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國民黨對戰爭責任問題的幾種答案

　　“政府自抗戰結束以后，即以和平建國方針力謀中共問題之和平解決。經過一年半之時間，一切協議皆為中共所破壞，故中共應負破壞和平之責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謂戰犯名單，將政府負責人士盡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蠻橫無理，顯而易見。中共如不改變此種作風，則和平商談之途徑，勢難尋覓。”以上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所發《特別宣傳指示》中關于戰爭責任問題的全部論點。 
　　這個論點，不是別人的，是第一名戰爭罪犯蔣介石的。蔣介石在其元旦聲明里說：“中正為三民主義的信徒，秉承國父的遺教，本不愿在對日作戰之后再繼之以剿匪的軍事，來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戰事甫告結束，我們政府立即揭舉和平建國的方針，更進而以政治商談、軍事調處的方法解決共黨問題。不意經過了一年有半的時間，共黨對于一切協議和方案都橫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預期的步驟見諸實施。而最后更發動其全面武裝叛亂，危害國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動員，從事戡亂。” 
　　在蔣介石發表這個聲明的前七天，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有中共權威人士提出了四十三個戰犯名單，赫然列在第一名的，就是這個蔣介石。戰犯們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責任，只有將責任推在共產黨身上一個法子。可是這是不調和的。共產黨既然應負發動戰爭的責任，那末，就應當懲辦共產黨。既然是“匪”，就應當“剿匪”。既然“發動其全面武裝叛亂”，就應當“戡亂”。“剿匪”，“戡亂”，是百分之百的對，為什么可以不剿不戡了呢？為什么從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后，一切國民黨的公開文件一律將“共匪”改成了“共黨”呢？ 
　　孫科覺得有些不妥，他在蔣介石發表元旦聲明的同一天的晚上，發表廣播演說，關于戰爭責任問題，提出了一個不同的論點。孫科說：“回憶三年前，當抗戰勝利的初期，由于人民需要休養生息，由于國家需要積極建設，由于各黨派對國家和人民的需要尚有共同的認識，我們曾經集合各方代表和社會賢達于一堂，舉行過政治協商會議。經過三星期的努力，更多謝杜魯門總統的特使馬歇爾先生的善意調協，我們也曾經商定了一個和平建國綱領和解決各種爭端的具體方案。假如當時我們能將各種方案及時實行，試問今日的中國應該是如何的繁榮，今天的中國人民應該是如何的幸福啊！可惜當時各方既未能完全放棄小我的利害，全國人民亦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進這個和平運動的成功，遂致戰禍復發，生靈涂炭。” 
　　孫科比較蔣介石“公道”一點。你看，他不是如同蔣介石那樣，將戰爭責任一塌括子推在共產黨身上，而是采取了“平均地權”的辦法，將責任平分給“各方”。這里也有國民黨，也有共產黨，也有民主同盟⑴，也有社會賢達。不寧唯是，而且有“全國人民”，四億七千五百萬同胞一個也逃不了責任。蔣介石是專打共產黨的板子，孫科是給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全國同胞每人一板子，連蔣介石，也許還有孫科，也得挨上一板子。你看，兩個國民黨人，孫科和蔣介石，在這里打架。 
　　第三個國民黨人跑上來說：不然，照我的意見，責任應全歸國民黨。這個人的名字叫做李宗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以“代總統”的身份，發表了一個聲明。關于戰爭責任問題，他說：“在八年抗戰之后，繼之以三年之內戰，不僅將抗戰勝利后國家可能復興之一線生機毀滅無遺，而戰禍遍及黃河南北，田園廬舍悉遭摧毀荒廢，無辜人民之死傷成千累萬，妻離子散啼饑號寒者到處皆是。此一慘絕人寰之浩劫，實為我國內戰史上空前所未有。” 
