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講四個問題；經濟問題，國際形勢問題，中蘇關系問題，大民主小民主問題。 

　　一 

　　我們對問題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決得妥當。進還是退，上馬還是下馬，都要按照辯證法。世界上，上馬和下馬，進和退，總是有的。那有上馬走一天不下馬的道理？我們走路，不是兩個腳同時走，總是參差不齊的。第一步，這個腳向前，那個腳在后；第二步，那個腳又向前，這個腳在后。看電影，銀幕上那些人凈是那么活動，但是拿電影拷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動的。《莊子》的《天下篇》說：“飛鳥之景，未嘗動也。”世界上就是這樣一個辯證法：又動又不動。凈是不動沒有，凈是動也沒有。動是絕對的，靜是暫時的，有條件的。 

　　我們的計劃經濟，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暫時建立了平衡，隨后就要發生變動。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凈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不平衡，矛盾，斗爭，發展，是絕對的，而平衡，靜止，是相對的。所謂相對，就是暫時的，有條件的。這樣來看我們的經濟問題，究竟是進，還是退？我們應當告訴干部，告訴廣大群眾：有進有退，主要的還是進，但不是直線前進，而是波浪式地前進。雖然有下馬，總是上馬的時候多。我們的各級黨委，各部，各級政府，是促進呢？還是促退呢？根本還是促進的。社會總是前進的，前進是個總的趨勢，發展是個總的趨勢。 

　　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不是正確？我贊成這種意見，就是說，從前四年的情況可以看得清楚，第一個五年計劃根本正確。至于錯誤，確實有，這也是難免的，因為我們缺少經驗。將來搞了幾個五年計劃，有了經驗，是不是還會犯錯誤呢？還會犯的。經驗是永遠學不足的。一萬年以后，搞計劃就一點錯誤不犯？一萬年以后的事情我們管不著，但是可以肯定，那個時候還是會犯錯誤的。青年要犯錯誤，老年就不犯錯誤呀？孔夫子說，他七十歲干什么都合乎客觀規律了[1]，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我們第一個五年計劃，限額以上的建設項目，一部分是蘇聯幫我們設計的，大部分是我們自己設計的。你看中國人不行？我們也行。但是，也要承認我們還有點不行，因為有一部分自己還不能設計。前幾年建設中有一個問題，就象有的同志所說的，光注意“骨頭”，不大注意“肉”，廠房、機器設備等搞起來了，而市政建設和服務性的設施沒有相應地搞起來，將來問題很大。我看，這個問題的影響，不在第一個五年計劃，而是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也許還在第三個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否正確，現在可以作一點結論，明年也可以作一點結論，我看要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末期才能完全作出結論。這里頭不犯一點主觀主義是不可能的。犯一點錯誤也并不壞。成績有兩重性，錯誤也有兩重性。成績能夠鼓勵人，同時會使人驕傲；錯誤使人倒霉，使人著急，是個敵人，同時也是我們很好的教員。總的說來，現在看不出第一個五年計劃有什么大錯，有什么根本性質的錯誤。 

　　要保護干部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有些人曾經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潑過冷水，那個時候有個“促退委員會”。后頭我們說不應當潑冷水，就來一個促進會。本來的安排是用十八年時間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一促進就很快。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上寫的是一九五八年完成高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現在看樣子今冬明春就能實現。雖然毛病也不少，但是比那個促退會好，農民高興，農業增產。沒有這個合作化，今年這樣大的災荒，糧食就不可能增產兩百多億斤。在災荒區，有合作社，生產救災也方便。要在保護干部和人民群眾積極性的根本條件下，批評他們的缺點，批評我們自己的缺點，這樣，他們就有一股勁了。群眾要求辦而暫時辦不到的事情，要向群眾解釋清楚，也是可以解釋清楚的。 

