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結論。 
　　我們這次會議，是一場很大的辯論。這是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期間，關于我們黨的總路線是不是完全正確這樣一個問題的大辯論。這場全黨性的大辯論，是從農業合作化的方針問題引起的，同志們的討論也集中在這個問題上。但是，這場辯論牽涉的面很廣，牽涉到農業、工業、交通、運輸、財政、金融、貿易、文化、教育、科學、衛生等部門的工作，牽涉到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牽涉到鎮壓反革命，還牽涉到軍隊，牽涉到外交，總之，牽涉到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工作。應當有這么一次大辯論。因為從總路線發布以來，我們的黨還沒有這樣一次辯論。這個辯論，要在農村中間展開，也要在城市中間展開，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質量，都能夠和總路線規定的任務相適應，都要有全面規劃。 
　　現在我就下面幾個問題講一些意見。 
　　一、農業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關系 
　　農業合作化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關系問題，即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基本上完成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在同一時期內基本上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關系問題，也就是農業合作化和資產階級的關系問題。 
　　我們認為，只有在農業徹底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在新的基礎上，就是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逐步地鞏固起來，才能夠徹底地割斷城市資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系，才能夠徹底地把資產階級孤立起來，才便于我們徹底地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我們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目的，是要在農村這個最廣闊的土地上根絕資本主義的來源。 
　　現在，我們還沒有完成農業合作化，工人階級還沒有同農民在新的基礎上結成鞏固的聯盟，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還是動蕩不定的。過去我們同農民在土地革命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那個聯盟，現在農民不滿足了。對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們有些忘了。現在要有新的利益給他們，這就是社會主義。現在，農民還沒有共同富裕起來，糧食和工業原料還很不充足。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就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找我們的岔子，向我們進攻。幾年之后，我們會看到完全新的形勢：工人階級和農民在新的基礎上結成比過去更加鞏固的聯盟。 
　　以前那個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聯盟是暫時的聯盟，它鞏固一下又不鞏固了。在土地改革后，農民發生了分化。如果我們沒有新東西給農民，不能幫助農民提高生產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來，那些窮的就不相信我們，他們會覺得跟共產黨走沒有意思，分了土地還是窮，他們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變成富農的或很富裕的，他們也不相信我們，覺得共產黨的政策總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結果兩下都不相信，窮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末工農聯盟就很不鞏固了。要鞏固工農聯盟，我們就得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窮的要富裕，所有農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過現在的富裕農民。只要合作化了，全體農村人民會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來，商品糧和工業原料就多了。