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和時局

　　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和高級干部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間，對于黨的歷史特別是黨在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這個時期的歷史所進行的討論，大大地幫助了黨內思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統一。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貴州省遵義城所召集的擴大的政治局會議雖然糾正了從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傾錯誤路線，改變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的成分，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導，把黨的路線轉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但是在黨的很多干部中間，對于過去的錯誤路線的性質卻沒有作過徹底的清算。為著進一步地提高黨的干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這個時間內，曾經幾次進行了關于黨的歷史的討論；隨后又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這個時間內，領導全黨高級干部進行同樣的討論。這個討論為一九四五年召集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了重要的準備，使那次大會達到了中國共產黨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學習和時局》就是毛澤東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和五月二十日在中央黨校第一部對于這個討論所作的講演。關于中共中央對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所作的詳細結論，參看本篇附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
　　去年冬季開始，我黨高級干部學習了黨史中的兩條路線問題。這次學習使廣大高級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在這次學習中，同志們提出了許多問題，中央政治局曾對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作了結論。這些結論是： 
　　（一）關于研究歷史經驗應取何種態度問題。中央認為應使干部對于黨內歷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時對于歷史上犯過錯誤的同志在作結論時應取寬大的方針，以便一方面，徹底了解我黨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又一方面，能夠團結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錯誤路線⑴和李立三錯誤路線⑵的大斗爭，這些斗爭是完全應該的。但其方法有缺點：一方面，沒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后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著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引為鑒戒。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于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于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志之一。 
　　（二）對于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對于四中全會⑶至遵義會議⑷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應作兩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采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應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斗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進行分析。例如在土地問題上，當時的錯誤是實行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但在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這一點上，則是和我們一致的。列寧說，對于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⑸。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頭腦，對于復雜事物，不愿作反復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愛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我們報紙上分析文章的缺乏，黨內分析習慣的還沒有完全養成，都表示這個毛病的存在。今后應該改善這種狀況。 
　　（三）關于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⑹文件的討論。應該指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是基本上正確的，因為它確定了現時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確定了當時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批判了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發布了十大綱領⑺等，這些都是正確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亦有缺點，例如沒有指出中國革命的極大的長期性和農村根據地在中國革命中的極大的重要性，以及還有其他若干缺點或錯誤。但無論如何，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我黨歷史上是起了進步作用的。 
　　（四）關于一九三一年上海臨時中央及在其后由此臨時中央召開的五中全會⑻是否合法的問題。中央認為是合法的，但應指出其選舉手續不完備，并以此作為歷史教訓。 
　　（五）關于黨內歷史上的宗派問題。應該指出，我黨歷史上存在過并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經過遵義會議以來的幾次變化，現在已經不存在了。這次黨內兩條路線的學習，指出這種宗派曾經在歷史上存在過并起了不良作用，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以為經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九三八年十月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⑼，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⑽，一九四二年的全黨整風和一九四三年冬季開始的對于黨內歷史上兩條路線斗爭的學習⑾，這樣許多次黨內斗爭的變化之后，還有具備原來的錯誤的政治綱領和組織形態的那種宗派存在，則是不對的。過去的宗派現在已經沒有了。目前剩下的，只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思想形態的殘余，我們繼續深入地進行整風學習，就可以將它們克服過來。目前在我們黨內嚴重地存在和幾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帶著盲目性的山頭主義傾向⑿。例如由于斗爭歷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這一根據地和那一根據地的不同，敵占區、國民黨統治區和革命根據地的不同）和工作部門不同（這一部分軍隊和那一部分軍隊的不同，這一種工作和那一種工作的不同）而產生的各部分同志間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團結的現象，看來好似平常，實則嚴重地妨礙著黨的統一和妨礙著黨的戰斗力的增強。山頭主義的社會歷史根源，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的特別廣大和長期被敵人分割的農村根據地，而黨內教育不足則是其主觀原因。指出這些原因，說服同志們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覺性，打通同志間的思想，提倡同志間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實現全黨大團結，是我們當前的重要任務。 
　　以上所說的問題，如能在全黨獲得明確的理解，則不但可以保證這次黨內學習一定得到成功，而且將保證中國革命一定得到勝利。 
　　二
　　目前時局有兩個特點，一是反法西斯陣線的增強和法西斯陣線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陣線內部人民勢力的增強和反人民勢力的衰落。前一個特點是很明顯的，容易被人們看見。希特勒不久就會被打敗，日寇也已處在衰敗過程中。后一個特點，比較地還不明顯，還不容易被一般人看見，但是它已在歐洲、在英美、在中國一天一天顯露出來。 
　　中國人民勢力的增強，要以我黨為中心來說明。 
　　我黨在抗日時期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為第一個階段。在此階段的頭兩年內，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軍閥重視國民黨，輕視共產黨，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國民黨戰線進攻，對它采取以軍事打擊為主、以政治誘降為輔的政策，而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則不重視，以為不過是少數共產黨人在那里打些游擊仗罷了。但是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國主義者占領武漢以后，他們即已開始改變這個政策，改為重視共產黨，輕視國民黨；改為以政治誘降為主、以軍事打擊為輔的政策去對付國民黨，而逐漸轉移其主力來對付共產黨。因為這時日本帝國主義者感覺國民黨已不可怕，共產黨則是可怕的了。國民黨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內，抗戰是比較努力的，同我黨的關系也比較好，對于人民抗日運動雖有許多限制，但也允許有較多的自由。自從武漢失守以后，由于戰爭失敗和仇視共產黨這種情緒的發展，國民黨就逐漸反動，反共活動逐漸積極，對日抗戰逐漸消極。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因為在內戰時期受了挫折的結果，僅有四萬左右有組織的黨員和四萬多人的軍隊，因此為日本軍閥所輕視。但到一九四○年，黨員已發展到八十萬，軍隊已發展到近五十萬，根據地人口包括一面負擔糧稅和兩面負擔糧稅的⒀，約達一萬萬。幾年內，我黨開辟了一個廣大的解放區戰場，以至于能夠停止日寇主力向國民黨戰場作戰略進攻至五年半之久，將日軍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圍，挽救了國民黨戰場的危機，支持了長期的抗戰。但在此階段內，我黨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種錯誤，這種錯誤就是輕視日本帝國主義（因此不注意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主張以大兵團的運動戰為主，而輕視游擊戰爭），依賴國民黨，缺乏清醒的頭腦和缺乏獨立的政策（因此產生對國民黨的投降主義，對于放手發動群眾建立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和大量擴大我黨領導的軍隊等項政策，發生了動搖）。同時，我黨吸收了廣大數目的新黨員，他們還沒有經驗；一切敵后根據地也都是新創的，還沒有鞏固起來。這一階段內，由于時局開展和黨與軍隊的發展，黨內又生長了一種驕氣，許多人以為自己了不得了。在這一階段內，我們曾經克服了黨內的右傾偏向，執行了獨立政策，不但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創立了根據地，發展了八路軍新四軍，而且打退了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為第二階段。日本帝國主義者為準備和執行反英美的戰爭，將他們在武漢失守以后已經改變了的方針，即由對國民黨為主的方針改為對共產黨為主的方針，更加強調起來，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產黨領導的一切根據地的周圍，進行連續的“掃蕩”戰爭，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⒁，著重地打擊我黨，致使我黨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這兩年內處于極端困難的地位。這一階段內，我黨根據地縮小了，人口降到五千萬以下，八路軍也縮小到三十多萬，干部損失很多，財政經濟極端困難。同時，國民黨又認為他們已經閑出手來，千方百計地反對我黨，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和日本帝國主義配合著進攻我們。但是這種困難地位教育了共產黨人，使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學會了如何反對敵人的“掃蕩”戰爭、“蠶食”政策⒂、“治安強化”運動⒃、“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我們學會了或開始學會了統一戰線政權的“三三制”⒄政策、土地政策、整頓三風、精兵簡政⒅、統一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產等項工作，克服了許多缺點，并且把第一階段內許多人自以為了不得的那股驕氣也克服下去了。這一階段內，我們雖然受了很大的損失，但是我們站住腳了，一方面打退了日寇的進攻，一方面又打退了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因為國民黨的反共和我們不得不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自衛斗爭的這些情況，黨內又生長了一種過左的偏向，例如以為國共合作就要破裂，因而過分地打擊地主，不注意團結黨外人士等。但是這些過左偏向，也被我們克服過來了。我們指出了在反磨擦斗爭中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指出了在統一戰線中又團結又斗爭和以斗爭求團結的必要，保持了國內和根據地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九四三年到現在為第三階段。我們的各項政策更為見效，特別是整頓三風和發展生產這樣兩項工作，發生了根本性質的效果，使我黨在思想基礎和物質基礎兩方面，立于不敗之地。此外，我們又在去年學會了或開始學會了審查干部和反對特務的政策。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根據地的面積又擴大了，根據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負擔和兩面負擔的，又已上升到八千余萬，軍隊又有了四十七萬，民兵二百二十七萬，黨員發展到了九十多萬。 
