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毛澤東一九四○年一月九日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原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載于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同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載時，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 
　　一　中國向何處去
　　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里了。特別是文化人和青年學生，感覺銳敏，首當其沖。于是怎么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為問題了。因此，趁著《中國文化》⑴的出版，說明一下中國政治和中國文化的動向問題，或者也是有益的。對于文化問題，我是門外漢，想研究一下，也方在開始。好在延安許多同志已有詳盡的文章，我的粗枝大葉的東西，就當作一番開臺鑼鼓好了。對于全國先進的文化工作者，我們的東西，只當作引玉之磚，千慮之一得，希望共同討論，得出正確結論，來適應我們民族的需要。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惟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能夠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夸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我想，這可以算作《中國文化》出版的態度。 
　　二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 
　　三　中國的歷史特點
　　我們要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但是這種新文化究竟是一種什么樣子的文化呢？ 
　　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⑵。這是我們對于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那末，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是首先決定那一定形態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態的文化又才給予影響和作用于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馬克思說：“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⑶他又說：“從來的哲學家只是各式各樣地說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⑷這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正確地解決意識和存在關系問題的科學的規定，而為后來列寧所深刻地發揮了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之基本的觀點。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忘記這個基本觀點。 
　　這樣說來，問題是很清楚的，我們要革除的那種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反動成分，它是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的；而我們要建立的這種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舊文化的根據；而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據。 
　　所謂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是什么？而所謂中華民族的舊文化又是什么？ 
　　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中國社會又逐漸地生長了資本主義因素以來，中國已逐漸地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在的中國，在日本占領區，是殖民地社會；在國民黨統治區，基本上也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而不論在日本占領區和國民黨統治區，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優勢的社會。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這就是現時中國的國情。作為統治的東西來說，這種社會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這些統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就是我們革命的對象。我們要革除的，就是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和那為這種舊政治、舊經濟服務的舊文化。而我們要建立起來的，則是與此相反的東西，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和新文化。 
　　那末，什么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又什么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呢？ 
　　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范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范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 
　　由此可以斷言，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所謂中華民族的新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在中國從事革命的一切黨派，一切人們，誰不懂得這個歷史特點，誰就不能指導這個革命和進行這個革命到勝利，誰就會被人民拋棄，變為向隅而泣的可憐蟲。 
　　四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是分為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步驟，而其第一步現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而是中國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那末，這個歷史特點是怎樣形成的呢？它是一百年來就有了的，還是后來才發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國的和世界的歷史發展，就知道這個歷史特點，并不是從鴉片戰爭⑸以來就有了的，而是在后來，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個形成過程。 
　　很清楚的，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現時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這個第一步的準備階段，還是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即中國社會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中經太平天國運動⑹、中法戰爭⑺、中日戰爭⑻、戊戌變法⑼、辛亥革命⑽、五四運動⑾、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直到今天的抗日戰爭，這樣許多個別的階段，費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從某一點上說來，都是實行這第一步，都是中國人民在不同的時間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實行這第一步，實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而斗爭，為了完成第一個革命而斗爭。而辛亥革命，則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個革命。這個革命，按其社會性質說來，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革命，現在還未完成，還須付與很大的氣力，這是因為這個革命的敵人，直到現在，還是非常強大的緣故。孫中山先生說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就是指的這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 
　　然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 
　　在這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屬于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之內的，是屬于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在這以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卻改變為屬于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而在革命的陣線上說來，則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 