　　每年國家預算要三榜定案。就是說，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還有一些有關同志，開三次會，討論定案。這樣就使大家都能了解預算的內容。不然，總是經手的同志比較了解，而我們這些人就是舉手，但是懂不懂呢？叫作又懂又不懂，不甚了了。用三榜定案的辦法，你就那么十分懂？也不見得，還是跟經手的同志有距離。他們好比是戲臺上的演員，會唱，我們好比是觀眾，不會唱。但是，如果我們看戲看久了，那個長，那個短，就可以做出比較正確的判斷。戲唱得好壞，還是歸觀眾評定的。要改正演員的錯誤，還是靠看戲的人。觀眾的高明處就在這個地方。一個戲，人們經常喜歡看，就可以繼續演下去。有些戲，人們不大高興看，就必須改變。所以，我們中央委員會內部又有專家同非專家的矛盾。專家有專家的長處，非專家有非專家的長處。非專家可以鑒別正確和錯誤。 

　　一九五六年國家預算報告中說過“穩妥可靠”這個話，我建議以后改為“充分可靠”。今年一月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時候，我曾經提過要“充分可靠”。穩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復的。用穩妥形容可靠，沒有增加什么，也沒有限制什么。形容詞一面是修飾詞，一面是限制詞。說充分可靠，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要做到充分可靠是不容易的。今年六月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預算的時候，大家都說是可靠的。現在看起來，這個預算有不到十分之一不可靠，有的項目安排得不對，有的項目用錢多了。所以，以后要注意安排好預算中的項目。項目到底安排得好不好，要靠專家注意，同時也要靠我們，特別是省一級的同志注意。當然，大家都要注意。 

　　我們這些人，我們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要抓財政，抓計劃。以前有些同志沒有大抓。糧食、豬肉、雞蛋、蔬菜等問題，請同志們注意，這個問題相當大。從去年冬季以來，集中搞糧食，忽略了副業和經濟作物。后頭又糾正這個偏差，來搞副業和經濟作物，特別是二十項、三十項比價一定，什么棉糧比價，油糧比價，豬糧比價，煙糧比價，等等，這樣一來，農民對副業、經濟作物就大有味道，而糧食不行了。開頭一偏偏到糧食，再一偏偏到副業、經濟作物。谷賤傷農，你那個糧價那么便宜，農民就不種糧食了。這個問題很值得注意。 

　　要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同甘共苦。同志們提出，廠長、校長可以住棚子，我看這個法子好，特別是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長征路上過草地，根本沒有房子，就那么睡，朱總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過來了。我們的部隊，沒有糧食，就吃樹皮、樹葉。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禍同當，這是我們過去干過的，為什么現在不能干呢？只要我們這樣干了，就不會脫離群眾。 

　　要抓報紙。中央，各級黨委，凡是出版報紙的地方，都要把辦報看成大事。今年這一年，報紙上片面地、不合實際地宣傳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對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同甘共苦這些東西，很少宣傳，以后報紙的宣傳重點要放到這方面來。廣播電臺講的那些東西，恐怕也是從報紙上來的。所以，要把新聞記者、報紙工作人員和廣播工作人員召集起來開會，跟他們交換意見，告訴他們宣傳的方針。 

　　這里還講一個鎮壓反革命的問題。那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你說殺不殺呀？要殺。有些民主人士說殺得壞，我們說殺得好，無非是唱對臺戲。 這個戲， 我們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對頭。我們殺的是些“小蔣介石”。至于“大蔣介石”，比如宣統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們一個不殺。但是，那些“小蔣介石”不殺掉，我們這個腳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產力，不能解放勞動人民。生產力就是兩項：勞動者和工具。不鎮壓反革命，勞動人民不高興。牛也不高興，鋤頭也不高興，土地也不舒服，因為使牛、使鋤頭、利用土地的農民不高興。所以，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捉起來一批，管制一批。 

　　二 

　　國際形勢，總的看來是好的。幾個帝國主義算什么呢？再加幾十個帝國主義也不怕。 

　　現在有兩個地方發生問題，一個是東歐，一個是中東。波蘭、匈牙利出了亂子[2]，英、法武裝侵略埃及，我看這些壞事也都是好事。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許多人看到那個“事”字上邊有一個“壞”字，就認為它只是壞。我們說還有一個意義，它又是好事，這就是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凡是失敗的事，倒霉的事，錯誤，在一定的條件下，會產生好的結果。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紙是包不住火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時教育了蘇聯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們中國的同志。出了一個貝利亞，就不得了，怎么社會主義國家出貝利亞？出了一個高崗，又是大為一驚。我們就要從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這類事情是題中應有之義，永遠也會有的。 