　　一九四三年，日本軍閥對中國的政策沒有什么變化，還是以打擊共產黨為主。從一九四一年至今這三年多以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華日軍是壓在我黨領導的各個抗日根據地身上。三年多以來，國民黨留在敵后的數十萬軍隊經不起日本帝國主義的打擊，約有一半投降了敵人，約有一半被敵人消滅，殘存的和撤走的為數極少。這些投降敵人的國民黨軍隊反過來進攻我黨，我黨又要擔負抗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偽軍。國民黨只擔負抗擊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軍和不到百分之十的偽軍。從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起，整整五年半時間，日本軍閥沒有舉行過對國民黨戰場的戰略進攻，只有幾次較大的戰役行動（浙贛、長沙、鄂西、豫南、常德），也是早出晚歸，而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在此情況下，國民黨采取上山政策和觀戰政策，敵人來了招架一下，敵人退了袖手旁觀。一九四三年國民黨的國內政策更加反動，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但是又被我們打退了。 
　　一九四三年，直至今年春季，日寇在太平洋戰線逐漸失利，美國的反攻增強了，西方的希特勒在蘇聯紅軍嚴重打擊之下有搖搖欲倒之勢。為救死計，日本帝國主義想到要打通平漢、粵漢兩條鐵路；又以其對重慶國民黨的誘降政策還沒有得到結果，有給它以再一次打擊之必要，故有在今年大舉進攻國民黨戰線的計劃。河南戰役⒆已打了一個多月。敵人不過幾個師團，國民黨幾十萬軍隊不戰而潰，只有雜牌軍還能打一下。湯恩伯部官脫離兵，軍脫離民，混亂不堪，損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幾個師，也是一觸即潰。這種情況，完全是幾年來國民黨厲行反動政策的結果。自武漢失守以來的五年半中，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戰場擔負了抗擊日偽主力的重擔，這在今后雖然可能發生某些變化，但這種變化也只能是暫時的，因為國民黨在五年半以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下所養成的極端腐化狀態，今后必將遭到嚴重的挫敗，到了那時，我黨抗擊敵偽的任務又將加重了。國民黨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觀，得到了喪失戰斗力的結果。共產黨以五年半的苦戰奮斗，得到了增強戰斗力的結果。這一種情況，將決定今后中國的命運。 
　　同志們可以看見，一九三七年七月起至現在止，這七年時間內，在我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經歷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種情況。我黨抗擊了日寇的殘酷進攻，建立了廣大的革命根據地，大大地發展了黨和軍隊，打退了國民黨的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黨內發生的右的和“左”的錯誤思想，全黨學得了許多可寶貴的經驗。這些就是我們七年工作的總結。 
　　現在的任務是要準備擔負比較過去更為重大的責任。我們要準備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把日寇打出中國去。為使我黨能夠擔負這種責任，就要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起來，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據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關于根據地工作，第一階段內有大的發展，但是不鞏固，因此在第二階段內一受到敵人的嚴重打擊，就縮小了。在第二階段內，一切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都受到了嚴格的鍛煉，比起第一階段來好得多了；干部和黨員的思想和政策的水平，大進一步，沒有學會的東西，學會得更多了。但是思想的打通和政策的學習還需要時間，我們還有許多沒有學會的東西。我黨力量還不夠強大，黨內還不夠統一，還不夠鞏固，因此還不能擔負比較目前更為巨大的責任。今后的問題就是在繼續抗戰中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這就是為著將來擔負巨大工作的第一個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沒有這種準備，我們就不能把日寇趕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國。 
　　關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我們一向是做得很差的。如果現在我們還不爭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被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千百萬勞動群眾和市民群眾圍繞在我黨的周圍，并準備群眾的武裝起義，我們的軍隊和農村根據地就會得不到城市的配合而遇到種種困難。我們十多年來是處在農村中，提倡熟悉農村和建設農村根據地，這是必要的。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的準備城市起義的任務，沒有也不可能在這十多年中間去實行。但是現在不同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要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實行了。我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不久就可能開會，這次代表大會將要討論加強城市工作和爭取全國勝利的問題。 
　　這幾天陜甘寧邊區召開工業會議，是有重大意義的。一九三七年邊區還只有七百個工廠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人，現在有了一萬二千人。切不可輕視這樣的數目字。我們要在根據地內學習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業和交通機關，否則到了那時將無所措手足。準備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裝起義，并且學習管理工商業，這是第二個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沒有這種準備，我們也就不能把日寇趕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國。 
　　三
　　為了爭取新的勝利，要在黨的干部中間提倡放下包袱和開動機器。所謂放下包袱，就是說，我們精神上的許多負擔應該加以解除。有許多的東西，只要我們對它們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覺性，就可能成為我們的包袱，成為我們的負擔。例如：犯過錯誤，可以使人覺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錯誤的，從此萎靡不振；未犯錯誤，也可以使人覺得自己是未犯過錯誤的，從此驕傲起來。工作無成績，可以使人悲觀喪氣；工作有成績，又可以使人趾高氣揚。斗爭歷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負責任；斗爭歷史長的，可以因其長而自以為是。工農分子，可以自己的光榮出身傲視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又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識傲視工農分子。各種業務專長，都可以成為高傲自大輕視旁人的資本。甚至年齡也可以成為驕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為自己聰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為自己富有經驗而看不起青年人。對于諸如此類的東西，如果沒有自覺性，那它們就會成為負擔或包袱。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屢犯錯誤，背上了這類包袱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所以，檢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來，使自己的精神獲得解放，實在是聯系群眾和少犯錯誤的必要前提之一。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時北伐軍到了武漢，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忘記了國民黨將要襲擊我們。結果犯了陳獨秀路線的錯誤，使這次革命歸于失敗。第二次是在一九三○年。紅軍利用蔣馮閻大戰⒇的條件，打了一些勝仗，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李立三路線的錯誤，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損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紅軍打破了第三次“圍剿”，接著全國人民在日本進攻面前發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更嚴重的路線錯誤，使辛苦地聚集起來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戰起來了，統一戰線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和陳獨秀路線有某些相似的錯誤。這一次，又使得受這些同志的錯誤思想影響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21)，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所謂開動機器，就是說，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雖然沒有包袱，有聯系群眾的長處，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腦筋多想苦想，結果仍然做不成事業。再有一些人則因為自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腦筋，他們的聰明被包袱壓縮了。列寧斯大林經常勸人要善于思索，我們也要這樣勸人。腦筋這個機器的作用，是專門思想的。孟子說：“心之官則思。”(22)他對腦筋的作用下了正確的定義。凡事應該用腦筋好好想一想。俗話說：“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就是說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們黨內濃厚的盲目性，必須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養成分析的習慣。這種習慣，在我們黨內是太不夠了。如果我們既放下了包袱，又開動了機器，既是輕裝，又會思索，那我們就會勝利。 

　　注　　釋 
　　〔1〕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4〕。 
　　〔2〕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5〕。 
　　〔3〕四中全會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陳紹禹等人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過這次會議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的統治。參見本文附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三部分。 
　　〔4〕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7〕。 
　　〔5〕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11〕。 
　　〔6〕見本書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11〕。 
　　〔7〕 參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2〕。 
　　〔8〕五中全會指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錯誤地斷定中國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斗爭”，使“左”傾錯誤發展到頂點。參見本文附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三部分。 
　　〔9〕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擴大的全體會議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舉行。會上，毛澤東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會議結論，要求全黨同志認真地負起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歷史責任。全會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批判了關于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立了全黨獨立自主地領導抗日武裝斗爭的方針，把黨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戰區和敵后。會議強調全黨必須自上而下地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善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經驗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反對教條主義。 