　　為什么呢？因為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 
　　在世界資本主義戰線已在地球的一角（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潰，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經充分顯露其腐朽性的時代，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并宣布它愿意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斗爭的時代，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天一天從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下面解放出來并宣布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于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而屬于新的范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這種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經不能當作世界資本主義反gemin戰線的同盟軍，而改變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線的同盟軍了。 
　　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段，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因此，這種革命又恰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這種革命，在其進行中，因為敵情和同盟軍的變化，又分為若干的階段，然而其基本性質是沒有變化的。 
　　這種革命，是徹底打擊帝國主義的，因此它不為帝國主義所容許，而為帝國主義所反對。但是它卻為社會主義所容許，而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所援助。 
　　因此，這種革命，就不能不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一正確的命題，還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就提出了的。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而為當時一切參加反帝反封建斗爭的人們所贊成的。不過那時這一理論的意義還沒有發揮，以致人們還只是模糊地認識這個問題。 
　　這種“世界革命”，已不是舊的世界革命，舊的資產階級世界革命早已完結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同樣，這種“一部分”，已經不是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絕大的變化，這是自有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以來無可比擬的大變化。 
　　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這一正確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的。 
　　斯大林還在一九一八年所作十月革命一周年紀念的論文時，就說道： 
　　“十月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義，主要的是：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范圍，把它從歐洲反對民族壓迫的斗爭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總問題；第二，它給這一解放開辟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這就大大地促進了西方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他們吸引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斗爭的巨流中去；第三，它從而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梁，建立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⑿ 
　　從這篇文章以后，斯大林曾經多次地發揮了關于論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脫離了舊范疇，改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一部分的理論。解釋得最清楚明確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發表的同當時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者爭論的文章。這篇文章載在張仲實譯的《斯大林論民族問題》一書上面，題目叫做《再論民族問題》。其中有這么一段： 
　　“舍米契引證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年底所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那本小冊子中的一個地方。那里曾說：‘在上升的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民族的斗爭是資產階級相互之間的斗爭。’顯然，他企圖以此來暗示他給當前歷史條件下的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所下的定義是正確的。然而，斯大林那本小冊子是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寫的，那時候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還不是一個具有全世界意義的問題，那時候馬克思主義者關于民族自決權的基本要求不是當作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當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時候起，國際形勢已經根本地改變了，戰爭和俄國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要是看不清這一點，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寧還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間，就在他的《民族自決權討論的總結》一文中說過，民族問題中關于民族自決權的基本點，已不再是一般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它已經變成一般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了。列寧以及俄國共產主義的其他代表者關于民族問題的以后的一些著作，我就不用講了。現在，當我們由于新的歷史環境而進入于一個新的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舍米契在這一切以后卻引證斯大林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所寫的那本小冊子中的一個地方，這能有什么意義呢？它只能有這樣一個意義，就是舍米契是離開時間和空間，不顧到活的歷史環境來引證的，因而違反了辯證法的最基本的要求，沒有考慮到在某一個歷史環境下是正確的東西在另一個歷史環境下就可以成為不正確的。” 
　　由此可見，有兩種世界革命，第一種是屬于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范疇的世界革命。這種世界革命的時期早已過去了，還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之時，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時，就告終結了。從此以后，開始了第二種世界革命，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這種革命，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為主力軍，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為同盟軍。不管被壓迫民族中間參加革命的階級、黨派或個人，是何種的階級、黨派或個人，又不管他們意識著這一點與否，他們主觀上了解了這一點與否，只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的革命，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 
　　中國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義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已經一天一天把世界拖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是在蘇聯已經到了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有能力領導和援助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戰爭，打擊資本主義反動的時候；是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正在準備打倒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時候；是在中國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已經形成了一個偉大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的時候。在今天，我們是處在這種時候，那末，應該不應該估計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應該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 