那個時候，資產階級的嘴巴就被堵住了，資產階級將發現自己處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我們現在有兩個聯盟：一個是同農民的聯盟，一個是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這兩個聯盟對我們都很必要，恩來同志也講了這個問題。同資產階級的聯盟有什么好處呢？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工業品來換得農產品。十月革命后有一個時期，列寧就打這個主意。因為國家沒有工業品去交換，農民就不拿糧食出來，單用票子去買他不干，所以列寧打算讓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和國家資本主義結成聯盟，為的是增加工業品來對付農村中的自發勢力[1]。我們現在搞一個同資產階級的聯盟，暫時不沒收資本主義企業，對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也就是為了搞到更多的工業品去滿足農民的需要，以便改變農民對于糧食甚至一些別的工業原料的惜售行為。這是利用同資產階級的聯盟，來克服農民的惜售。同時，我們依靠同農民的聯盟，取得糧食和工業原料去制資產階級。資本家沒有原料，國家有原料。他們要原料，就得把工業品拿出來賣給國家，就得搞國家資本主義。他們不干，我們就不給原料，橫直卡死了。這就把資產階級要搞自由市場、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銷售工業品這一條資本主義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資產階級孤立起來。這是講這兩個聯盟的相互作用。這兩個聯盟，同農民的聯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資產階級的聯盟是暫時的，第二位的。這兩個聯盟，在我們這樣經濟落后的國家，現在都是必要的。 
　　土地改革，使我們在民主主義的基礎上同農民結成了聯盟，使農民得到了土地。農民得土地這件事，是屬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它只破壞封建所有制，不破壞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個體所有制。這一次聯盟使資產階級第一次感到了孤立。一九五0年，我在三中全會上說過，不要四面出擊。那時，全國大片地方還沒有實行土地改革，農民還沒有完全到我們這邊來，如果就向資產階級開火，這是不行的。等到實行土地改革之后，農民完全到我們這邊來了，我們就有可能和必要來一個“三反”“五反”。農業合作化使我們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基礎上，而不是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基礎上，鞏固了同農民的聯盟。這就會使資產階級最后地孤立起來，便于最后地消滅資本主義。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么兇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么馬克思主義。使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這是一個很好的事，很有意義的好事。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要使它在地球上絕種，變成歷史的東西。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總是要消滅的。世界上的事物沒有不是歷史上發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資本主義這個東西是歷史上發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個土里頭去。 
　　現在的國際環境有利于我們完成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我們要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我們一定要爭取這個和平建設的時間。十五年已經過了三年，再有十二年就行了。看樣子是可能爭取的，要努力爭取。我們應當在外事工作方面、國防建設方面加強努力。 
　　在這個十五年的期間內，國際國內的階級斗爭會是很緊張的。我們已經看見是很緊張的。在階級斗爭中，我們已經取得了許多的勝利，并且將要繼續取得勝利。拿過去一年國內的階級斗爭來說，我們主要做了四件事：一個是進行反唯心論的斗爭，一個是鎮壓反革命，一個是解決糧食的問題，一個是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在這四個問題上的斗爭，都帶著對資產階級作斗爭的性質，給了資產階級嚴重的打擊，并且在繼續給他們以粉碎性的打擊。 