　　〔10〕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檢討了黨的歷史上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的政治路線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明確提出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次會議為一九四二年全黨整風運動的開展，作了重要的準備。 
　　〔11〕一九四二年的全黨整風，指中國共產黨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黨范圍內開展的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一九四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決定黨的高級干部重新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和路線是非問題，使整風運動進入總結提高的階段。經過這個運動，全黨進一步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這樣一個基本方向。 
　　〔12〕山頭主義傾向是一種小團體主義的傾向，主要是在長期的游擊戰爭中，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分散和彼此間不相接觸的情況下產生的。這些根據地開始多半是建立在山岳地區，一個集團好像一個山頭，所以這種錯誤傾向被稱為山頭主義。 
　　〔13〕這里所說的一面負擔糧稅的地區，是指根據地的比較鞏固的地區，那里的人民只向抗日民主政府負擔糧稅；兩面負擔糧稅的地區，是指根據地的邊緣地區和游擊區，在那些地區因為敵人可以經常來騷擾，人民除向抗日民主政府負擔糧稅外，還經常被迫向敵偽政權繳納一些糧稅。 
　　〔14〕 “三光”政策指日本帝國主義對抗日根據地實施的燒光、殺光、搶光的政策。 
　　〔15〕日本侵略軍在其妄想迅速“鯨吞”抗日根據地的計劃破產后，于一九四一年初開始實行“蠶食”政策，即依托其所占領的交通線和據點，從抗日根據地邊緣逐漸向內推進；或以“掃蕩”為先導，深入抗日根據地內建立據點，并由這些據點逐步向外擴張。日本侵略軍企圖以長期的、逐步的、穩扎穩打的辦法，達到縮小抗日根據地、擴大其占領區的目的。 
　　〔16〕自一九四一年春至一九四二年冬，日本侵略軍在華北地區連續進行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對抗日根據地加緊軍事“掃蕩”和經濟封鎖；在游擊區建立偽軍，加強控制；在其占領區內實行保甲制度，調查戶口，擴組偽軍，進行奴化教育，以鎮壓抗日力量。 
　　〔17〕 見本書第二卷《論政策》注〔7〕。 
　　〔18〕 見本卷《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注〔1〕。 
　　〔19〕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五月，日本侵略軍為打通平漢鐵路南段的交通，以十余萬人的兵力，發起河南戰役。國民黨軍蔣鼎文、湯恩伯、胡宗南部約四十萬人，在日本侵略軍的進攻面前望風而逃，鄭州、洛陽等三十八個縣市相繼陷落，湯恩伯部損失了二十多萬人。 
　　〔20〕蔣馮閻大戰指一九三○年爆發的蔣介石同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的大規模軍閥戰爭。這次戰爭從五月正式開始，至十月基本上結束，歷時半年，戰區在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隴海、津浦、平漢各鐵路沿線，雙方共死傷三十萬人以上。 
　　〔21〕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該文作于一九四四年，紀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推翻明王朝三百周年。文中說明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以后，它的一些首領因為勝利而驕傲起來，生活腐化，進行宗派斗爭，以致這次起義在一六四五年陷于失敗。這篇文章先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后來在延安《解放日報》轉載，并且在各解放區印成單行本。 
　　〔22〕 見《孟子·告子上》。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我們黨一成立，就展開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在為實現新民主主義而進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奮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的三個歷史時期中，我們黨始終一貫地領導了廣大的中國人民，向中國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和豐富的經驗。黨在奮斗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將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創造地應用于中國這樣的以農民為主要群眾、以反帝反封建為直接任務而又地廣人眾、情況極復雜、斗爭極困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光輝地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學說和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學說。由于堅持了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并向一切與之相反的錯誤思想作了勝利的斗爭，黨才在三個時期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達到了今天這樣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空前的鞏固和統一，發展為今天這樣強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萬黨員，領導了擁有近一萬萬人民、近一百萬軍隊的中國解放區，形成為全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解放事業的偉大的重心。 
　　（二）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個時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別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經在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之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偉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全體同志，在這次大革命中，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革命工作，發展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推進并幫助了國民黨的改組和國民革命軍的建立，形成了東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極光榮的一章。但是，由于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在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這個革命，由于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于強大，特別是由于在這次革命的最后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確意見，以至于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于失敗了。 
　　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的十年間，中國共產黨，并且只有中國共產黨，在反革命的極端恐怖的統治下，全黨團結一致地繼續高舉著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領導廣大的工人、農民、士兵、革命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群眾，作了政治上、軍事上和思想上的偉大戰斗。在這個戰斗中，中國共產黨創造了紅軍，建立了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分配了土地給貧苦的農民，抗擊了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進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來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的新民主主義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事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全黨對于企圖分裂黨和實行叛黨的托洛茨基陳獨秀派⑴和羅章龍⑵、張國燾⑶等的反革命行為，也同樣團結一致地進行了斗爭，使黨保證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總原則下的統一。在這十年內，黨的這個總方針和為實行這個總方針的英勇奮斗，完全是正確的和必要的。無數黨員、無數人民和很多黨外革命家，當時在各個戰線上轟轟烈烈地進行革命斗爭，他們的奮斗犧牲、不屈不撓、前仆后繼的精神和功績，在民族的歷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沒有這一切，則抗日戰爭即不能實現；即使實現，亦將因為沒有一個積蓄了人民戰爭豐富經驗的中國共產黨作為骨干，而不能堅持和取得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 
　　尤其值得我們慶幸的是，我們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創造性地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學說應用于中國條件的工作，在這十年內有了很大的發展。我黨終于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后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在這十年內，我黨不僅有了偉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時期中也犯過一些錯誤。其中以從黨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六屆四中全會）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遵義會議）這個時期內所犯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上的“左”傾錯誤，最為嚴重。這個錯誤，曾經給了我黨和中國革命以嚴重的損失。 
　　為了學習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以便“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為“后車之鑒”，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斗，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認為：對于這十年內若干黨內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在黨內曾經發生了“左”、右傾的偏向。 
　　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者，這時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了取消主義者。他們采取了反動的托洛茨基主義立場，認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國資產階級對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它對于人民的統治已趨穩定，中國社會已經是所謂資本主義占優勢并將得到和平發展的社會；因此他們武斷地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反對黨所進行的各種革命斗爭，并污蔑當時的紅軍運動為所謂“流寇運動”。他們不但不肯接受黨的意見，放棄這種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反黨觀點，而且還同反動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因而不得不被驅逐出黨，接著并墮落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黨內，使黨內的“左”傾情緒也很快地發展起來了。這種“左”傾情緒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上已經開端。八七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績的。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群眾繼續革命的戰斗，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卻為“左”傾錯誤開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借以有計劃地保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許了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的傾向。它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斗爭，過分地或不適當地強調了領導干部的單純的工人成分的意義，并造成了黨內相當嚴重的極端民主化狀態。