　　這個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其中又分為許多小階段），其社會性質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但早已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現在則更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同盟軍。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后，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特點，這就是二十年來（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算起）的新的革命過程，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生動的具體的內容。 
　　五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中國革命分為兩個歷史階段，而其第一階段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新的歷史特點。這個新的特點具體地表現在中國內部的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上又是怎樣的呢？下面我們就來說明這種情形。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前（五四運動發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和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是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他們的知識分子）。這時，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當作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的舞臺，還是當作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追隨者參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時的無產階級，就是這樣的階級。 
　　在五四運動以后，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參加了革命，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于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于中國無產階級了。這時，中國無產階級，由于自己的長成和俄國革命的影響，已經迅速地變成了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和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的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實行，則是中國共產黨單獨進行的。 
　　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所以，雖然處在帝國主義時代，他們也還是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著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本國官僚軍閥政府（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時期和北伐戰爭時期）的革命性，可以同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它們所愿意反對的敵人。這是中國資產階級和舊俄帝國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在舊俄帝國，因為它已經是一個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是侵略別人的，所以俄國的資產階級沒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無產階級的任務，是反對資產階級，而不是聯合它。在中國，因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有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這里，無產階級的任務，在于不忽視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革命性，而和他們建立反帝國主義和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統一戰線。 
　　但同時，也即是由于他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異常軟弱的，他們又保存了另一種性質，即對于革命敵人的妥協性。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愿意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并且他們同農村中的地租剝削有密切聯系，因此，他們就不愿和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勢力。這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兩大基本任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至于中國的大資產階級，以國民黨為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這一個長的時期內，一直是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并和封建勢力結成同盟，反對革命人民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也曾在一九二七年及其以后的一個時期內一度附和過反gemin。在抗日戰爭中，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以汪精衛⒀為代表，又已投降敵人，表示了大資產階級的新的叛變。這又是中國資產階級同歷史上歐美各國的資產階級特別是法國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在歐美各國，特別在法國，當它們還在革命時代，那里的資產階級革命是比較徹底的；在中國，資產階級則連這點徹底性都沒有。 
　　一方面——參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對革命敵人的妥協性，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焉”的兩面性。這種兩面性，就是歐美歷史上的資產階級，也是同具的。大敵當前，他們要聯合工農反對敵人；工農覺悟，他們又聯合敵人反對工農。這是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的一般規律，不過中國資產階級的這個特點更加突出罷了。 
　　在中國，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為人民的死敵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而特別是帝國主義的緣故。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并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歷史已經證明：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能盡此責任的，這個責任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 
　　所以，無論如何，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這些階級，或者已經覺悟，或者正在覺悟起來，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而無產階級則是領導的力量。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共和國。 
　　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種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并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將成為一切工業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那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采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因此，全世界多種多樣的國家體制中，按其政權的階級性質來劃分，基本地不外乎這三種：（甲）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乙）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丙）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 