　　李宗仁在這里出的是無頭告示，他也沒有說國民黨應負責任，也沒有說共產黨或者別的方面應負責任，但是他說出了一個事實，這個“慘絕人寰的浩劫”，不是出在別的地方，而是出在“黃河南北”。查黃河以南直至長江，黃河以北直至松花江，誰在這里造成這個“慘絕人寰的浩劫”呢？難道是這里的人民和人民的軍隊自己打自己造成的嗎？李宗仁是做過北平行營主任的，桂系的軍隊是和蔣系軍隊一道打到過山東省的沂蒙山區的⑵，所以他有確實的情報，知道這種“浩劫”的地點和情況。如果說，李宗仁別的什么都不好，那末，他說出了這句老實話，總算是好的。而且他對這場戰爭起的名稱，不叫“戡亂”或“剿匪”，而叫“內戰”，這在國民黨方面來說，也算得頗為別致。 
　　根據李宗仁自己的邏輯，在同一個聲明里，他說：“中共方面所提八條件，政府愿即開始商談。”李宗仁知道八條的第一條，就是懲辦戰犯，而且也有他自己的大名在內。戰犯的應當懲辦，是“浩劫”的邏輯的結論。為了這一點，至今國民黨死硬派還在吞吞吐吐地埋怨李宗仁，即所謂“毛澤東一月十四日聲明所提八點為亡國條件，政府原不應接受”。 
　　死硬派的埋怨之所以只能是吞吞吐吐，而不敢明目張膽，是有原因的。當蔣介石還沒有“引退”時，死硬派原來想批駁八條，后來蔣介石一想不妥，決定不駁，大概是認為駁了就絕了路了，這是一月十九日的事情。當著一月十九日早上，張君勱從南京回到上海，發表談話，說了“關于中共所提八項條件，政府不久即可能發布另一文告，提出答復”這句話的時候，中央社即于晚間發出通報說：“頃播滬電張君勱談話一稿，請于電文末加注按語如下：張氏談話中所說政府不久即發布另一文告一點，中央社記者頃自有關方面探悉，政府并無發布另一文告之擬議。”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發表“引退”聲明，并無只字批評八條，并且把他自己的五條⑶也取消了，改變為“使領土主權克臻完整，歷史文化與社會秩序不受摧殘，人民生活與自由權利確有保障，在此原則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憲法、法統、軍隊等項都不敢再提了。因此，李宗仁在一月二十二日敢于承認以中共的八條為談判基礎，國民黨死硬派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出面反對，只能吞吞吐吐地說一聲“政府原不應接受”。 
　　孫科的“平均地權”政策是否堅持不變呢？也不。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孫科“遷政府于廣州”以后，二月七日發表演說，關于戰爭責任問題，他說：“半年以來，因戰禍蔓延，大局發生嚴重變化，人民痛苦萬狀。凡此種種，均系過去所犯錯誤、失敗及不合理現象種下前因，以致有今日局勢嚴重之后果。吾人深知中國需要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一日不能實現，則中國之問題始終不能解決。追憶本黨總理二十年以前以三民主義親自遺交本黨，冀其逐步得以實行。茍獲實行，絕不致演至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人們請看，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長在這里，不是平分責任給一切黨派和全國同胞，而是由國民黨自己擔負起來了。孫科將一切板子都打在國民黨的屁股上，使人們覺得甚為痛快。至于共產黨呢？孫院長說：“吾人試觀中共能以誘惑及麻醉人民，亦無非僅以實行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一部分，即平均地權一節為號召。吾人實應深感慚愧，而加強警惕，重新檢討過去之錯誤。”謝謝親愛的院長，共產黨雖然尚有“誘惑及麻醉人民”的罪名，總算沒有別的滔天大罪，致邀免打，獲保首領及屁股而歸。 
　　孫院長的可愛，還不止此。他在同一演說里又說：“今日共黨勢力之蔓延，亦即系因吾人信仰之主義未能實行之故。本黨在過去最大之錯誤，即系黨內若干人士過分迷信武力，對內則爭權傾軋，坐貽敵人分化離間之機會。及至八年抗戰結束，本為實現和平統一千載難逢之時機，政府方面亦原有以政治方式解決國內糾紛之計劃，不幸未能貫徹實施。人民于連年戰亂之后，已亟待休養生息。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痛苦殊深，亦影響士氣之消沉，以致軍事步步失利。蔣總統俯順民情，鑒于軍事方法之未能解決問題，乃于元旦發表文告，號召和平。”好了，孫科這一名戰爭罪犯，沒有被捕，也沒有被打，即自動招供，而且忠實無誤。誰是迷信武力，發動戰爭，及至軍事方法未能解決問題，方始求和的呢？就是國民黨，就是蔣介石。孫院長用字造句也很正確，他說過分迷信武力的是他們黨內的“若干人士”。這一點，對于中共僅僅要求懲辦若干國民黨人，把他們稱之為戰爭罪犯，而不要求懲辦更多的更不是全體的國民黨人，是互相一致的。 