這種“左”傾情緒在八七會議后繼續生長，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黨中央的擴大會議，就形成為“左”傾的盲動主義（即冒險主義）路線，并使“左”傾路線第一次在黨中央的領導機關內取得了統治地位。這時的盲動主義者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的形勢是所謂“不斷高漲”（否認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因而他們仍然不但不去組織有秩序的退卻，反而不顧敵人的強大和革命失敗后的群眾情況，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群眾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和這種政治上的冒險主義同時，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的打擊政策也發展了起來。但是由于這個錯誤路線一開始就引起了毛澤東同志和在白色區域工作的許多同志的正確的批評和非難，并在實際工作中招致了許多損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這個“左”傾路線的執行在許多地方已經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傾路線的開始不到半年時間），就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上結束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間召開的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它正確地肯定了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指出了引起現代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因此確定了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并發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綱領⑷。它正確地指出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指出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指出了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群眾。它進行了兩條戰線的斗爭，批判了右的陳獨秀主義和“左”的盲動主義，特別指出了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群眾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會也有其缺點和錯誤。它對于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對于大革命失敗后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對于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認識。這些缺點和錯誤，雖然使得八七會議以來的“左”傾思想未能根本肅清，并被后來的“左”傾思想所片面發展和極端擴大，但仍然不足以掩蓋第六次大會的主要方面的正確性。黨在這次大會以后一個時期內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毛澤東同志在這個時期內，不但在實踐上發展了第六次大會路線的正確方面，并正確地解決了許多為這次大會所不曾解決或不曾正確地解決的問題，而且在理論上更具體地和更完滿地給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根據。在他的指導和影響之下，紅軍運動已經逐漸發展成為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黨在白色區域的組織和工作，也有了相當的恢復。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間，還在黨內存在著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又有了某些發展。在這個基礎上，遇著時局的對革命有利的變動，便發展成為第二次的“左”傾路線。在一九三○年五月蔣馮閻戰爭爆發后的國內形勢的刺激下，黨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領導，在六月十一日通過了“左”傾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使“左”傾路線第二次統治了中央的領導機關。產生這次錯誤路線（李立三路線）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認革命需要主觀組織力量的充分準備，認為“群眾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認為當時不斷的軍閥戰爭，加上紅軍運動的初步發展和白區工作的初步恢復，就已經是具備了可以在全國“大干”（武裝起義）的條件；由于他們不承認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革命危機在全國各地都有同樣的生長，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發動以形成全國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澤東同志在長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創造農村根據地，以農村來包圍城市，以根據地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謂“極端錯誤的”“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由于他們不承認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中國革命的總爆發必將引起世界革命的總爆發，而中國革命又必須在世界革命的總爆發中才能成功；由于他們不承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認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即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并因此規定了若干不適時宜的“左”傾政策。在這些錯誤認識下，立三路線的領導者定出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隨后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并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一切經常工作陷于停頓。在這些錯誤決定的形成和執行過程中，立三同志拒絕了許多同志的正確的批評和建議，并在黨內強調地反對所謂“右傾”，在反“右傾”的口號下錯誤地打擊了黨內不同意他的主張的干部，因而又發展了黨內的宗派主義。這樣，立三路線的形態，就比第一次“左”傾路線更為完備。 
　　但是立三路線在黨內的統治時間也很短（不到四個月時間）。因為凡實行立三路線的地方都使黨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損失，廣大的干部和黨員都要求糾正這一路線。特別是毛澤東同志，他不但始終沒有贊成立三路線，而且以極大的忍耐心糾正了紅一方面軍中的“左”傾錯誤⑸，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在這個時期內不但沒有受到損失，反而利用了當時蔣馮閻戰爭的有利形勢而得到了發展，并在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其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除個別地區外，也得到了大體相同的結果。在白區，也有許多做實際工作的同志，經過黨的組織起來反對立三路線。 
　　一九三○年九月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后的中央，對于立三路線的停止執行是起了積極作用的。雖然六屆三中全會的文件還表現了對立三路線調和妥協的精神（如否認它是路線錯誤，說它只是“策略上的錯誤”等），雖然六屆三中全會在組織上還繼續著宗派主義的錯誤，但是六屆三中全會既然糾正了立三路線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復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因而它就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征的那些錯誤。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屆三中全會上也承認了被指出的錯誤，接著就離開了中央的領導地位。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補充決議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號通告中，進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線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當然，無論六屆三中全會或其后的中央，對于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都沒有加以清算和糾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一直存在于黨內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六屆三中全會上和六屆三中全會后還是濃厚地存在著。但是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對于停止立三路線作了上述有積極作用的措施，當時全黨同志就應該在這些措施的基礎上繼續努力，以求反“左”傾錯誤的貫徹。 
　　但在這時，黨內一部分沒有實際革命斗爭經驗的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在陳紹禹（王明）同志的領導之下，卻又在“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之下，以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強烈的宗派主義的立場，起來反抗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央了。他們的斗爭，并不是在幫助當時的中央徹底清算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以及黨內從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就存在著而沒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當時發表的陳紹禹同志的《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在新的形態下，繼續、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線和其他“左”傾思想“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這樣，“左”傾思想在黨內就獲得了新的滋長，而形成為新的“左”傾路線。 
　　陳紹禹同志領導的新的“左”傾路線雖然也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但是它的特點，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右”，是它指責六屆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未加以絲毫揭破和打擊”，指責第九十六號通告沒有看出“右傾依然是目前黨內主要危險”。新的“左”傾路線在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系的問題上，夸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夸大中國現階段革命中反資產階級斗爭、反富農斗爭和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成分”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它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范圍的“進攻路線”，認為所謂“直接革命形勢”很快地即將包括一個或幾個有中心城市在內的主要省份。它并從“左”的觀點污蔑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的”紅軍和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特別強調地宣稱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在組織上，這條新的“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們違反組織紀律，拒絕黨所分配的工作，錯誤地結合一部分同志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錯誤地在黨員中號召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要求以“積極擁護和執行”這一路線的“斗爭干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等，因而造成了當時黨內的嚴重危機。這樣，雖然新的“左”傾路線并沒有主張在中心城市組織起義，在一個時期內也沒有主張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但是整個地說來，它卻比立三路線的“左”傾更堅決，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也更完備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黨在這些以陳紹禹同志為首的“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從各方面進行壓迫的情勢之下，也在當時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對于他們實行妥協和支持的情勢之下，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這次會議的召開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其結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使它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勝利，而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路線對黨的第三次統治。