　　第一種，是舊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之后，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沒有民主氣息，已經轉變或即將轉變為資產階級的血腥的軍事專政了。某些地主和資產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可以附在這一類。 
　　第二種，除蘇聯外，正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醞釀著。將來要成為一定時期中的世界統治形式。 
　　第三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所采取的過渡的國家形式。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必然會有某些不同特點，但這是大同中的小異。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今天的中國，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式，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又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統一戰線的。但可惜，抗戰許久了，除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外，大部分地區關于國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還未著手，日本帝國主義就利用這個最根本的弱點，大踏步地打了進來；再不變計，民族的命運是非常危險的。 
　　這里所談的是“國體”問題。這個國體問題，從前清末年起，鬧了幾十年還沒有鬧清楚。其實，它只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資產階級總是隱瞞這種階級地位，而用“國民”的名詞達到其一階級專政的實際。這種隱瞞，對于革命的人民，毫無利益，應該為之清楚地指明。“國民”這個名詞是可用的，但是國民不包括反gemin分子，不包括漢奸。一切革命的階級對于反gemin漢奸們的專政，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的國家。 
　　“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一九二四年在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明。十六年來，國民黨自己違背了這個聲明，以致造成今天這樣國難深重的局面。這是國民黨一個絕大的錯誤，我們希望它在抗日的洗禮中改正這個錯誤。 
　　至于還有所謂“政體”問題，那是指的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指的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沒有適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中國現在可以采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并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但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才能適合于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于表現民意和指揮革命斗爭，適合于新民主主義的精神。這種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對革命的敵人。“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須表現在政府和軍隊的組成中，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就叫做政體和國體不相適應。 
　　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我們現在雖有中華民國之名，尚無中華民國之實，循名責實，這就是今天的工作。 
　　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所應該建立和決不可不建立的內部政治關系，這就是今天“建國”工作的唯一正確的方向。 
　　六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在中國建立這樣的共和國，它在政治上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在經濟上也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 
　　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這也是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明，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構成的正確的方針。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的緣故。 
　　這個共和國將采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系，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正確的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誰要是敢于違反這個方向，他就一定達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頭的。 
　　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應該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內部經濟關系。 
　　這樣的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這種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集中的表現。 
　　七　駁資產階級專政
　　這種新民主主義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共和國，是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贊成的，舍此沒有第二條路走。 
　　走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之路嗎？誠然，這是歐美資產階級走過的老路，但無如國際國內的環境，都不容許中國這樣做。 
　　依國際環境說，這條路是走不通的。現在的國際環境，從基本上說來，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斗爭的環境，是資本主義向下沒落，社會主義向上生長的環境。要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首先是國際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不容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歷來中國革命的失敗，都是被帝國主義絞殺的，無數革命的先烈，為此而抱終天之恨。現在是一個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打了進來，它是要把中國變成殖民地的；現在是日本在中國發展它的資本主義，卻不是什么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現在是日本資產階級在中國專政，卻不是什么中國資產階級專政。不錯，現在是帝國主義最后掙扎的時期，它快要死了，“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⒁。但是正因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過活，決不容許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正因為日本帝國主義陷在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深坑之中，就是說，它快要死了，它就一定要打中國，一定要把中國變為殖民地，它就斷絕了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路。 
　　其次，是社會主義不容許。這個世界上，所有帝國主義都是我們的敵人，中國要獨立，決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這就是說，不能離開蘇聯的援助，不能離開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國無產階級在其本國進行反資本主義斗爭的援助。雖然不能說，中國革命的勝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國或其中一二國的革命勝利之后，但須加上它們的力量才能勝利，這是沒有疑義的。尤其是蘇聯的援助，是抗戰最后勝利決不可少的條件。拒絕蘇聯的援助，革命就要失敗，一九二七年以后反蘇運動⒂的教訓，不是異常明顯的嗎？現在的世界，是處在革命和戰爭的新時代，是資本主義決然死滅和社會主義決然興盛的時代。在這種情形下，要在中國反帝反封建勝利之后，再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豈非是完全的夢囈？ 