　　我們和孫科之間，在這個數目字上并無爭論。不同的是在結論上。我們認為，對于這些“迷信武力”，使得“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的國民黨的“若干人士”，必須當作戰犯加以懲辦。孫科則不同意這樣做。他說：“現共方之遲遲不行指派代表，一味拖延，顯示共方亦正迷信武力，自以為目前業已羽毛豐滿，可以憑借武力征服全國，故拒絕先行停戰，其用心亦極顯然。余茲須鄭重提出者，即為求獲得永久之和平，雙方必須以平等資格進行商談，條件則應公平合理，為全國人所能接受者。”這樣看來，孫院長又有些不可愛了。他似乎認為懲辦戰爭罪犯一項條件不算公平合理。他的這些話，和二月十三日國民黨宣傳部的《特別宣傳指示》對于戰犯問題所表示的態度，是一樣地吞吞吐吐，不敢明目張膽地提出反對，較之李宗仁敢于承認以懲辦戰犯為談判的基礎條件之一，大不相同。 
　　但是孫院長仍舊有可愛的地方，這即是他說共產黨“亦正迷信武力”，是表現在“遲遲不行指派代表”和“拒絕先行停戰”這兩點上，而不是如同國民黨那樣在一九四六年就迷信武力發動慘絕人寰的戰爭。夫“遲遲不行指派代表”者，是因為確定戰犯名單是一件大事，要是“為全國人所能接受者”，少了，多了，都不合實際，“全國人”（但不包括戰犯及其幫兇）不能接受，故須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互相商量，以此“拖延”了一段時間，并且未能迅速指派代表，引起了孫科之流頗為不快。但是這也不能一口斷定即為“亦正迷信武力”。大約不要很久，戰犯名單就可公布，代表就可指派，談判就可開始，孫院長就不能說我們“迷信武力”了。 
　　至于“拒絕先行停戰”，這是服從蔣總統元旦文告而采取的正確的態度。蔣總統元旦文告說：“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愿與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孫科的行政院，于一月十九日，做出了一個違反蔣介石上述文告的決議，說什么“立即先行無條件停戰，并各指定代表進行和平商談”。中共發言人曾于一月二十一日給了這個不通的決議以嚴正的批評⑷。不料該院長充耳不聞，又于二月七日亂說什么中共“拒絕先行停戰”，就是表示中共“亦正迷信武力”。連蔣介石那樣的戰爭罪犯，也知道停止戰爭，恢復和平，沒有商談是不可能的，孫科在這點上比蔣介石差遠了。 
　　人們知道孫科之所以成為戰犯，是因為他一向贊助蔣介石發動戰爭，并堅持戰爭。直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他還說：“在軍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終歸可以解決。”“目前已無和談可言，政府必須打垮共黨，否則即是共黨推翻國民政府。”⑸他就是國民黨內迷信武力的“若干人士”之一。現在他站在一旁說風涼話，好像他并沒有迷信過武力，三民主義沒有實行他也不負責任。這是不忠實的。無論正國法，或者在國民黨內正黨法，孫科都逃不了挨板子。 

　　注　　釋 
　　〔1〕 見本書第三卷《論聯合政府》注〔16〕。 
　　〔2〕沂蒙山區，指山東省的沂山、蒙山一帶地區。曾經和蔣系軍隊一道進攻這一地區的桂系軍隊是第四十六軍。該軍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從海南島由海上輸送到青島登陸，一九四七年二月在山東省的萊蕪地區全部被殲滅。 
　　〔3〕 見本卷《中共發言人關于命令國民黨反動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和逮捕國民黨內戰罪犯的談話》注〔6〕。 
　　〔4〕見本卷《中共發言人評南京行政院的決議》。 
　　〔5〕這是孫科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南京接見美聯社、國民黨中央日報和新民報的記者時發表的談話中說的，當時孫科任國民黨政府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