六屆四中全會直接實現了新的“左”傾路線的兩項互相聯系的錯誤綱領：反對所謂“目前黨內主要危險”的“右傾”，和“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盡管六屆四中全會在形式上還是打著反立三路線、反“調和路線”的旗幟，它的主要政治綱領實質上卻是“反右傾”。六屆四中全會雖然在它自己的決議上沒有作出關于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黨的具體政治任務的規定，而只是籠統地反對所謂“右傾”和所謂“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但是在實際上，它是批準了那個代表著當時黨內“左”傾思想，即在當時及其以后十多年內還繼續被人們認為起過“正確的”“綱領作用”的陳紹禹同志的小冊子——《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而這個小冊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反右傾”的“左”傾機會主義的總綱領。在這個綱領下面，六屆四中全會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同志到中央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⑹同志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并在六屆四中全會后接著就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志。其實，當時的所謂“右派”，主要地是六屆四中全會宗派主義的“反右傾”斗爭的產物。這些人中間也有后來成為真正右派并墮落為反革命而被永遠驅逐出黨的以羅章龍為首的極少數的分裂主義者，對于他們，無疑地是應該堅決反對的；他們之成立并堅持第二黨的組織，是黨的紀律所絕不容許的。至于林育南⑺、李求實⑻、何孟雄⑼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干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系，并且接著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瞿秋白同志，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以后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六屆四中全會這種對于中央機關的“改造”，同樣被推廣于各個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地方組織。六屆四中全會以后的中央，比六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后的中央更著重地更有系統地向全國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機關或新的領導干部，以此來貫徹其“反右傾”的斗爭。 
　　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發表的決議，表示新的“左”傾路線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得到了具體的運用和發展。接著，中國連續發生了許多重大事變。江西中央區紅軍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和全體同志的積極努力之下，在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央還沒有來得及貫徹其錯誤路線的情況之下，取得了粉碎敵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圍剿”的巨大勝利；其他多數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在同一時期和同一情況下，也得到了很多的勝利和發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開始的進攻，又激起了全國民族民主運動的新的高漲。新的中央對于這些事變所造成的新形勢，一開始就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它過分地夸大了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力量的發展，忽視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間階級的抗日民主要求，強調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是要一致地進攻蘇聯的，各帝國主義和中國各反革命派別甚至中間派別是要一致地進攻中國革命的，并斷定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因此它繼續主張打倒一切，認為當時“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斗爭”；因此它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和在白區普遍地實行武裝工農、各企業總罷工等許多冒險的主張。這些錯誤，最先表現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農紅軍沖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決議》，并在后來臨時中央的或在臨時中央領導下作出的《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關于一二八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區中央局關于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繼續和發揮。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間以秦邦憲（博古）⑽同志為首的臨時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止，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繼續發展的時期。其間，臨時中央因為白區工作在錯誤路線的領導下遭受嚴重損失，在一九三三年初遷入江西南部根據地，更使他們的錯誤路線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據地和鄰近各根據地進一步地貫徹執行。在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據地黨代表大會⑾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區中央局的寧都會議，雖然已經根據六屆四中全會的“反右傾”和“改造各級領導機關”的錯誤綱領，污蔑過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據地的正確路線為“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并改變了正確的黨的領導和軍事領導；但是因為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戰略方針在紅軍中有深刻影響，在臨時中央的錯誤路線尚未完全貫徹到紅軍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仍然得到了勝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開始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極端錯誤的戰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統治。在其他許多政策上，特別是對于福建事變的政策上，“左”傾路線的錯誤也得到了完全的貫徹。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臨時中央召集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六屆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六屆五中全會不顧“左”傾路線所造成的中國革命運動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來國民黨統治區人民抗日民主運動的挫折，盲目地判斷“中國的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著”；判斷第五次反“圍剿”的斗爭“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斗爭”，說這一斗爭將決定中國的“革命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它又重復立三路線的觀點，宣稱“在我們已將工農民主革命推廣到中國重要部分的時候，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將成為共產黨的基本任務，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才會統一，中國民眾才會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和反對“用兩面派的態度在實際工作中對黨的路線怠工”等口號之下，它繼續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斗爭和打擊政策。 
　　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紅軍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區。“左”傾路線在退出江西和長征的軍事行動中又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繼續受到損失。黨在其他絕大多數革命根據地（閩浙贛區、鄂豫皖區、湘鄂贛區、湘贛區、湘鄂西區、川陜區）和廣大白區的工作，也同樣由于“左”傾路線的統治而陷于失敗。統治過鄂豫皖區和川陜區的張國燾路線，則除了一般的“左”傾路線之外，還表現為特別嚴重的軍閥主義和在敵人進攻面前的逃跑主義。 
　　以上這些，就是第三次統治全黨的、以教條主義分子陳紹禹秦邦憲二同志為首的、錯誤的“左”傾路線的主要內容。 
　　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們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著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這個路線錯誤的同志，在很長時期內，卻在所謂“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等武斷詞句下，竭力吹噓同事實相反的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之“正確性”及其所謂“不朽的成績”，完全歪曲了黨的歷史。 
　　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是同這條“左”傾路線完全對立的。他們不贊成并要求糾正這條“左”傾路線，因而他們在各地的正確領導，也就被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組織或人員所推翻了。但是“左”傾路線在實際工作中的不斷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不斷失敗，開始在更多的領導干部和黨員群眾面前暴露了這一路線的錯誤，引起了他們的懷疑和不滿。在中央所在地區紅軍長征開始后，這種懷疑和不滿更加增長，以至有些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這時也開始覺悟，站在反對“左”傾錯誤的立場上來了。于是廣大的反對“左”傾路線的干部和黨員，都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于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并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勝利地克服了堅持退卻逃跑并實行成立第二黨的張國燾路線，挽救了“左”傾路線所造成的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危機⑿，正確地領導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運動⒀，正確地解決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⒁，組織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神圣的抗日戰爭的爆發。 
　　遵義會議后，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被逐漸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來，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全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和黨史學習，更從思想根源上糾正了黨的歷史上歷次“左”傾以及右傾的錯誤。過去犯過“左”、右傾錯誤的同志，在長期體驗中，絕大多數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做過了許多有益于黨和人民的工作。這些同志，和其他廣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認識上互相團結起來了。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欣幸地指出：我黨經過了自己的各種成功和挫折，終于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第一次達到了現在這樣高度的鞏固和統一。這是快要勝利了的黨，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戰勝了的黨。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認為：關于抗日時期黨內的若干歷史問題，因為抗日階段尚未結束，留待將來做結論是適當的。 
　　（四）