　　如果說，由于特殊條件（資產階級戰勝了希臘的侵略，無產階級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后，還有過一個基馬爾式的小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土耳其⒃，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蘇聯已經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后，就決不會再有一個土耳其，尤其決不容許有一個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土耳其。由于中國的特殊條件（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性，無產階級的強大和革命徹底性），中國從來也沒有過土耳其的那種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之后，中國的資產階級分子不是曾經高唱過什么基馬爾主義嗎？然而中國的基馬爾在何處？中國的資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社會又在何處呢？何況所謂基馬爾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國主義的懷抱，一天一天變成了半殖民地，變成了帝國主義反動世界的一部分。處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漢們，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反gemin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⒄。 
　　依國內環境說，中國資產階級應該獲得了必要的教訓。中國資產階級，以大資產階級為首，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剛剛由于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的力量而得到勝利之際，他們就一腳踢開了這些人民大眾，獨占革命的果實，而和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結成了反gemin聯盟，并且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舉行了十年的“剿共”戰爭。然而結果又怎么樣呢？現在是當一個強大敵人深入國土、抗日戰爭已打了兩年之后，難道還想抄襲歐美資產階級已經過時了的老章程嗎？過去的“剿共十年”并沒有“剿”出什么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難道還想再來試一次嗎？不錯，“剿共十年”“剿”出了一個“一黨專政”，但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專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經“剿”出了一個“滿洲國”；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剿”進中國本部來了。如果有人還想從今日起，再“剿”十年，那就已經是新的“剿共”典型，同舊的多少有點區別。但是這種新的“剿共”事業，不是已經有人捷足先登、奮勇擔負起來了嗎？這個人就是汪精衛，他已經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了。誰要加進他那一伙去，那是行的，但是什么資產階級專政呀，資本主義社會呀，基馬爾主義呀，現代國家呀，一黨專政呀，一個主義呀，等等花腔，豈非更加不好意思唱了嗎？如果不入汪精衛一伙，要入抗日一伙，又想于抗日勝利之后，一腳踢開抗日人民，自己獨占抗日成果，來一個“一黨專政萬歲”，又豈非近于做夢嗎？抗日，抗日，是誰之力？離了工人、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你就不能走動一步。誰還敢于去踢他們，誰就要變為粉碎，這又豈非成了常識范圍里的東西了嗎？但是中國資產階級頑固派（我說的是頑固派），二十年來，似乎并沒有得到什么教訓。不見他們還在那里高叫什么“限共”、“溶共”、“反共”嗎？不見他們一個《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之后，再來一個《異黨問題處理辦法》，再來一個《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⒅嗎？好家伙，這樣地“限制”和“處理”下去，不知他們準備置民族命運于何地，也不知他們準備置其自身于何地？我們誠心誠意地奉勸這些先生們，你們也應該睜開眼睛看一看中國和世界，看一看國內和國外，看一看現在是什么樣子，不要再重復你們的錯誤了。再錯下去，民族命運固然遭殃，我看你們自己的事情也不大好辦。這是斷然的，一定的，確實的，中國資產階級頑固派如不覺悟，他們的事情是并不美妙的，他們將得到一個自尋死路的前途。所以我們希望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堅持下去，不是一家獨霸而是大家合作，把抗日的事業弄個勝利，才是上策，否則一概是下策。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衷心勸告，“勿謂言之不預也”。 
　　中國有一句老話：“有飯大家吃。”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敵大家打，就應該有飯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書大家讀。那種“一人獨吞”、“人莫予毒”的派頭，不過是封建主的老戲法，拿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來，到底是行不通的。 
　　我們共產黨人對于一切革命的人們，是決不排斥的，我們將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階級、階層、政黨、政團以及個人，堅持統一戰線，實行長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產黨，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統一戰線，那是不行的。中國必須抗戰下去，團結下去，進步下去；誰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們是不能容忍的。 
　　八　駁“左”傾空談主義
　　不走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路，是否就可以走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路呢？ 
　　也不可能。 
　　沒有問題，現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將來要發展到第二步，發展到社會主義。中國也只有進到社會主義時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時代。但是現在還不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中國現在的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這個任務沒有完成以前，社會主義是談不到的。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不能離開當前的實際條件。 
　　有些惡意的宣傳家，故意混淆這兩個不同的革命階段，提倡所謂“一次革命論”，用以證明什么革命都包舉在三民主義里面了，共產主義就失了存在的理由；用這種“理論”，起勁地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反對八路軍新四軍和陜甘寧邊區。其目的，是想根本消滅任何革命，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性，反對抗日的徹底性，而為投降日寇準備輿論。這種情形，是日本帝國主義有計劃地造成的。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在占領武漢后，知道單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國，乃著手于政治進攻和經濟引誘。所謂政治進攻，就是在抗日陣線中誘惑動搖分子，分裂統一戰線，破壞國共合作。所謂經濟引誘，就是所謂“合辦實業”。在華中華南，日寇允許中國資本家投資百分之五十一，日資占百分之四十九；在華北，日寇允許中國資本家投資百分之四十九，日資占百分之五十一。日寇并允許將各中國資本家原有產業，發還他們，折合計算，充作資本。這樣一來，一些喪盡天良的資本家，就見利忘義，躍躍欲試。一部分資本家，以汪精衛為代表，已經投降了。再一部分資本家，躲在抗日陣線內的，也想跑去。但是他們做賊心虛，怕共產黨阻擋他們的去路，更怕老百姓罵漢奸。于是打伙兒地開了個會，決議：事先要在文化界輿論界準備一下。計策已定，事不宜遲，于是雇上幾個玄學鬼⒆，再加幾名托洛茨基，搖動筆桿槍，就亂喚亂叫、亂打亂刺了一頓。于是什么“一次革命論”呀，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呀，共產黨在中國沒有存在之必要呀，八路軍新四軍破壞抗日、游而不擊呀，陜甘寧邊區是封建割據呀，共產黨不聽話、不統一、有陰謀、要搗亂呀，來這么一套，騙那些不知世事的人，以便時機一到，資本家們就很有理由地去拿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而把全民族的利益一概賣給敵人。這個叫做偷梁換柱，實行投降之前的思想準備或輿論準備。這班先生們，像煞有介事地提倡“一次革命論”，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卻原來不為別的，專為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其用心亦良苦矣。“一次革命論”者，不要革命論也，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但是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們似乎并無惡意，也迷惑于所謂“一次革命論”，迷惑于所謂“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的純主觀的想頭；而不知革命有階段之分，只能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無所謂“畢其功于一役”。這種觀點，混淆革命的步驟，降低對于當前任務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說，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這是正確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發展論。如果說，民主革命沒有自己的一定任務，沒有自己的一定時間，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個時間去完成的另一任務，例如社會主義的任務，合并在民主主義任務上面去完成，這個叫做“畢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九　駁頑固派