　　將來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都打倒了，階級消滅了，你們講，那個時候還有沒有革命？我看還是要革命的。社會制度還要改革，還會用“革命”這個詞。當然，那時革命的性質不同于階級斗爭時代的革命。那個時候還有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的矛盾。生產關系搞得不對頭，就要把它推翻。上層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輿論）要是保護人民不喜歡的那種生產關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層建筑也是一種社會關系。上層建筑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所謂經濟基礎，就是生產關系，主要是所有制。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發展了，總是要革命的。生產力有兩項，一項是人，一項是工具。工具是人創造的。工具要革命，它會通過人來講話，通過勞動者來講話，破壞舊的生產關系，破壞舊的社會關系。“君子動口不動手”，最好的辦法是用口。善講不聽，就會武講。沒有武器了，怎么搞呢？勞動者手里有工具，沒有工具的可以拿石頭。石頭都沒有，有兩個拳頭。 

　　我們的國家機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拿法庭來說，它是對付反革命的，但也不完全是對付反革命的，要處理很多人民內部鬧糾紛的問題。看來，法庭一萬年都要。因為在階級消滅以后，還會有先進和落后的矛盾，人們之間還會有斗爭，還會有打架的，還可能出各種亂子，你不設一個法庭怎么得了呀！不過，斗爭改變了性質，它不同于階級斗爭了。法庭也改變了性質。那個時候上層建筑也可能出問題。比如說，象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斗不贏，被別人推下去，讓哥穆爾卡上臺，把饒漱石抬出來。你說沒有這種事呀？我看一千年、一萬年以后還有的。 

　　三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統一。所謂對立統一，就是不同性質的對立的東西的統一。比如水，是由氫和氧兩種元素結合的。如果沒有氧，光有氫，或者沒有氫，光有氧，都不能夠搞成水。聽說現在已經定下名稱的化合物就有一百多萬種，沒有定名稱的還不知道多少。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質的東西的對立統一。社會上的事情也是這樣。中央和地方是對立統一，這個部和那個部也是對立統一。 

　　兩個國家也是對立統一。中國和蘇聯兩個國家都叫社會主義，有不同沒有？是有的。蘇聯和中國的民族不同。他們那里三十九年前就發生十月革命了，我們取得全國政權只有七年。至于所作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比如，我們的農業集體化經過幾個步驟，跟他們不同；我們對待資本家的政策跟他們不同；我們的市場物價政策跟他們不同；我們處理農業、輕工業同重工業的關系，跟他們不同；我們軍隊里頭的制度和黨里頭的制度也跟他們不同。我們曾對他們說過：我們不同意你們的一些事情，不贊成你們的一些做法。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講辯證法，不分析，凡是蘇聯的東西都說是好的，硬搬蘇聯的一切東西。其實，中國的東西也好，外國的東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個省的工作也是一樣，有成績，有缺點。我們每個人也是如此，總是有兩點，有優點，有缺點，不是只有一點。一點論是從古以來就有的，兩點論也是從古以來就有的。這就是形而上學跟辯證法。中國古人講，“一陰一陽之謂道”[3]。不能只有陰沒有陽，或者只有陽沒有陰。這是古代的兩點論。形而上學是一點論。現在，一點論在相當一些同志中間還不能改。他們片面地看問題，認為蘇聯的東西都好，一切照搬，不應當搬的也搬來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對的，不適合我們這塊土地的東西，必須改過來。 

　　這里講一個“里通外國”的問題。我們中國有沒有這種人，背著中央向外國人通情報？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崗就是一個。這是有許多事實證明了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揭露高崗的中央會議上，我曾經宣布說，北京城里頭有兩個司令部：一個司令部就是我們這些人的，這個司令部刮陽風，燒陽火；第二個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種風，燒一種火，叫刮陰風，燒陰火。我們的古人林黛玉講，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現在呢，不是陽風陽火壓倒陰風陰火，就是陰風陰火壓倒陽風陽火。他刮陰風，燒陰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陽風，滅掉陽火，打倒一大批人。 