　　反唯心論的斗爭，從《紅樓夢》那個問題上開始，還批評了《文藝報》，以后又批判胡適，批判梁漱溟，已經搞了一年。我們要把唯心論切實地反一下，準備搞三個五年計劃。在反唯心論的斗爭中間，要建立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的干部隊伍，使我們廣大干部同人民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武裝起來。鎮壓反革命，準備今年和明年一年，在包括國營工廠、國營商業、合作社、縣、區、鄉各種組織，還包括軍隊的干部、工廠的工人在內，大概共一千二百萬人的范圍內，進行肅反工作。講起反革命來，好象沒有好多，看也看不見，一查，確實有，現在就已經查出來一批。糧食問題上也打了一大仗。資產階級借口糧食問題向我們進攻，我們黨內也有一股謠風，因此我們就展開了批評。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我們進行過許多斗爭，這次會議也是集中討論這個問題。在這四個問題上，我們展開了巨大的斗爭，打擊了資產階級的反抗和進攻，取得了主動。 
　　資產階級怕我們在這幾個問題上對他們展開斗爭，特別是怕鎮壓反革命。我們的鎮反工作搞得好。這個工作要注意講規格，沒有規格那是很危險的。要合乎標準才叫反革命，就是要搞真反革命，不要搞出假反革命來。也要估計到，可能會出假反革命，說不出，那很難。但是，我們要求出少一點，盡可能不出假反革命。要完全合乎規格，貨真價實，硬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同時，也可能漏掉一些真反革命。你說這次搞得那么干凈，也不見得，漏掉是難免的，但是要盡可能少漏掉一些。 
　　二、在合作化問題上爭論的總結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群眾的許多發明，破除了許多迷信，打破了許多錯誤觀點。這次討論，解決了在幾個月以前很多人還是不明了的許多問題。 
　　首先，是大發展好還是小發展好的問題。這是一個主要問題，爭論很大，現在解決了。群眾要求大發展，過渡時期的總任務要求農業適應工業，所以那種主張小發展的觀點是錯誤的。 
　　其次，是晚解放區能不能發展的問題，山區、落后鄉、災區能不能發展的問題，現在解決了，都能發展。 
　　第三，少數民族地區能不能辦社的問題。現在證明，凡是條件成熟了的地方，都可以辦合作社。有一部分地方，比如西藏、大小涼山那些地方，現在條件還不成熟，就不能去搞。 
　　第四，沒有資金，沒有大車，沒有牛，沒有富裕中農參加，能不能辦社的問題。現在證明也是可以辦的。 
　　第五，“辦社容易鞏固難”，這一條迷信也破除了。辦社也不是那么十分容易，鞏固也不是那么一定困難。一定要講辦社就容易鞏固就難，這實際上是主張不要辦社，或者少辦為好。 
　　第六，沒有農業機器能不能辦社的問題。一定要有機器才可以辦社的空氣現在不大了，可是也還有這個觀點。這一條迷信也是能夠完全破除的。 
　　第七，辦得壞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問題。當然有某些少數確實不能辦下去的社，可以退到互助組，但一般的所謂壞社，是不應當解散的，經過整頓是可以變好的。 
　　第八，所謂“如不趕快下馬，就要破壞工農聯盟”，這大概是中央農村工作部傳下去的一個“道理”。中央農村工作部不僅出謠風，還出了許多“道理”咧。 我看這一句話大體“正確”，只改一個字，把“下”字改為“上”字就行了。你們農村工作部也不要悲觀，你們給我這么多字都采用了，只改了你一個字。一字之差，我們的爭論就是一個字，你要下馬，我要上馬。“如不趕快上馬，就要破壞工農聯盟”，的確是要破壞的。 
　　第九，所謂“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這種說法是不完全合乎實際情況的。耕牛死亡主要原因不在合作社，而是由于水災，牛皮價格過高，飼料不夠，還有一些是老了，應當殺了。 
　　第十，所謂“農村緊張根本由于合作社辦得太多了”，這么講是錯誤的。我們今年春季農村的緊張情況，主要是由于糧食問題引起的。所謂缺糧，大部分是虛假的，是地主、富農以及富裕中農的叫囂。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對廣大農民還沒有來得及進行充分的教育，同時我們的糧食工作也有缺點。去年究竟購多少適當，那個時候我們還不摸底，多購了七十億斤。現在我們就來一個調整，準備減購七十億斤，加上今年又豐收，這樣，農村情況也就可以緩和下來。 
　　第十一，還有一種什么“合作社只有三年優越性”的說法，這是悲觀主義。我看合作社的優越性決不止三年，社會主義會繼續一個很長的時間。到了將來社會主義不能代表優越性的時候，又有共產主義的優越性來代替它。 
　　第十二，應不應當在最近一個時期辦一些高級社？這個問題在過去是不清楚的，這次大家提出來了。應當辦一批高級社。至于辦多少，你們去研究。 
　　第十三，所謂“木帆船、獸力車不能辦合作社”，這也不對。今天看起來，從事木帆船、獸力車這類運輸業的幾百萬勞動者，也應當組織合作社。 
　　根據大家的討論，我們解決了這許多問題，這是這次中央全會的重大收獲。 
　　三、關于全面規劃、加強領導的問題 
　　全面規劃應當包括：第一，合作社的規劃；第二，農業生產的規劃；第三，全部的經濟規劃。農村全部的經濟規劃包括副業，手工業，多種經營，綜合經營，短距離的開荒和移民，供銷合作，信用合作，銀行，技術推廣站等等，還有綠化荒山和村莊。我看特別是北方的荒山應當綠化，也完全可以綠化。北方的同志有這個勇氣沒有？南方的許多地方也還要綠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內，我們能夠看到綠化就好。這件事情對農業，對工業，對各方面都有利。 
　　還有什么規劃呢？還有文化教育規劃，包括識字掃盲，辦小學，辦適合農村需要的中學，中學里面增加一點農業課程，出版適合農民需要的通俗讀物和書籍，發展農村廣播網、電影放映隊，組織文化娛樂等等。還有整黨建黨、整團建團、婦女工作，還有鎮壓反革命。在整個規劃里面都要有這些部分。 
