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民民主專政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這一個日子表示，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二十八年了。像一個人一樣，有他的幼年、青年、壯年和老年。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幾歲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個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黨也是這樣。階級消滅了，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人類社會。我們和資產階級政黨相反。他們怕說階級的消滅，國家權力的消滅和黨的消滅。我們則公開聲明，恰是為著促使這些東西的消滅而創設條件，而努力奮斗。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專政的國家權力，就是這樣的條件。不承認這一條真理，就不是共產主義者。沒有讀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剛才進黨的青年同志們，也許還不懂得這一條真理。他們必須懂得這一條真理，才有正確的宇宙觀。他們必須懂得，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全人類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比資產階級高明，他們懂得事物的生存和發展的規律，他們懂得辯證法，他們看得遠些。資產階級所以不歡迎這一條真理，是因為他們不愿意被人們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國民黨反動派被我們所推翻，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被我們和各國人民所推翻，對于被推翻者來說，這是痛苦的，不堪設想的。對于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則不是什么被推翻的問題，而是努力工作，創設條件，使階級、國家權力和政黨很自然地歸于消滅，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為著說清我們在下面所要說的問題，在這里順便提一下這個人類進步的遠景的問題。 
　　我們黨走過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過的，而是在困難的環境中走過的，我們要和國內外黨內外的敵人作戰。謝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他們給了我們以武器。這武器不是機關槍，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列寧在一九二○年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描寫過俄國人尋找革命理論的經過⑴。俄國人曾經在幾十個年頭內，經歷艱難困苦，方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有許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義的壓迫，這是相同的。經濟和文化落后，這是近似的。兩個國家都落后，中國則更落后。先進的人們，為了使國家復興，不惜艱苦奮斗，尋找革命真理，這是相同的。 
　　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⑵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⑶、康有為⑷、嚴復⑸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⑹，好像雨后春筍，努力學習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這些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包括那時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和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即所謂舊學是對立的。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為這些很可以救中國，除了舊學派，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在那時的中國人看來，俄國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學俄國。這就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學習外國的情形。 
　　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⑺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蘊藏在地下為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 
　　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⑻。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孫中山在絕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同他合作。孫中山死了，蔣介石起來。在二十二年的長時間內，蔣介石把中國拖到了絕境。在這個時期中，以蘇聯為主力軍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了三個帝國主義大國，兩個帝國主義大國在戰爭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個帝國主義大國即美國沒有受損失。而美國的國內危機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幫助蔣介石殺戮了幾百萬中國人。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之后，進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基本的勝利。 
　　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 
　　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曾經留戀過別的東西的人們，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覺悟過來了，有些人正在換腦筋。事變是發展得這樣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學習。人們的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歡迎這種善良的要求重新學習的態度。 
　　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十月革命以后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接著就進入政治斗爭，經過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勝利。積二十八年的經驗，如同孫中山在其臨終遺囑里所說“積四十年之經驗”一樣，得到了一個相同的結論，即是：深知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孫中山和我們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觀，從不同的階級立場出發去觀察和處理問題，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怎樣和帝國主義作斗爭的問題上，卻和我們達到了這樣一個基本上一致的結論。 
　　孫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都大大地向前發展了，根本上變換了中國的面目。到現在為止，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就是這兩件事：（一）在國內，喚起民眾。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并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二）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斗。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 
　　“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⑼的幻想。 
　　“你們太刺激了。”我們講的是對付國內外反動派即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不是講對付任何別的人。對于這些人，并不發生刺激與否的問題，刺激也是那樣，不刺激也是那樣，因為他們是反動派。劃清反動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動派的陰謀詭計，引起革命派內部的警覺和注意，長自己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才能孤立反動派，戰而勝之，或取而代之。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⑽。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們要做生意。”完全正確，生意總是要做的。我們只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并不反對任何人。大家須知，妨礙我們和外國做生意以至妨礙我們和外國建立外交關系的，不是別人，正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團結國內國際的一切力量擊破內外反動派，我們就有生意可做了，我們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之上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了。 
　　“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這是錯誤的想法。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鞏固，就是這樣的，列寧和斯大林早已告訴我們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三個帝國主義國家并建立各人民民主國家，也是這樣。人民中國的現在和將來，也是這樣。請大家想一想，假如沒有蘇聯的存在，假如沒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假如沒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假如沒有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出現，假如沒有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正在起來斗爭，假如沒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等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人民大眾和統治他們的反動派之間的斗爭，假如沒有這一切的綜合，那末，堆在我們頭上的國際反動勢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能夠勝利嗎？顯然是不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不可能。這件事，中國人民的經驗是太多了。孫中山臨終時講的那句必須聯合國際革命力量的話，早已反映了這一種經驗。 
　　“我們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現時，這也是幼稚的想法。現時英美的統治者還是帝國主義者，他們會給人民國家以援助嗎？我們同這些國家做生意以及假設這些國家在將來愿意在互利的條件之下借錢給我們，這是因為什么呢？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資本家要賺錢，銀行家要賺利息，借以解救他們自己的危機，并不是什么對中國人民的援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和進步黨派，正在促使它們的政府和我們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關系，這是善意的，這就是援助，這和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的行為，不能相提并論。孫中山的一生中，曾經無數次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呼吁過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無情的打擊。在孫中山一生中，只得過一次國際的援助，這就是蘇聯的援助。請讀者們看一看孫先生的遺囑吧，他在那里諄諄囑咐人們的，不是叫人們把眼光向著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而是叫人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孫先生有了經驗了，他吃過虧，上過當。我們要記得他的話，不要再上當。我們在國際上是屬于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 
　　“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于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為什么理由要這樣做？大家很清楚。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 