　　為了使同志們進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以利于“懲前毖后”，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這類錯誤起見，特分別指出它們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同正確路線相違抗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 
　　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⒂和毛澤東同志所詳細分析過的，現階段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九一八”以后部分地變為殖民地）；這個國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是國際無產階級已在蘇聯勝利，中國無產階級已有政治覺悟時代的民族民主革命。這就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人農民為主體而有其他廣大社會階層參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區別于舊民主主義又區別于社會主義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由于現階段的中國是在強大而又內部互相矛盾的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和中國封建勢力統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其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統一性，這就規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之極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國的勝利不能不經歷長期的曲折的斗爭；同時又使這一斗爭能廣泛地利用敵人的矛盾，在敵人的統治比較薄弱的廣大地區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裝的革命根據地。為中國革命實踐所證明的中國革命的上述基本特點和基本規律，既為一切右傾路線所不了解和違抗，也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所不了解和違抗。“左”傾路線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個主要方面的錯誤： 
　　第一，各次“左”傾路線首先在革命任務和階級關系的問題上犯了錯誤。和斯大林同志一樣，毛澤東同志還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就不但指出中國現階段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別指出農民的土地斗爭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內容，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因此對于農民斗爭的領導是中國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務⒃。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他又指出中國所需要的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才談得上社會主義的前途⒄；指出土地革命因為革命在城市的失敗有了更大的意義，“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⒅；指出大資產階級叛變革命之后，自由資產階級仍然和買辦資產階級有區別，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國主義的階層還是很廣泛的，因此必須正確地對待和盡可能地聯合或中立各種不同的中間階級，而在鄉村中則必須正確地對待中農和富農（“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同時堅決地團結中農，保護富裕中農，給富農以經濟的出路，也給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⒆。凡此都是新民主主義的基本思想，而“左”傾路線是不了解和反對這些思想的。雖然各次“左”傾路線所規定的革命任務，許多也還是民主主義的，但是它們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觀地急于要超過民主革命；都低估農民反封建斗爭在中國革命中的決定作用；都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以至上層小資產階級。第三次“左”傾路線更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強調反對富農。特別是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后，中國階級關系有了一個明顯的巨大的變化，但是當時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則不但不認識這個變化，反而把同國民黨反動統治有矛盾而在當時積極活動起來的中間派別斷定為所謂“最危險的敵人”。應當指出，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也領導了農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反抗當時國民黨政府的進攻，這些任務都是正確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傾認識，他們就錯誤地害怕承認當時的紅軍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運動，錯誤地反對所謂“農民特殊革命性”、“農民的資本主義”和所謂“富農路線”，而實行了許多超民主主義的所謂“階級路線”的政策，例如消滅富農經濟及其他過左的經濟政策、勞動政策，一切剝削者均無參政權的政權政策，強調以共產主義為內容的國民教育政策，對知識分子的過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運工作和過左的肅反政策等，而使當前的革命任務被歪曲，使革命勢力被孤立，使紅軍運動受挫折。同樣，應當指出，我黨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的國民黨統治區中，一貫堅持地領導了人民的民族民主運動，領導了工人及其他群眾的經濟斗爭和革命的文化運動，反對了當時國民黨政府出賣民族利益和壓迫人民的政策；特別是“九一八”以后，我黨領導了東北抗日聯軍，援助了“一二八”戰爭和察北抗日同盟軍，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個條件下紅軍愿同國民黨軍隊聯合抗日⒇，在六個條件下愿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21)，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等，這些也都是正確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由于指導政策的錯誤，不能在實際上正確地解決問題，以致當時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也都沒有得到應有的結果，或歸于失敗。當然，在抗日問題上，在當時還不能預料到代表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主要部分的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在一九三五年的華北事變(22)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以后所起的變化，但是中間階層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地方集團已經發生了成為抗日同盟者的變化，這個變化是廣大黨員和人民都已經認識了的，卻被第三次“左”傾路線所忽視或否認，形成了自己的嚴重的關門主義，使自己遠落于中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這個關門主義錯誤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狀況，在遵義會議以前，基本上是沒有改變的。 
　　第二，各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戰爭和革命根據地的問題上，也犯了錯誤。斯大林同志說：“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23)和斯大林同志一樣，毛澤東同志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即已正確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缺乏民主和工業的不統一的大國，武裝斗爭和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毛澤東同志又指出：廣大農民所在的廣大鄉村，是中國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陣地（革命的鄉村可以包圍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脫離鄉村）；中國可以而且必須建立武裝的革命根據地，以為全國勝利（全國的民主統一）的出發點(24)。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由于國共合作建立了聯合政府，當時的根據地是以某些大城市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個時期，也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建立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軍隊，并解決鄉村土地問題，以鞏固根據地的基礎。而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于強大的反革命勢力占據了全國的城市，這時的根據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農民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在反革命統治薄弱的鄉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發展和鞏固起來。毛澤東同志指出這種武裝的鄉村革命根據地在中國存在的歷史條件，是中國的“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是由此而來的“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25)。他又指出這種根據地對于中國革命的歷史意義，是“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如蘇聯之于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26)。至于這個時期的城市群眾工作，則應如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劉少奇同志所主張的，采取以防御為主（不是以進攻為主），盡量利用合法的機會去工作（而不是拒絕利用合法），以便使黨的組織深入群眾，長期蔭蔽，積蓄力量，并隨時輸送自己的力量到鄉村去發展鄉村武裝斗爭力量，借此以配合鄉村斗爭，推進革命形勢，為其主要方針。因此，直至整個形勢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條件時為止，中國革命運動應該以鄉村工作為主，城市工作為輔；革命在鄉村的勝利和在城市的暫時不能勝利，在鄉村的進攻和在城市的一般處于防御，以至在這一鄉村的勝利及進攻和在另一鄉村的失敗、退卻和防御，就織成了在這一時期中全國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錯的圖畫，也就鋪成了在這一形勢下革命由失敗到勝利的必經道路。但是各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因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的特點，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不了解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長期性，就從而低估了軍事斗爭特別是農民游擊戰爭和鄉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就從而反對所謂“槍桿子主義”和所謂“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而總是夢想這時城市的工人斗爭和其他群眾斗爭能突然沖破敵人的高壓而勃興，而發動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而達到所謂“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而形成所謂全國革命高潮和全國勝利，并以這種夢想作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但是實際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階級力量對比的整個形勢下，這種夢想的結果不是別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敗。第一次“左”傾路線這樣失敗了，第二次“左”傾路線仍然繼續同樣的錯誤；所不同的，是要求紅軍的配合，因為這時紅軍已經逐漸長大了。第二次失敗了，第三次“左”傾路線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準備武裝起義；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紅軍的占領，因為這時紅軍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這樣不以當時的城市工作服從鄉村工作，而以當時的鄉村工作服從城市工作的結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敗以后，鄉村工作的絕大部分也遭到失敗。應當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紅軍對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別是由于國民黨的大舉進攻，實際上已經停止了奪取中心城市的行動；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壞，臨時中央也離開了城市而遷入了鄉村根據地，實行了一個轉變。