　　規劃應當有這么幾種：（一）鄉村合作社的規劃。每個合作社應當有個規劃，雖然小也應當有規劃，讓他們學會搞這一套。（二）全鄉的規劃。我們全國有二十二萬多個鄉，搞二十二萬多個鄉的規劃。（三）全縣的規劃。我們希望每一個縣搞一個。現在，有的縣已經搞出了很好的規劃，看了很有味道。他們思想解放，天不怕地不怕，沒有什么腳鐐手銬的束縛，規劃搞得很生動。（四）全省（或自治區、各市郊區）的規劃。這里面著重全鄉的規劃，全縣的規劃。要抓住這兩個環節，迅速作出一批，比如一個省里面搞三、四個縣的規劃，發出來要各地仿照辦理。 
　　合作化的規劃，要分別不同地區規定發展的速度。分三種地區。第一種多數地區，第二種一部分少數地區，第三種又一部分少數地區。多數地區要有三個浪潮，三個冬春。三個浪潮是：今冬明春，明冬后春，再加一個冬春。三個冬春就是三個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間要歇一歇。兩山之間有一谷，西波之間有一伏。這種地區到一九五八年春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第二種地區有兩個冬春、兩個浪潮就夠了。比如在華北，東北，還有一些郊區。這一部分地區中有個別地區到明年春季就可以基本合作化了，只有一個浪潮就到了。第三種地區，就是另外一些比較少數的地區，需要有四個五個甚至六個冬春。這里還要除開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即大小涼山、西藏以及其他一些條件不成熟的少數民族地區，條件不成熟的不能搞。什么叫基本上完成半社會主義合作化呢？這就是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農村人口加入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這里面有一個回旋的余地，百分之七十也可以，百分之七十五也可以，百分之八十或者超過一點也可以，這樣就叫作基本上完成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剩下一點那是以后的事了。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慢機會主義，一種是急機會主義。這樣講老百姓比較容易懂。 
　　省（市、區）一級，地區一級，縣一級，這三級必須時刻掌握運動發展的情況，一有問題就去解決。切記不要使問題成了堆，才來一個總結，放馬后炮。過去我們許多工作是這樣搞的，中間有問題不去解決，讓它去成堆，然后到完了的時候來一個總結，來一個批評。有些同志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是犯過這個錯誤的。，不要專門喜歡事后批評。事后也必須批評，最好是剛露頭就批評。專門喜歡事后批評，缺乏臨機應變的指導，這是不好的。如果遇到情況不對，怎么辦呢？情況不對，立即煞車，或者叫停車。象我們坐車子一樣，下陡坡遇到危險，馬上把車煞住。省、地、縣都有煞車的權力。必須注意防“左”。防“左”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機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說要“左”傾，“左”傾機會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 
　　以后在發展合作社的工作上，我們要比什么呢？要比質量，比規格。數量，或者速度，有前面所說的那個規定就行了，重點是比質量。質量的標準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產和不死牲口。怎樣才會增加生產，怎樣才會不死牲口？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則，要有全面規劃，要有靈活的指導。有這幾條，我看就可以使合作社的質量比較好，就可以增加生產和不死牲口。我們務必避免蘇聯曾經犯過的大批殺掉牲口的那個錯誤。關鍵在今后兩年，主要在今后五個月，就是今冬明春。從今年十一月到明年三月，請你們各位注意，務必不要出大問題，不要發生死一批牛的事。因為我們現在拖拉機還很少，牛是個寶貝，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工具。 
　　在今后五個月之內，省一級，地區一級，縣一級，區一級，鄉一級，這五級的主要干部，首先是書記、副書記，務必要鉆到合作社問題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種問題。時間是不是太短？我看有五個月切實鉆一下也可以。省級同志認真地鉆一下，當然很要緊，特別是縣區鄉的同志，如果他們不鉆，搞起許多合作社，自己又不懂，那很危險。如果老鉆不進去，那怎么辦呢？就應當改換工作。五個月以后，即明年三月以后，中央也許再召集一次現在這樣的會。到那個時候我們要比質量，大家發言的重點，就不要重復這次的講演稿，要有新東西，就是要講全面規劃的問題，經營管理的問題，領導方法的問題。要講有些什么好辦法，可以使合作社辦得又快又多又好。就是說，要講質量問題。 