　　“你們不是要消滅國家權力嗎？”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要，我們現在還不能要。為什么？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對于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東西。“你們不仁。”正是這樣。我們對于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我們僅僅施仁政于人民內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 
　　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范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并將在長時期內存在著，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并繼續前進，向著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前進。 
　　我們在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處罰，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這是若干個別的情形，和對于反動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 
　　對于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后，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他們如果不愿意勞動，人民的國家就要強迫他們勞動。也對他們做宣傳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們對俘虜軍官們已經做過的那樣。這也可以說是“施仁政”吧，但這是我們對于原來是敵對階級的人們所強迫地施行的，和我們對于革命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論。 
　　這種對于反動階級的改造工作，只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才能做到。這件工作做好了，中國的主要的剝削階級——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即壟斷資產階級，就最后地消滅了。剩下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進行許多適當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營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相適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國家工業化的問題。本文不打算多談經濟問題，這里不來詳說。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親自領導的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著名的宣言。這個宣言上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誰領導誰這一個問題以外，當作一般的政治綱領來說，這里所說的民權主義，是和我們所說的人民民主主義或新民主主義相符合的。只許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許為資產階級所私有的國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階級的領導，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了。 
　　蔣介石背叛孫中山，拿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專政作為壓迫中國平民的工具。這個反革命專政，實行了二十二年，到現在才為我們領導的中國平民所推翻。 
　　罵我們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外國反動派，就是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人們。他們實行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其他人民的一個階級的獨裁制度，一個階級的極權主義。孫中山所說壓迫平民的近世各國的資產階級，正是指的這些人。蔣介石的反革命獨裁，就是從這些反動家伙學來的。 
　　宋朝的哲學家朱熹，寫了許多書，說了許多話，大家都忘記了，但有一句話還沒有忘記：“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⑾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即以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道，還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身。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后者學來的。這個學習很要緊。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學會這一項對待反革命階級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權，他們的政權就會被內外反動派所推翻，內外反動派就會在中國復辟，革命的人民就會遭殃。 
　　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占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 
　　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于革命的徹底性。整個革命歷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任何別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達到勝利。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曾經多次領導過革命，都失敗了，就是明證。 
　　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們還有帝國主義站在旁邊，這個敵人是很兇惡的。中國的現代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上的比重還很小。現在沒有可靠的數目字，根據某些材料來估計，在抗日戰爭以前，現代工業產值不過只占全國國民經濟總產值的百分之十左右。為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壓迫，為了使落后的經濟地位提高一步，中國必須利用一切于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斗。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但是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資產階級之所以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和所以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地位，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眾。 
　　孫中山主張“喚起民眾”，或“扶助農工”。誰去“喚起”和“扶助”呢？孫中山的意思是說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但這在事實上是辦不到的。孫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敗了，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國主義時代，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到勝利，原因就在此。 
　　我們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們有許多寶貴的經驗。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這些都是我們區別于前人的。依靠這三件，使我們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我們走過了曲折的道路。我們曾和黨內的機會主義傾向作斗爭，右的和“左”的。凡在這三件事上犯了嚴重錯誤的時候，革命就受挫折。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 
　　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 
　　黨的二十八年是一個長時期，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這就是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這是值得慶祝的，因為這是人民的勝利，因為這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勝利。但是我們的事情還很多，比如走路，過去的工作只不過是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余的敵人尚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 
　　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鉆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蘇聯共產黨人開頭也有一些人不大會辦經濟，帝國主義者也曾等待過他們的失敗。但是蘇聯共產黨是勝利了，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國際和國內的形勢都對我們有利，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 

　　注　　釋 
　　〔1〕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列寧在那里說：“在將近半個世紀里，大約從上一世紀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國進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蠻和反動的沙皇制度的壓迫之下，曾如饑似渴地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專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視著歐美在這方面的每一種‘最新成就’。俄國在半個世紀里，經受了聞所未聞的痛苦和犧牲，表現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氣概，以難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學習和實驗，經受了失望，進行了驗證，參照了歐洲的經驗，真是飽經苦難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頁） 
　　〔2〕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5〕。 
　　〔3〕洪秀全（一八一四——一八六四），廣東花縣人，十九世紀中葉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的領袖。他早年深感清朝腐敗，外侮日深，而吸取西方基督教教義的平等思想，開始宣傳“拜上帝教”。一八五一年，他和楊秀清等領導群眾在廣西桂平縣的金田村起義，建號太平天國。一八五九年，洪仁寫的主張向西方國家學習的《資政新篇》，經洪秀全批準頒行。 
　　〔4〕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廣東南海人。一八九五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后，他聯合一千三百多名在北京參加科舉考試的舉人聯名向光緒皇帝上“萬言書”，要求“變法維新”，主張改君主專制制度為君主立憲制度。一八九八年光緒皇帝任用他和譚嗣同、梁啟超等人參預政事，試圖變法。后來頑固派的代表慈禧太后重握政權，維新運動遂告失敗。康、梁逃亡海外，組織保皇會，同孫中山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派相對立，成為反動的政治派別。康有為的著作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 
　　〔5〕嚴復（一八五四——一九二一），福建閩侯人。曾在英國海軍學校留學。中日甲午戰爭后，主張君主立憲，變法維新。曾譯赫胥黎《天演論》、亞當·斯密《原富》、穆勒《名學》和孟德斯鳩《法意》等書，傳播了歐洲資產階級的思想。 
　　〔6〕 參見本書第二卷《新民主主義論》注〔27〕。 
　　〔7〕 見本書第一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3〕。 
　　〔8〕見本書第一卷《實踐論》注〔6〕。 
　　〔9〕 見本卷《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注〔12〕。 
　　〔10〕武松是中國著名小說《水滸傳》中的一個英雄，他在景陽岡打虎的故事，在民間流傳極廣。 
　　〔11〕 這是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注文中所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