛要先下手為強，打主動仗！”

為了解決“民主建國軍”的問題，于1947年5-6月間，調來了駐扎在山西晉城的新四軍李

先念部第5師第13旅、第15旅共7個團，進駐長治。

1947年6月14日清晨，晉冀魯豫軍區派一個團，去抓高樹勛。民主建國軍警衛團因不了解情況，與抓高樹勛的部隊發生了槍戰。槍戰只持續了幾分鐘，就被趕來的民主建國軍政治部領導喝止。

正在學習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高樹勛聽到槍聲，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趕緊從院子里跑到會客室去打電話，搖了半天沒聲音，知道電話線已被割斷了。

院子里的衛隊聽到了外面的喊聲，都掏出槍來，準備還擊，高樹勛命令：“不許開槍，誰也不許開槍!”衛隊這才把槍都放了下來。

抓捕高樹勛的部隊在給軍區首長的報告中說：“經戰斗，解除了高樹勛的武裝。”

次日，高樹勛夫婦被押到軍區晉冀魯豫駐地，繼續審查，含冤被囚。

晉冀魯豫軍區很快將情況報告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回電說：“高樹勛起義有功，必須保證他的人身安全。”

時隔多年，已經成了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對解決高樹勛問題做了評價；

“我一直遺憾的是，后來我們對高樹勛處理不公道。他的功勞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