　　于是資產階級頑固派就跑出來說：好，你們共產黨既然把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推到后一個階段去了，你們既然又宣稱“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⒇，那末，就把共產主義暫時收起好了。這種議論，在所謂“一個主義”的標題之下，已經變成了狂妄的叫囂。這種叫囂，其本質就是頑固分子們的資產階級zhuanzhi主義。但為了客氣一點，叫它作毫無常識，也是可以的。 
　　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區別于任何別的思想體系和任何別的社會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進了歷史博物館的東西了。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已有一部分進了博物館（在蘇聯）；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快進博物館了。惟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說革命的后一階段了。這也就是資產階級頑固派為什么要那樣叫囂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實，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國就會亡國。現在的世界，依靠共產主義做救星；現在的中國，也正是這樣。 
　　誰人不知，關于社會制度的主張，共產黨是有現在的綱領和將來的綱領，或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兩部分的。在現在，新民主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這是有機構成的兩部分，而為整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所指導的。因為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和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產主義，豈非荒謬絕倫之至？在共產黨人，正因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有和自己的最低綱領基本上相同之點，所以才有可能承認“三民主義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才有可能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否則就沒有這種可能了。這是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在民主革命階段上的統一戰線，孫中山所謂“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21)，也正是指的這種統一戰線。否認共產主義，實際上就是否認統一戰線。頑固派也正是要奉行其一黨主義，否認統一戰線，才造出那些否認共產主義的荒謬說法來。 
　　“一個主義”也不通。在階級存在的條件之下，有多少階級就有多少主義，甚至一個階級的各集團中還各有各的主義。現在封建階級有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有資本主義，佛教徒有佛教主義，基督徒有基督主義，農民有多神主義，近年還有人提倡什么基馬爾主義，法西斯主義，唯生主義(22)，“按勞分配主義”(23)，為什么無產階級不可以有一個共產主義呢？既然是數不清的主義，為什么見了共產主義就高叫“收起”呢？講實在話，“收起”是不行的，還是比賽吧。誰把共產主義比輸了，我們共產黨人自認晦氣。如若不然，那所謂“一個主義”的反民權主義的作風，還是早些“收起”吧！ 
　　為了免除誤會，并使頑固派開開眼界起見，關于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異同，有清楚指明之必要。 
　　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主義比較起來，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第一，相同部分。這就是兩個主義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上的基本政綱。一九二四年孫中山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中的革命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三個政治原則，同共產主義在中國民主革命階段的政綱，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這些相同，并由于三民主義見之實行，就有兩個主義兩個黨的統一戰線。忽視這一方面，是錯誤的。 
　　第二，不同部分。則有：（一）民主革命階段上一部分綱領的不相同。共產主義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綱中有徹底實現人民權力、八小時工作制和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三民主義則沒有這些部分。如果它不補足這些，并且準備實行起來，那對于民主政綱就只是基本上相同，不能說完全相同。（二）有無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不同。共產主義于民主革命階段之外，還有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因此，于最低綱領之外，還有一個最高綱領，即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綱領。三民主義則只有民主革命階段，沒有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綱領，沒有最高綱領，即沒有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綱領。（三）宇宙觀的不同。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三民主義的宇宙觀則是所謂民生史觀，實質上是二元論或唯心論，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徹底性的不同。共產主義者是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即有革命徹底性。三民主義者除了那些最忠實于革命和真理的人們之外，是理論和實踐不一致的，講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沒有革命徹底性。上述這些，都是兩者的不同部分。由于這些不同，共產主義者和三民主義者之間就有了差別。忽視這種差別，只看見統一方面，不看見矛盾方面，無疑是非常錯誤的。 
　　明白了這些之后，就可以明白，資產階級頑固派要求“收起”共產主義，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資產階級的zhuanzhi主義，就是毫無常識了。 
　　一〇　舊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
　　資產階級頑固派完全不知道歷史的變化，其知識的貧乏幾等于零。他們既不知道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的區別，也不知道新三民主義和舊三民主義的區別。 
　　我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承認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和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基本上相同。但是這種三民主義是什么三民主義呢？這種三民主義不是任何別的三民主義，乃是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我愿頑固派先生們，于其“限共”、“溶共”、“反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余，也去翻閱一下這個宣言。原來孫中山先生在這個宣言中說道：“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其真釋具如此。”就可知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是真三民主義，其他都是偽三民主義。只有《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里對于三民主義的解釋才是“真釋”，其他一切都是偽釋。這大概不是共產黨“造謠”吧，這篇宣言的通過，我和很多的國民黨員都是親眼看見的。 
　　這篇宣言，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歷史時代。在這以前，三民主義是舊范疇的三民主義，是舊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 