　　我們的高級干部、中級干部中，還有個別的人（不多）里通外國。這是不好的。我希望同志們在黨組、黨委里頭，在省、市、自治區黨委一級，把這個問題向大家說清楚，這樣的事就不要干了。我們不贊成蘇聯的一些事情，黨中央已經跟他們講過好幾次，有些問題沒有講，將來還要講。要講就經過中央去講。至于情報，不要去通。那個情報毫無用處，只有害處。這是破壞兩黨兩國關系的。干這種事的人，自己也搞得很尷尬。因為你背著黨，心里總是有愧的。送過情報的講出來就完了，不講，就要查，查出來就給適當的處分。 

　　關于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于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我們中國沒有丟。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寫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我們不象有些人那樣，丑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事。 

　　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范？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 

　　列寧主義學說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在那些地方發展了呢？一，在世界觀，就是唯物論和辯證法方面發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論、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別是在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等問題上發展了它。列寧還有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學說。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開始，革命中間就有建設，他已經有了七年的實踐，這是馬克思所沒有的。我們學的就是這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 

　　我們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都是發動群眾搞階級斗爭，在斗爭中教育人民群眾。我們搞階級斗爭是從十月革命學來的。十月革命，無論城里、鄉里，都是充分發動群眾進行階級斗爭。現在蘇聯派到各國去當專家的那些人，十月革命的時候不過幾歲、十幾歲，他們很多人就忘記了。有的國家的同志說，中國的群眾路線不對，很高興學那個恩賜觀點。他要學也沒有辦法，橫直我們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不干涉內政，互不侵犯。我們不企圖去領導任何別的國家，我們只領導一個地方，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斗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 

　　你有多少資本呢？無非是一個列寧，一個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丟了，把列寧也丟得差不多了，列寧的腳沒有了，或者還有一個頭，或者把列寧的兩只手砍掉了一只。我們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十月革命的。馬克思寫了那么多東西，列寧寫了那么多東西嘛！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是從他們那里學來的。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斗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 

　　四 

　　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干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不過，大民主、小民主的講法很形象化，我們就借用這個話。 

　　民主是一個方法，看用在誰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們是愛好大民主的。我們愛好的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我們發動群眾斗蔣介石，斗了二十幾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運動，農民群眾起來斗地主階級，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資產階級腐蝕的工作人員，“五反”是斗資產階級，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也都是大民主。早幾天群眾到英國駐華代辦處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幾十萬人開大會，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這也是大民主，是反對帝國主義。這樣的大民主，我們為什么不愛好呢？我們的確是愛好的。這種大民主是對付誰的呢？對付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對付資本主義。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對付資本主義的。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要廢除小生產私有制，就它的性質來說，也是對付資本主義的。我們用群眾運動的方法來進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發動農民自己組織起來，主要是貧農下中農首先組織起來，上中農也只好贊成。至于資本家贊成社會主義改造，敲鑼打鼓，那是因為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來，工人群眾又在底下頂他們，逼得他們不得不這樣。 

　　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鳳，又名鳳姐兒，就是她說的。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民族敵人（無非是帝國主義，外國壟斷資產階級）也是階級敵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我剛才講，一萬年以后還有革命，那時搞大民主還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 

　　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愿，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現在，民主黨派、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大民主。再來一個“五反”，他們是不贊成的。他們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黨派就被消滅了，就不能長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歡大民主？也難說，我看他們有所警惕，也怕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所以，教授還是怕無產階級大民主的。 

　　這里再講個達賴的問題。佛菩薩死了二千五百年，現在達賴他們想去印度朝佛。讓他去，還是不讓他去？中央認為，還是讓他去好，不讓他去不好。過幾天他就要動身了。勸他坐飛機，他不坐，要坐汽車，通過噶倫堡[4]，而噶倫堡有各國的偵探，有國民黨的特務。要估計到達賴可能不回來，不僅不回來，而且天天罵娘，說“共產黨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獨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層反動分子來一個號召，大鬧起事，要把我們轟走，而他自己卻說他不在那里，不負責任。這種可能，是從壞的方面著想。出現這種壞的情況，我也高興。我們的西藏工委和軍隊要準備著，把堡壘修起來，把糧食、水多搞一點。我們就是那幾個兵，橫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們總是不要先攻，先讓他們攻，然后來它一個反攻，把那些進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個達賴，我就傷心？再加九個，跑掉十個，我也不傷心。我們有經驗一條，就是張國燾跑了并不壞。捆綁不成夫妻。他不愛你這個地方了，他想跑，就讓他跑。跑出去對我們有什么壞處呢？沒有什么壞處，無非是罵人。我們共產黨是被人家罵了三十五年的，無非是罵共產黨“窮兇極惡”、“共產共妻”、“慘無人道”那一套。加一個達賴，再加一個什么人，有什么要緊。再罵三十五年，還只有七十年。一個人怕挨罵，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機密，張國燾還不是有那么多機密，但是沒有聽見因為張國燾泄露機密，我們的事情辦壞了。 