　　領導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錯誤，就要注意領導方法，加強領導。有幾項關于領導方法的建議，看是不是可行。這就是我們大家都在做的，一年開幾次會，或者大會或者小會，解決當前發生的問題。如果有問題，就要從個別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統統提來解剖，然后才證明“麻雀雖小，肝膽俱全”。從來的科學家都不是這么干的。只要有幾個合作社搞清楚了，就可以作出適當的結論。除了開會的方法以外，還有打電報、打電話、出去巡視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領導方法。另外，各省要選擇恰當的人，辦好刊物，改善刊物，迅速交流經驗。再一點建議，是不是請你們試試看。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幾篇報告，包括改文章寫按語在內，我就“周游列國”，比孔夫子走得寬，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2]。你們每個省、每個自治區是不是可以一年或者半年編一本書，每個縣搞一篇，使得各縣的經驗能夠交流，這對迅速推廣合作化運動有好處。還有一個方法就是發簡報。縣委對地委，地委對省委、區黨委，省委、區黨委對中央，都要有簡報，報告合作社進度如何，發生了什么問題。各級領導接到這樣的簡報，掌握了情況，有問題就有辦法處置了。這是關于幾個領導方法的建議，請各位同志考慮。 
　　四、關于思想斗爭 
　　歷來的經驗說明一條：思想斗爭必須中肯。現在有一句話，就是要思想交鋒。好比打仗，你一刀殺來，我一刀殺去，兩把刀子要打中，這叫交鋒。思想不交鋒，就缺乏明確性和徹底性，這個不好。在這一次會議上，我們就在思想上交鋒了，有明確性了，有徹底性了。這個辦法，首先一個好處是幫助大多數同志把問題弄清楚，再一個好處是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 
　　關于犯錯誤的同志，我想只有兩條：一條，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條，別人也要準許他繼續革命。本人也有不愿意繼續革命的，比如陳獨秀不愿意繼續了，張國燾不愿意繼續了，高崗、饒漱石不愿意繼續了，那是極少數的。大多數人是愿意繼續革命的。但是還有一條，要準許別人革命。我們不要當《阿Q正傳》上的假洋鬼子，他不準阿Q革命；也不要當《水滸傳》上的白衣秀士王倫，他也是不準人家革命。凡是不準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險的。白衣秀士王倫不準人家革命，結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高崗不準人家革命，結果還不是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歷史的經驗證明：犯教條主義錯誤和經驗主義錯誤的人，絕大多數是能夠改正的。這要兩條：一方面要有嚴肅的批評，一方面要有寬大的態度。沒有后一條是不好的，關系就不正常。誰不犯一點錯誤呢？無論是誰，總要犯一些錯誤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藥的人總是很少的，比如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還有陳光、戴季英。除了這樣極少數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夠挽救的，都是能夠經過同志們的幫助去改正錯誤的。我們應當這樣做，應當有這種信心。犯錯誤的本人也應當有這種信心。 
　　中央農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鄧子恢同志犯了錯誤。他這一次所犯的錯誤，性質屬于右傾的錯誤，屬于經驗主義性質的錯誤。鄧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評，雖然各小組會上有些同志覺得他講得還不徹底，但是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還有一些同志，談了一下，覺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現在這個時候，他有了這樣的認識，已經是好的了。鄧子恢同志在過去長期革命斗爭中做過許多工作，有成績，應當承認。但不要以成績當包袱。這一點他自己說了，說是有點擺老資格。人要虛心一點。只要虛心，愿意接受同志們的幫助，我們相信他的錯誤是能夠改正的。 
　　過去鄧子恢同志有過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資產階級）和“四大自由”這種綱領性的提法，那是錯誤的，確實是資產階級性質的綱領，資本主義性質的綱領，不是無產階級性質的綱領，是違背七屆二中全會限制資產階級的決定的。我們現在對于城市的資產階級、農村的資產階級（富農）是用限制的政策。那種對于雇工、貿易、借貸、租地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就有問題了。我說是“四小自由”。這有大小之分。在限制之下，資產階級這些自由是有那么一點，小得很。我們要準備條件，把資產階級這個小自由搞掉。對于城市資產階級，我們叫做利用、限制、改造。要利用，但是它那個不利于國計民生的部分，我們就要限制。這樣的政策是又不“左”，又不右。根本不限制，那就太右了。限制死了，根本不準他們搞什么東西，那就太“左”了。列寧說過，一個政黨如果在千百萬小生產者存在的條件下，就想把資本主義一下子統統搞掉，那不僅是愚蠢，而且是自殺[3]。但是鄧子恢同志的提法是不對的，因為他不提限制，跟中央的提法不同，跟二中全會的提法不同。 