　　在這以后，三民主義是新范疇的三民主義，是新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新三民主義。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是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 
　　這種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沒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時期中，就都是偽三民主義，或半三民主義。 
　　第一，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現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沒有聯俄政策，不同社會主義國家聯合，那就必然是聯帝政策，必然同帝國主義聯合。不見一九二七年之后，就已經有過這種情形嗎？社會主義的蘇聯和帝國主義之間的斗爭一經進一步尖銳化，中國不站在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這是必然的趨勢。難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嗎？這是夢想。全地球都要卷進這兩個戰線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騙人的名詞。何況中國是在同一個深入國土的帝國主義奮斗，沒有蘇聯幫助，就休想最后勝利。如果舍聯俄而聯帝，那就必須將“革命”二字取消，變成反動的三民主義。歸根結底，沒有“中立”的三民主義，只有革命的或反gemin的三民主義。如果照汪精衛從前的話，來一個“夾攻中的奮斗”(24)，來一個“夾攻中奮斗”的三民主義，豈不勇矣哉？但可惜連發明人汪精衛也放棄（或“收起”）了這種三民主義，他現在改取了聯帝的三民主義。如果說帝亦有東帝西帝之分，他聯的是東帝，我和他相反，聯一批西帝，東向而擊，又豈不革命矣哉？但無如西帝們要反蘇反共，你聯它們，它們就要請你北向而擊，你革命也革不成。所有這些情形，就規定了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決不能是同帝國主義聯合反俄的三民主義。 
　　第二，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如不聯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們就請你加入他們的反共公司。但這豈非有點當漢奸的嫌疑嗎？我不跟日本走，單跟別國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誰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漢奸，因為你不能再抗日。我獨立反共。那是夢話。豈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漢們，能夠不靠帝國主義之力，干得出如此反gemin大事嗎？昔日差不多動員了全世界帝國主義的氣力反了十年之久還沒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獨立”反之嗎？聽說外邊某些人有這么一句話：“反共好，反不了。”如果傳言非虛，那末，這句話只有一半是錯的，“反共”有什么“好”呢？卻有一半是對的，“反共”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歡喜“共”，卻不歡喜“反”。老百姓是決不容情的，在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之時，你要反共，他們就要了你的命。這是一定的，誰要反共誰就要準備變成齏粉。如果沒有決心準備變自己為齏粉的話，那就確實以不反為妙。這是我們向一切反共英雄們的誠懇的勸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否則，三民主義就要滅亡。這是三民主義的存亡問題。聯共則三民主義存，反共則三民主義亡，誰能證明其不然呢？ 
　　第三，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不要農工政策，不真心實意地扶助農工，不實行《總理遺囑》上的“喚起民眾”，那就是準備革命失敗，也就是準備自己失敗。斯大林說：“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25)這就是說，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民。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現在是“上山主義”(26)的時候，大家開會、辦事、上課、出報、著書、演劇，都在山頭上，實質上都是為的農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實質上都是農民所給。說“實質上”，就是說基本上，并非忽視其他部分，這是斯大林自己解釋過了的。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這是小學生的常識。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農民之外，中國人口中第二個部分就是工人。中國有產業工人數百萬，有手工業工人和農業工人數千萬。沒有各種工業工人，中國就不能生活，因為他們是工業經濟的生產者。沒有近代工業工人階級，革命就不能勝利，因為他們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他們最富于革命性。在這種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然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如果有什么一種三民主義，它是沒有農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實意扶助農工，并不實行“喚起民眾”的，那就一定會滅亡。 
　　由此可知，離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是沒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義者，必須認真地考慮到這點。 
　　這種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的發展，是孫中山先生的大功勞，是在中國革命作為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時代產生的。只有這種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才稱之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中的政綱，即其最低綱領，基本上相同。 
　　至于舊三民主義，那是中國革命舊時期的產物。那時的俄國是帝國主義的俄國，當然不能有聯俄政策；那時國內也沒有共產黨，當然不能有聯共政策；那時工農運動也沒有充分顯露自己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尚不為人們所注意，當然就沒有聯合工農的政策。因此，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以前的三民主義，乃是舊范疇的三民主義，乃是過時了的三民主義。如不把它發展到新三民主義，國民黨就不能前進。聰明的孫中山看到了這一點，得了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助力，把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遂獲得了新的歷史特點，建立了三民主義同共產主義的統一戰線，建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取得了全國人民的同情，舉行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舊三民主義在舊時期內是革命的，它反映了舊時期的歷史特點。但如果在新時期內，在新三民主義已經建立之后，還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會主義國家以后，要反對聯俄；在有了共產黨之后，要反對聯共；在工農已經覺悟并顯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后，要反對農工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識時務的反動的東西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反動，就是這種不識時務的結果。語曰：“識時務者為俊杰。”我愿今日的三民主義者記取此語。 
　　如果是舊范疇的三民主義，那就同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沒有什么基本上相同之點，因為它是舊時期的，是過時了的。如果有什么一種三民主義，它要反俄、反共、反農工，那就是反動的三民主義，它不但和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而且是共產主義的敵人，一切都談不上。這也是三民主義者應該慎重地考慮一番的。 
　　但是無論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沒有基本上完成以前，新三民主義是不會被一切有良心的人們放棄的。放棄它的只是那些汪精衛、李精衛之流。汪精衛、李精衛們盡管起勁地干什么反俄、反共、反農工的偽三民主義，自會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義感的人們繼續擁護孫中山的真三民主義。如果說，一九二七年反動之后，還有許多真三民主義者繼續為中國革命而奮斗，那末，在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的今天，這種人無疑將是成千成萬的。我們共產黨人將始終和一切真誠的三民主義者實行長期合作，除了漢奸和那班至死不變的反共分子外，我們是決不拋棄任何友人的。 