　　我們黨有成百萬有經驗的干部。我們這些干部，大多數是好的，是土生土長，聯系群眾，經過長期斗爭考驗的。我們有這么一套干部：有建黨時期的，有北伐戰爭時期的，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有抗日戰爭時期的，有解放戰爭時期的，有全國解放以后的，他們都是我們國家的寶貴財產。東歐一些國家不很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沒有這樣一套干部。我們有在不同革命時期經過考驗的這樣一套干部，就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要有這個信心。帝國主義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學生上街？但是，在我們黨員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義者，你就要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你就要改。 

　　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中央決定后，先發通知，把項目開出來。比如，官僚主義就包括許多東西：不接觸干部和群眾，不下去了解情況，不與群眾同甘共苦，還有貪污、浪費，等等。如果上半年發通知，下半年整風，中間隔幾個月。凡是貪污了的，要承認錯誤，在這期間把它退出來，或者以后分期退還，或者連分期退還也實在沒有辦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總要承認錯誤，自己報出來。這就是給他搭一個樓梯，讓他慢慢下樓。對于其他錯誤，也是采取這個辦法。預先出告示，到期進行整風，不是“不教而誅”，這是一種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說，如果用這個辦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沒有什么好整了。我們就是希望達到這個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風的時候，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都大為減少。整風是在我們歷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我們主張和風細雨，當然，這中間個別的人也難免稍微激烈一點，但總的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講講而已。第一條保護他，第二條批評他。首先要保護他，因為他不是反革命。這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在人民內部，對犯錯誤的人，都用保護他又批評他的方法，這樣就很得人心，就能夠團結全國人民，調動六億人口中的一切積極因素，來建設社會主義。 

　　我贊成在和平時期逐步縮小軍隊干部跟軍隊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額，但不是完全平均主義。我是歷來主張軍隊要艱苦奮斗，要成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這個地方開會的時候，我們有一位將軍主張軍隊要增加薪水，有許多同志贊成，我就反對。他舉的例于是資本家吃飯五個碗，解放軍吃飯是鹽水加一點酸菜，他說這不行。我說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個碗，我們吃酸菜，這個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軍得人心就是這個酸菜，當然，還有別的。現在部隊的伙食改善了，已經比專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們要提倡艱苦奮斗，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遼西戰役的時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蘋果，我們戰士一個都不去拿。我看了那個消息很感動。在這個問題上，戰士們自覺地認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為這是人民的蘋果。我們的紀律就建筑在這個自覺性上邊。這是我們黨的領導和教育的結果。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由這里頭出來的。一個蘋果不吃，餓死人沒有呢？沒有餓死，還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時候，在座的同志們要住棚子。在過草地的時候，沒有棚子都可以住，現在有棚子為什么不可以住？軍隊這幾天開會，他們慷慨激昂，愿意克己節省。軍隊這樣，其他的人更要艱苦奮斗。不然，軍隊就將你的軍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們拿武來將文。解放軍是一個好軍隊，我是很喜歡這個軍隊的。 

　　要加強政治工作。不論文武，不論工廠，農村，商店，學校，軍隊，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各方面都要極大地加強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眾的政治水平。 

　　注釋 

　　[1]這里是指孔子說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見《論語·為政第二》。 

　　[2]指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波蘭的波茲南市發生的騷亂事件和同年十月在匈牙利發生的反革命暴亂事件。 

　　[3]見《周易·系辭上》。 

　　[4]噶倫堡，是印度東北部的邊境城鎮，靠近我國西藏的亞東。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13--3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