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蔣鼎文 軍事與中共兵法（7）

                           日軍打掉了蔣鼎文的司令部

 

毛澤東早在抗日戰爭剛剛開始的1937年9月，就曾在給林伯渠的電報中，說：“蔣鼎文身為軍人不懂軍事，依照他的無知妄想是要打敗仗的。”

仿佛要驗證毛澤東的這個評價，在抗日戰爭后期，蔣鼎文由于狂妄無知，果然打了一個大敗仗。

1940年冬，蔣鼎文到洛陽接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副手是被河南人民稱之為“水、旱、黃、湯”四大害之一的湯恩伯。能與水災、旱災、黃河之災并列，湯恩伯的為人可想而知。

蔣鼎文也好不到哪里去。雖然他與湯恩伯不和，但在對河南人民的橫征暴斂上是一致的。

1944年4月，日軍為打通從北平到南洋的大陸交通線，發動了豫湘桂戰役，首先進攻中原，發動了中原戰役。

在劉震云的小說《溫故1942》中，披露了這樣一個細節：

“蔣鼎文在河南省內，不僅剝奪了農民手中最后一點糧食，而且國民黨軍隊還強行征用農民的耕牛以補充運輸工具。河南是小麥種植區，耕牛是農民的主要生產資料，強行征牛是農民不堪忍受的。他們用獵槍、大刀和鐵耙把自己武裝起來。開始時他們只是繳單個士兵的武器，最后發展到整連整連地解除軍隊的武裝。據估計，在河南南戰役的幾個星期中，大約有5萬名中國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繳械了。”

“1944年，河南人為日軍帶路的，給日軍支前的，抬擔架的，甚至加入隊伍、幫助日軍去解除中國軍隊武裝。”

在戰役開始之前，蔣鼎文在洛陽召高級將領會議，對日軍的企圖、目的、兵力，以及進行兵力調整部署等問題，均未談起，只是要求各集團軍、各軍官長把軍官眷屬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等，盡快向后方轉移。

會上，第36集團軍總司令李家玨將軍主張主動出擊的建議。而在蔣鼎文看來，自1941年5月中條山大血戰后，日軍與第一戰區隔河相峙已達3年之久，日軍未突破第一戰區南岸防線，都是因為他部署的堅強防線，使日軍不敢輕舉妄動而越雷池半步。因此，現在第一戰區的防線沒有必要調整，更不必大驚小怪地四處出擊，只要穩坐釣魚臺就行了。

蔣鼎文集中4個集團軍和其他部隊，至少25萬人馬，迭次配備于約200公里的黃河南岸，廣大后方幾乎無機動兵力。更讓人感到詫異的是，蔣鼎文竟然將自己的戰區長官部置于黃河岸邊的洛陽城。

這是一個很初級的錯誤。蔣鼎文想的很簡單，以為這樣便于在第一線指揮河防作戰，自己同第一線將士安危同在，可以鼓舞士氣。他混淆了指揮員與指揮機關的界限：高級指揮官本人親臨前線，與高級指揮部置于前線完全是兩回事。如果指揮部被敵人打掉，指揮系統陷入癱瘓，數十萬名將士在數百公里的范圍內，如何統一協調的作戰？

盡管蔣鼎文與湯恩伯有隙，大敵當前本應和衷共濟。但當湯恩伯兵團在河南中牟、許昌地區與日軍血戰周旋，幾乎吸引了全部日軍主力的20天時間里，蔣鼎文的11個軍卻按兵不動，一直蹲在黃河南岸邊，向北靜待，坐等日軍進攻。

末幾，日軍少部機械化部隊渡過黃河，蔣鼎文的指揮部因離前線太近，有被日軍包圍的危險，便于5月6日就撤到新安。10日半夜，驚慌失措的蔣鼎文帶著幕僚和參謀人員，從新安向西南撤退，通過洛寧進入了綿亙于豫西的伏牛山的深山密林中，眼睜睜看著日軍大部隊圍攻孤城洛陽。

5月25日，洛陽陷于日軍之手。至此，38天之內，在蔣鼎文的“指揮”下，國民黨軍丟失開封至撞關間約400公里、新鄉至信陽間約350公里的廣大中原地區。

總指揮部逃入深山，聚集在洛陽附近的河防各軍群龍無首，亂做一團。澠池以南的翟涯小鎮，竟聚集有國民黨的3個集團軍總部和4個軍部！

在西撤途中，第36集團軍總司令李家玨將軍在陜縣秦家坡時一帶的麥田里，被追擊而來的日軍亂槍當場打死，他的特務營也全部犧牲，同時遇難的還有第36集團軍總部副官處長周鼎銘少將；步兵指揮官陳紹堂少將等高級將領多人。

豫中戰役是整個豫湘桂戰役的開端，此次戰役中國軍隊的大潰敗，盡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蔣鼎文的指揮不當。3個星期內，日軍就實現了戰役目標，通往南方的鐵路也落入日軍之手。

在接下來的長沙守衛戰中，第九戰區司令官薛岳鑒于蔣鼎文的長官司令部被敵打掉，使一戰區陷入大混亂的教訓，為防萬一，決定將第九戰區長官部轉移到長沙以南約二百公里的耒陽。蔣鼎文也算從反面給中國軍隊上了一課。

蔣介石對第一戰區失守鄭州、洛陽，兵敗豫中，極為震怒，責令蔣鼎文辭職，撤了湯恩伯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和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之職。1944年7月初，交割了司令長官職務的蔣鼎文回重慶，到軍事參議院坐了冷板凳。不久，蔣鼎文索性脫去陸軍二級上將的戎裝，去商界賺大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