　　有些同志，對于黨的決議和黨在長時期中提倡的政策，差不多根本不理，似乎沒有看過，也沒有聽過，不曉得什么道理。比如互助合作運動這件事，多少年以來，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在延安，在那一個根據地都搞過，卻等于沒有看見，沒有聽見。一九五一年冬季中央就有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也是沒有看見。一直到一九五三年還是言不及義，好行小惠。言不及義者，言不及社會主義；好行小惠者，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就是講，有些同志對于黨的決議或者長期提倡的一些政策，一些綱領，根本不理，自己單另搞一套。他們也不去查一查，同類性質的問題到底過去有人講過沒有，怎么講的。有些歷史學家對烏龜殼、金石文和地下挖出來的其他古東西還要去考，而這些同志對我們的時間不長的東西，卻根本不理，也懶得去查。總而言之，兩耳不聞窗外事，就是那樣寫，就是那樣講，例如講些什么“四大自由”呀這類東西，結果好，碰了壁。 
　　還有些同志老是很喜歡分散主義，鬧獨立性，甚至鬧獨立王國，覺得獨裁很有味道。原先是圖舒服，立起一個王國來，自己稱王。結果怎樣呢？結果搞得很不舒服，要受批評。不是有個《大登殿》的戲嗎？看那個薛平貴做起王來很舒服，他那個時候沒有自我批評。這一點不好。有許多人總是不愛跟人家商量一下。許多同志口里贊成集體領導，實際上十分愛好個人獨裁，好象不獨裁就不象一個領導者的樣子。當一個領導者不一定要獨裁，你曉得！資產階級有個資產階級民主，它講究階級獨裁。無產階級、共產黨也要搞階級獨裁，如果搞個人獨裁，那就不好。有事情總是應當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一個集體中間通過，集中多數人的智慧，這比較好。 
　　還有一種情況也需要講一講。有許多同志老是鉆到公事堆里頭，不研究問題。公事要不要辦呢？那是必須要辦的。不辦公事不行，但是，單是辦公事，不研究問題，那是危險的。不去接觸干部，不去接觸群眾，或者接觸他們的時候老是教訓人，而不是跟他們商量，交換意見：“你看究竟我想的對不對，請你談一談你的意見。”這樣，就嗅不到政治氣候，鼻子很遲鈍，害政治感冒。鼻子塞了，什么時候有什么氣候，聞不到。今天陳毅同志說了，事物冒了一些頭就要能夠抓到。事物已經大量地普遍存在，還看不見，那就太遲鈍了。這種情況需要注意。這種專門辦公事，而不注意研究問題，不注意接觸群眾和干部，對他們不采取商量的態度，是很不好的。 
　　五、若干其他問題 
　　下面講的一些問題，大多數是同志們提出來的。 
　　第一，改換富裕中農在合作社中間的領導地位這樣一件事，要講究步驟，講究方法，不要一陣風把他們同時拉下來。雖然富裕中農做領導者不適宜，可是他們是勞動者。應當分別情況，看他們在工作中的表現究竟怎樣。有些人是必須要撤下來的，因為他在那里繼續搞，實在是很不行了。但也要使得群眾（比如合作社的社員）和富裕中農本人都了解，他確實不適于繼續當領導者。還有一個條件，就是準備了較好的接替的人，培養了比較好的人去代替他，才去改換他的工作。有的可以經過他作自我批評，改正錯誤，繼續任原職，有些可以改為副職或者委員。至于本來于得好的，雖然是富裕中農，那當然不在撤換之列。不要把富裕中農當成富農看待，富裕中農不是富農。不要一下于統統撤換。對待這個問題要小心，必須好好地解決。上面說的幾種辦法，是不是可以，各省各地去研究一下。 
　　第二，要在支部和群眾中間說明，這一回我們講下中農和上中農是兩個不同的階層，不是重新劃一次階級，而是因為事實上各階層對于合作化的態度有積極消極的區別，在一個階層的內部的個人也有這種區別。比如貧農中間就有暫時不入合作社的。這一點是可以去說服這些富裕中農的：你看，貧農、下中農也有比較消極的，他不愿意來，也就不要他入，那末你富裕中農現在不愿意來，也就可以不來。我們先把熱心的人搞進來，然后向第二部分人宣傳，熱心了又進來，再向第三部分人宣傳。要分期分批。一切的人將來都要入社的。所以，不是什么重劃階級。 
　　第三，關于地主、富農入社的問題。是不是可以這樣：以縣和鄉為單位（縣為單位還不夠，因為一個縣基本上合作化了，但是也可能有些鄉還沒有合作社），一個縣，一個鄉都基本上合作化了，就是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農戶入社了，那個地方已經鞏固了的合作社就可以開始分批分期地按照地主富農的表現怎么樣來處理。有一些表現歷來都好，老實，歸附國法，可以給以社員的稱號。有一些可以在社里頭一起勞動，也分取報酬，但是不叫作社員，實際上是候補社員；如果他們搞得好，也可以變成社員，讓他們有個奔頭。第三部分人，暫時不許入社，等到將來再講，分別解決。所有這些地主富農入社后不要擔任合作社的職務。至于某些經過考察的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識分子，在農村里頭，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擔任文化教員之類的工作？有些地方別的知識分子很少，有這么一種需要，讓他們在黨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員會的領導和監督之下擔任文化教員的工作。現在小學教員還有不少這樣的人。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歲，高小畢業，或者初中畢業，硬是文化教員都不能當，我看也不必，我們可以用他們來掃盲，教會農民識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請你們加以研究。至于擔任會計這樣的事情就比較危險了。 