但是這種轉變，對于當時的“左”傾路線的同志們說來，不是自覺的，不是從研究中國革命特點得出正確結論的結果，因此，他們依然是以他們錯誤的城市觀點，來指導紅軍和根據地的各項工作，并使這些工作受到破壞。例如，他們主張陣地戰，而反對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他們錯誤地強調所謂“正規化”，而反對紅軍的所謂“游擊主義”；他們不知道適應分散的鄉村和長期的被敵人分割的游擊戰爭，以節省使用根據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對策；他們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提出所謂“中國兩條道路的決戰”和所謂“不放棄根據地一寸土地”的錯誤口號，等等，就是明證。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著重指出：我們上面所說的這一時期內鄉村工作所應推進、城市工作所應等待的形勢變化，現時已經迫近了。只有在現時，在抗日戰爭的最后階段，在我黨領導的軍隊已經壯大，并還將更加壯大的時候，將敵占區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區工作并重的地位，積極地準備一切條件，以便里應外合地從中心城市消滅日本侵略者，然后把工作重心轉到這些城市去，才是正確的。這一點，對于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來艱難地將工作重心轉入鄉村的我黨，將是一個新的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全黨同志都應充分自覺地準備這一轉變，而不再重復“左”傾路線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城市轉入鄉村問題上所表現的初則反對、違抗，繼則勉強、被迫和不自覺的那種錯誤。至于國民黨統治區域，則是另外一種情形；在那里，我們現時的任務是無論在鄉村或城市，都應放手動員群眾，堅決反對內戰分裂，力爭和平團結，要求加強對日作戰，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全國統一的民主的聯合政府。當敵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國統一的民主的聯合政府真正地實現了和鞏固了的時候，就將是鄉村根據地的歷史任務完成的時候。 
　　第三，各次“左”傾路線在進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導上，也犯了錯誤。正確的策略指導，必須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需要正確的形勢分析（正確地估計階級力量的對比，判斷運動的來潮和退潮），需要由此而來的正確的斗爭形式和組織形式，需要正確的“利用敵人陣營里的每一縫隙，善于給自己找尋同盟者”(27)；而毛澤東同志對于中國革命運動的指導，正是一個最好的模范。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正確地指出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國范圍內敵強于我，冒險的進攻必然要招致失敗；但在反動政權內部不斷分裂和戰爭，人民革命要求逐漸恢復和上升的一般條件下，和在群眾經過第一次大革命斗爭，并有相當力量的紅軍和有正確政策的共產黨的特殊條件下，就可以“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28)。他又指出：在統治階級破裂時期，紅色政權的發展“可以比較地冒進，用軍事發展割據的地方可以比較地廣大”；若在統治階級比較穩定時期，則這種發展“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這時在軍事上最忌分兵冒進，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地方武裝）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29)。即在同一時期，由于敵人的強弱不同，我們的策略也應當不同，所以湘贛邊的割據地區就“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30)。湘贛邊紅軍以后進入閩贛邊，又提出“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31)的計劃。不同的敵人對革命的不同利害關系，是決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據。所以毛澤東同志始終主張“利用反革命內部的每一沖突，從積極方面擴大他們內部的裂痕”(32)，“反對孤立政策，承認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33)。這些“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34)的策略原則的運用，在他所領導的歷次反“圍剿”戰爭中，尤其在遵義會議后的長征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中，得到了光輝的發展。劉少奇同志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樣是一個模范。劉少奇同志正確地估計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白區特別是城市敵我力量的懸殊，所以主張有系統地組織退卻和防御，“在形勢與條件不利于我們的時候，暫時避免和敵人決斗”，以“準備將來革命的進攻和決斗”(35)；主張有計劃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的黨的公開組織嚴格地轉變為秘密組織，而在群眾工作中則“盡可能利用公開合法手段”，以便黨的秘密組織能夠在這種群眾工作中長期地蔭蔽力量，深入群眾，“聚積與加強群眾的力量，提高群眾的覺悟”(36)。對于群眾斗爭的領導，劉少奇同志認為應當“根據當時當地的環境和條件，根據群眾覺悟的程度，提出群眾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號、要求和斗爭的方式，去發動群眾的斗爭，并根據斗爭過程中各種條件的變化，把群眾的斗爭逐漸提高到更高的階段，或者‘適可而止’地暫時結束戰斗，以準備下一次更高階段和更大范圍的戰斗”。在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和爭取暫時的同盟者的問題上，他認為應該“推動這些矛盾的爆發，與敵人營壘中可能和我們合作的成分，或者與今天還不是我們主要的敵人，建立暫時的聯盟，去反對主要的敵人”；應該“向那些愿意同我們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讓步，吸引他們同我們聯合，參加共同的行動，再去影響他們，爭取他們下層的群眾”(37)。一二九運動的成功，證明了白區工作中這些策略原則的正確性。和這種正確的策略指導相反，各次“左”傾路線的同志們因為不知道客觀地考察敵我力量的對比，不知道采取與此相當的斗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不承認或不重視敵人內部的矛盾，這樣，他們在應當防御的時候，固然因為盲目地實行所謂“進攻路線”而失敗，就在真正應當進攻的時候，也因為不會組織勝利的進攻而失敗。他們“估計形勢”的方法，是把對他們的觀點有利的某些個別的、萌芽的、間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現象，夸大為大量的、嚴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質的東西，而對于不合他們的觀點的一切實際（如敵人的強大和暫時勝利，我們的弱小和暫時失敗，群眾的覺悟不足，敵人的內部矛盾，中間派的進步方面等），則害怕承認，或熟視無睹。他們從不設想到可能的最困難和最復雜的情況，而只是夢想著不可能的最順利和最簡單的情況。在紅軍運動方面，他們總是把包圍革命根據地的敵人描寫為“十分動搖”、“恐慌萬狀”、“最后死亡”、“加速崩潰”、“總崩潰”等等。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們甚至認為紅軍對于超過自己許多倍的整個的國民黨軍隊還占優勢，因此總是要求紅軍作無條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進。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們否認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這種情況只是到了抗日戰爭期間才起了一個相反的變化），錯誤地反對所謂“北方落后論”，要求在北方鄉村中普遍地建立紅色政權，在北方白色軍隊中普遍地組織嘩變成立紅軍。他們也否認根據地的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的不平衡，錯誤地反對所謂“羅明路線”(38)。他們拒絕利用進攻紅軍的各個軍閥之間的矛盾，拒絕同愿意停止進攻紅軍的軍隊成立妥協。在白區工作方面，他們在革命已轉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統治力量極為強大的城市，拒絕實行必要的退卻和防御的步驟，拒絕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繼續采取為當時情況所不允許的進攻的形式，組織龐大的沒有掩護的黨的機關和各種脫離廣大群眾的第二黨式的所謂赤色群眾團體，經常地無條件地號召和組織政治罷工、同盟罷工、罷課、罷市、罷操、罷崗、游行示威、飛行集會以至武裝暴動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眾參加和支持的行動，并曲解這一切行動的失敗為“勝利”。總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同志們只知道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盲目地認為“斗爭高于一切，一切為了斗爭”，“不斷地擴大和提高斗爭”，因而不斷地陷于不應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敗。 
　　（二）在軍事上： 
　　在中國革命的現階段，軍事斗爭是政治斗爭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這一問題成為黨的路線中的最迫切的問題。毛澤東同志不但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規定了中國革命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來，也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規定了服從于這一政治路線的正確的軍事路線。毛澤東同志的軍事路線從兩個基本觀點出發：第一，我們的軍隊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樣式的軍隊，它必須是服從于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服務于人民斗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工具；第二，我們的戰爭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樣式的戰爭，它必須在承認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條件下，充分地利用敵之劣點與我之優點，充分地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以求得生存、勝利和發展。從第一個觀點出發，紅軍（現在是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必須全心全意地為著黨的路線、綱領和政策，也就是為著全國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奮斗，反對一切與此相反的軍閥主義傾向。因此，紅軍必須反對軍事不服從于政治或以軍事來指揮政治的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思想；紅軍必須同時負起打仗、做群眾工作和籌款（現在是生產）的三位一體的任務，而所謂做群眾工作，就是要成為黨和人民政權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就是要幫助地方人民群眾分配土地（現在是減租減息），建立武裝，建立政權以至建立黨的組織。因此，紅軍在軍政關系和軍民關系上，必須要求嚴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權機關和群眾團體，鞏固它們的威信，嚴格地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39)；在軍隊的內部，必須建立正確的官兵關系，必須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權的以自覺為基礎的軍事紀律；在對敵軍的工作上，必須具有瓦解敵軍和爭取俘虜的正確政策。從第二個觀點出發，紅軍必須承認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主要戰爭形式，承認只有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相結合，正規軍和游擊隊、民兵相結合，武裝群眾和非武裝群眾相結合的人民戰爭，才能夠戰勝比自己強大許多倍的敵人。因此，紅軍必須反對戰略的速決戰和戰役的持久戰，堅持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反對戰役戰術的以少勝多，堅持戰役戰術的以多勝少。因此，紅軍必須實行“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40)；“誘敵深入”(41)；“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地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42)等項戰略戰術的原則。各次“左”傾路線在軍事上都是同毛澤東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對的方面：第一次“左”傾路線的盲動主義，使紅軍脫離人民群眾；第二次“左”傾路線，使紅軍實行冒險的進攻。但是這兩次“左”傾路線在軍事上都沒有完整的體系。具有完整體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傾路線，在建軍的問題上，把紅軍的三項任務縮小成為單純的打仗一項，忽略正確的軍民、軍政、官兵關系的教育；要求不適當的正規化，把當時紅軍的正當的游擊性當作所謂“游擊主義”來反對；又發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在作戰問題上，它否認了敵強我弱的前提；要求陣地戰和單純依靠主力軍隊的所謂“正規”戰；要求戰略的速決戰和戰役的持久戰；要求“全線出擊”和“兩個拳頭打人”；反對誘敵深入，把必要的轉移當作所謂“退卻逃跑主義”；要求固定的作戰線和絕對的集中指揮等；總之是否定了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不了解正確的人民戰爭。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他們始則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繼則實行防御中的保守主義，主張分兵防御，“短促突擊”，同敵人“拚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時，又變為實行真正的逃跑主義。這些都是企圖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正確的人民戰爭的結果。 