　　第四，關于高級社的條件和應辦多少高級社，今天我也不說，條件問題還是請大家加以研究，明年再講，各地方可以按照情形，實際去辦。總而言之，條件成熟了的就可以辦，條件不成熟的不要辦，開頭辦少數，以后逐步增加。 
　　第五，合作社建社的時間是不是可以考慮不要一定集中在每年的冬季和春季，夏季、秋季也可以建一些社，現在有些地方實際上是這么搞的。但是，必須指出一點；在兩個浪潮之間，必須要有一個休整的時間，發展一批之后必須要整頓，然后再發展，同打仗一樣，兩仗之間要有休整。不要休整，不要間歇，不要喘一口氣，這是完全錯誤的。在軍隊里曾經有過這樣一些意見，說是不要休整，不要喘氣，就是要一往無前，要盡打，那事實上不可能，人是要睡覺的。今天我們這個會，如果不散會，盡這么開下去，所有的人都反對，包括我自己在內。人每天要大休整一次，要睡七、八個鐘頭，至少要睡五、六個鐘頭，中間小休整那還不算。搞合作社這樣的大事不要休整，那種說法是很幼稚的。 
　　第六，“勤儉辦社”這個口號很好。這是下面提出來的。要嚴格地節約，反浪費。現在城市里頭大反浪費，鄉村里頭也反浪費。要提倡勤儉持家，勤儉辦社，勤儉建國。我們的國家一要勤，二要儉，不要懶，不要豪華。懶則衰，就不好。要勤儉辦社，就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嚴格節約，降低成本，實行經濟核算，反對鋪張浪費。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是任何一個合作社都必須做的工作。至于經濟核算，那就要逐步來。合作社辦大了，沒有經濟核算那是不行的，要逐步學會經濟核算。 
　　第七，這一次沒有人講國營農場的問題，是個缺點。希望中央農村工作部和農業部研究國營農場的問題。將來國營農場的比重會一年一年大起來。 
　　第八，要繼續反對大漢族主義。大漢族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漢族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數民族，不是真心誠意地幫助他們，所以必須嚴格地反對大漢族主義。當然，少數民族中間會要發生狹隘民族主義的，那也要反對。但是，這兩個東西，主要的、首先要反對的是大漢族主義。只要漢族同志態度正確，對待少數民族確實公道，在民族政策上、民族關系的立場上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不是資產階級的觀點，就是說，沒有大漢族主義，那末，少數民族中間的狹隘民族主義觀點是比較容易克服的。現在大漢族主義還是很不少的，例如包辦代替，不尊重人家的風俗習慣，自以為是，看不起人家，說人家怎么樣落后等等。在今年三月間全國黨代表會議上我曾經講過，中國沒有少數民族是不行的。中國有幾十種民族。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漢族居住的地方面積要寬，那里蘊藏著的各種物質財富多得很。我們國民經濟沒有少數民族的經濟是不行的。 
　　第九，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 
　　第十，有人問：什么叫“左”右傾？過去我們講過，事物在空間、時間中運動。這里主要講時間，人們對事物的運動觀察得不合實際狀況，時間還沒有到，他看過頭了，就叫“左”傾，不及，就叫右傾。比如講合作化運動，本來有群眾的積極性、互助組的普遍存在和黨的領導力量這些成熟的條件，可是有些同志說還沒有；合作化運動這個事物在現在這個時候（不是早幾年，而是現在）已經可以大發展了，他們說還不能，這都叫右傾。如果農民的覺悟程度和黨的領導力量這些條件還不成熟，就說要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全國來個百分之八十合作化，這叫“左”傾。中國有句老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們要根據具體的條件辦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強地達到我們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有九個月，七個月的時候醫生就一壓，把他壓出來了，那不好，那個叫“左”傾。如果他已經有了九個月，小孩子自己實在想出來，你不準他出來，那就叫右傾。總而言之，事物在時間中運動，到那個時候該辦了，就要辦，你不準辦，就叫右傾；還沒有到時候，你要勉強辦，就叫“左”傾。 
　　第十一，有人問：是不是有發生“左”傾錯誤的可能？我們回答：完全可能。只要某個地方的領導方面，不管是鄉支部、區委、縣委、地委、省委，不去注意群眾的覺悟程度，不去注意互助組的發展情況，又沒有規劃，又沒有控制，不是分期分批，而是專喜歡數量，不愛好質量，就一定會出現嚴重的“左”傾錯誤。在群眾熱潮起來，大家要求入合作社的時候，必須設想各種困難和一切可能的不利情況，向群眾公開說明，讓群眾去充分考慮，不怕就可以干，如果怕就不要干。當然，也不要把人們嚇倒了。今天我是估計不會把你們嚇倒的，因為我們已經開了這么多天會。在適當的時機壓縮一下人們的腦筋，使這個腦筋不過于膨脹，是必要的。 
　　我們反對無窮的憂慮，反對數不清的清規戒律，那末是不是可以根本不要憂慮了？清規一條也不要，戒律一條也不要？那當然不是的。必要的憂慮，應當有的憂慮，誰人不憂慮呀？也要有必要的清規戒律。沒有點清規，沒有點戒律，那怎么行呢？必要的憂慮，必要的清規戒律，必要的停頓、間歇、煞車、關閘，是完全應當有的。 
　　有這樣一個辦法：當著人們剛剛想要驕傲的時候，那個尾巴剛剛翹起來的時候，就給他提出新的任務（比如現在我們提出比質量，明年來就要比質量，那時數量問題是第二位的了），使他來不及驕傲，他沒有時間。這個辦法，過去我們是試過的。在軍隊打了一個勝仗之后，有的同志剛剛同那些左右前后的人談得津津有味的時候，尾巴翹得那么高的時候，你就給他提出打第二仗的新任務。把新的任務一提出去，他馬上就要想問題，就要做準備工作，那個翹起來的尾巴就下去了，他來不及驕傲。 
　　第十二，有的同志提出，可以不可以允許縣一級有百分之十的機動權？比如講辦合作社，可以少百分之十，也可以多百分之十。我看這個建議是可以采納的，這一條好，不要搞得那么死。請你們再去考慮。 
　　第十三，會不會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們認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們搞的這一套將來統統要翻，說我們并非馬克思主義，而是機會主義。但是，據我看，大勢所趨，這個案是翻不了的。 
　　第十四，有人問，將來的趨勢如何？趨勢就是：大約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據我看，就是這么個趨勢。不過還可以加一點，在上一次黨的代表會議上也講過了，大約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時間內，就是十個五年計劃到十五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可能建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這個期間內，國際、國內、黨內一定會發生許多嚴重的復雜的沖突和斗爭，我們一定會遇到許多困難。按照我們的經驗，我們這一輩子有過多少沖突，武裝的，和平的，流血的，不流血的，你能說以后就沒有？一定會有，不是很少，而是許多。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戰，在我們頭上甩原子彈，出貝利亞，出高崗，出張國燾、陳獨秀。有許多事現在是沒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可以肯定，一切困難是能夠克服的，一定會出現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這是不是一定呢？我看是一定的。按照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定的。那個資產階級已經給自己造好了掘墓的人，那個墳墓都挖好了，它不死呀？要講趨勢，比較粗枝大葉一點說，就是這么一種趨勢。 
　　第十五，你們對決議、章程這兩個文件有許多修改的意見，很好，搜集起來我們考慮一下。今天通過以后，決議在幾天內就可以由政治局加以修改公布。章程還要慢一點，要跟民主人士商量，要采取立法的手續，也許和兵役法一樣，先由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一下，交給國務院公布征求意見，各地方就可以照那樣試辦一個時期，到了明年，再交人民代表大會通過。 
　　最后， 我順便講一點請你們注意寫文章的問題。 我希望在座的都變成“國文教員”。你們的文章寫得很不錯，也許略有缺點。你們要注意幫助人家，把文章的作風改一改。現在許多同志的文章，空話連篇的也有，但比較少；主要的缺點就是古文多，半文半白的味道很大。寫文章要講邏輯。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說話的結構，開頭、中間、尾巴要有一種關系，要有一種內部的聯系，不要互相沖突。還要講文法。許多同志省掉了不應當省掉的主詞、賓詞，或者把副詞當動詞用，甚至于省掉動詞，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還要注意修辭，怎樣寫得生動一點。總之，一個合邏輯，一個合文法，一個較好的修辭，這三點請你們在寫文章的時候注意。 

　　注釋 
　　〔1）參看列寧《論糧食稅》。 
　　（2）這里是指毛澤東同志看了各地關于農業合作化的報告，編輯《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這件事。參看本卷《（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 
　　（3）參看列寧《論糧食稅》。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95--2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