　　在抗日戰爭的戰略退卻和戰略相持階段中，因為敵我強弱相差更甚，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正確方針是：“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43)強求過多的運動戰是錯誤的。但在將要到來的戰略反攻階段，正如全黨的工作重心需要由鄉村轉到城市一樣，在我軍獲得新式裝備的條件下，戰略上也需要由以游擊戰為主變為以運動戰和陣地戰為主。對于這個即將到來的轉變，也需要全黨有充分的自覺來作準備。 
　　（三）在組織上： 
　　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正確的政治路線應該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而為使這個路線真正從群眾中來，特別是真正能到群眾中去，就不但需要黨和黨外群眾（階級和人民）有密切的聯系，而且首先需要黨的領導機關和黨內群眾（干部和黨員）有密切的聯系，也就是說，需要正確的組織路線。因此，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各個時期既然規定了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政治路線，同時也就規定了服務于這一政治路線的聯系黨內黨外群眾的組織路線。這個工作，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也得到了重要的發展，其集中的表現，便是一九二九年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44)。這個決議，一方面把黨的建設提到了思想原則和政治原則的高度，堅持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正確地進行了反對單純軍事觀點、主觀主義、個人主義、平均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等傾向的斗爭，指出了這些傾向的根源、危害和糾正的辦法；另一方面又堅持嚴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對不正當地限制民主，也反對不正當地限制集中。毛澤東同志又從全黨團結的利益出發，堅持局部服從全體，并根據中國革命的具體特點，規定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來干部和本地干部、軍隊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門、不同地區的干部間的正確關系。這樣，毛澤東同志就供給了一個堅持真理的原則性和服從組織的紀律性相結合的模范，供給了一個正確地進行黨內斗爭和正確地保持黨內團結的模范。與此相反，在一切錯誤政治路線統治的同時，也就必然出現了錯誤的組織路線；這條錯誤的政治路線統治得愈久，則其錯誤的組織路線的為害也愈烈。因此，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次“左”傾路線，不但反對了毛澤東同志的政治路線，也反對了毛澤東同志的組織路線；不但形成了脫離黨外群眾的宗派主義（不把黨當作人民群眾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眾意志的集中者），也形成了脫離黨內群眾的宗派主義（不使黨內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從全黨利益，不把黨的領導機關當作全黨意志的集中者）。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為貫徹其意旨起見，在黨內曾經把一切因為錯誤路線行不通而對它采取懷疑、不同意、不滿意、不積極擁護、不堅決執行的同志，不問其情況如何，一律錯誤地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羅明路線”、“調和路線”、“兩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甚至以對罪犯和敵人作斗爭的方式來進行這種“黨內斗爭”。這種錯誤的黨內斗爭，成了領導或執行“左”傾路線的同志們提高其威信、實現其要求和嚇唬黨員干部的一種經常辦法。它破壞了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取消了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民主精神，使黨內紀律成為機械的紀律，發展了黨內盲目服從隨聲附和的傾向，因而使黨內新鮮活潑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之發展，受到打擊和阻撓。同這種錯誤的黨內斗爭相結合的，則是宗派主義的干部政策。宗派主義者不把老干部看作黨的寶貴的資本，大批地打擊、處罰和撤換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們氣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從隨聲附和的、有工作經驗并聯系群眾的老干部。他們也不給新干部以正確的教育，不嚴肅地對待提拔新干部（特別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輕率地提拔一切同他們氣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從隨聲附和的、缺乏工作經驗、不聯系群眾的新干部和外來干部，來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這樣，他們既打擊了老干部，又損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區，更由于錯誤的肅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義糾纏在一起，使大批優秀的同志受到了錯誤的處理而被誣害，造成了黨內極可痛心的損失。這種宗派主義的錯誤，使黨內發生了上下脫節和其他許多不正常現象，極大地削弱了黨。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此宣布：對于一切被錯誤路線所錯誤地處罰了的同志，應該根據情形，撤消這種處分或其錯誤部分。一切經過調查確系因錯誤處理而被誣害的同志，應該得到昭雪，恢復黨籍，并受到同志的紀念。 
　　（四）在思想上： 
　　一切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之正確或錯誤，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們是否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出發，是否從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和中國人民的客觀需要出發。毛澤東同志從他進入中國革命事業的第一天起，就著重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以從事于對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強調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對了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危害。毛澤東同志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所規定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正是他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根據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具體地分析了當時國內外黨內外的現實情況及其特點，并具體地總結了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特別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歷史經驗的光輝的成果。在中國生活和奮斗的中國共產黨人學習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應該是為了用以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各種實際問題，如同毛澤東同志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傾錯誤的同志們，在那時，當然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澤東同志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更污蔑他是“狹隘經驗主義者”；這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在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期更特別突出地表現為教條主義的緣故。教條主義的特點，是不從實際情況出發，而從書本上的個別詞句出發。它不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來認真研究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過去和現在，認真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得出結論，作為中國革命的行動指南，再在群眾的實踐中去考驗這些結論是否正確；相反地，它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若干個別詞句搬運到中國來當做教條，毫不研究這些詞句是否合乎中國現時的實際情況。因此，他們的“理論”和實際脫離，他們的領導和群眾脫離，他們不是實事求是，而是自以為是，他們自高自大，夸夸其談，害怕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條主義統治時期，同它合作并成為它的助手的經驗主義的思想，也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經驗主義同教條主義的區別，是在于它不是從書本出發，而是從狹隘的經驗出發。應當著重地指出：最廣大的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同志，他們的一切有益的經驗，是極可寶貴的財產。科學地把這些經驗總結起來，作為以后行動中的指導，這完全不是經驗主義，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正像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原則當做革命行動的指南，而不把它們當做教條，就完全不是教條主義，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樣。但是，在一切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滿足于甚至僅僅滿足于他們的局部經驗，把它們當做到處可以使用的教條，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認“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45)和“為著領導，必須預見”(46)的真理，因而輕視從世界革命經驗總結出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并醉心于狹隘的無原則的所謂實際主義和無頭腦無前途的事務主義，卻坐在指揮臺上，盲目地稱英雄，擺老資格，不肯傾聽同志們的批評和發展自我批評，這樣，他們就成為經驗主義者了。因此，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出發點雖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質上，兩者卻是一致的。他們都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分割開來；他們都違背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把片面的相對的真理夸大為普遍的絕對的真理；他們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觀的全面的實際情況。因此，他們對于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就有了許多共同的錯誤的認識（如錯誤的城市中心觀點，白區工作中心觀點，脫離實際情況的“正規”戰觀點等）。這就是這兩部分同志能夠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雖然因為經驗主義者的經驗是局部的、狹隘的，他們中的多數對于全面性的問題往往缺乏獨立的明確的完整的意見，因此，他們在和教條主義者相結合時，一般地是作為后者的附庸而出現；但是黨的歷史證明，教條主義者缺乏經驗主義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黨”，而在教條主義被戰勝以后，經驗主義更成為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主要障礙。因此，我們不但要克服主觀主義的教條主義，而且也要克服主觀主義的經驗主義。必須徹底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路線和作風，才能普及和深入全黨。 
　　以上所述政治、軍事、組織和思想四方面的錯誤，實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基本錯誤。而一切政治上、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都是從思想上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而來，都是從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而來。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指出：我們在否定各次“左”傾路線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