　　一一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上面，我們說明了中國政治在新時期中的歷史特點，說明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問題。下面，我們就可以進到文化問題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于這一類。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它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斗爭是生死斗爭。 
　　至于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 
　　如我們在第三節中已經提過的話，中國自從發生了資本主義經濟以來，中國社會就逐漸改變了性質，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會了，變成了半封建社會，雖然封建經濟還是占優勢。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對于封建經濟說來，它是新經濟。同這種資本主義新經濟同時發生和發展著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而在觀念形態上作為這種新的經濟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為它們服務的東西，就是新文化。沒有資本主義經濟，沒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沒有這些階級的政治力量，所謂新的觀念形態，所謂新文化，是無從發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經濟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國的革命力量，它們是反對舊政治舊經濟舊文化的。這些舊東西是由兩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國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經濟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而以后者為盟主。所有這些，都是壞東西，都是應該徹底破壞的。中國社會的新舊斗爭，就是人民大眾（各革命階級）的新勢力和帝國主義及封建階級的舊勢力之間的斗爭。這種新舊斗爭，即是革命和反gemin的斗爭。這種斗爭的時間，從鴉片戰爭算起，已經整整一百年了；從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但是如前所說，革命亦有新舊之分，在某一歷史時期是新的東西，在另一歷史時期就變為舊的了。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兩個大段落。這兩大段落中，各有一個基本的帶歷史性質的特點，即在前八十年，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屬于舊范疇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便屬于新范疇了。舊民主主義——前八十年的特點。新民主主義——后二十年的特點。這種區別，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文化上如何表現這種區別呢？這就是我們要在下面說明的問題。 
　　一二　中國文化革命的歷史特點
　　在中國文化戰線或思想戰線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構成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 
　　在“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斗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斗爭。在“五四”以前，學校與科舉之爭(27)，新學與舊學之爭，西學與中學之爭，都帶著這種性質。那時的所謂學校、新學、西學，基本上都是資產階級代表們所需要的自然科學和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說基本上，是說那中間還夾雜了許多中國的封建余毒在內）。在當時，這種所謂新學的思想，有同中國封建思想作斗爭的革命作用，是替舊時期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的。可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無力和世界已經進到帝國主義時代，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只能上陣打幾個回合，就被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所打退了，被這個思想上的反動同盟軍稍稍一反攻，所謂新學，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卻，失了靈魂，而只剩下它的軀殼了。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在帝國主義時代，已經腐化，已經無力了，它的失敗是必然的。 
　　“五四”以后則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五四運動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勞動運動的真正開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問題和殖民地革命運動在世界上改變了過去面貌之時，在這里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聯系，是非常之顯然的。由于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這支生力軍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又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雕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展。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他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后，這個階級的文化思想卻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后，就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至于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 
　　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文化。這種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一三　四個時期
　　文化革命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并為它們服務的。在中國，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樣，有一個統一戰線。 
　　這種文化革命的統一戰線，二十年來，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兩年，第二個時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年，第三個時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第四個時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現在的三年。 
　　第一個時期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到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一時期中以五四運動為主要的標志。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五四運動所以具有這種性質，是在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進一步的發展，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眼見得俄、德、奧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受傷，而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它的弱點，就在只限于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但發展到六三運動(28)時，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范圍的革命運動了。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這個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學”口號，但是當時的所謂“平民”，實際上還只能限于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即所謂市民階級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29)和北伐戰爭。當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五四運動的右翼，到了第二個時期，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就和敵人妥協，站在反動方面了。 
　　第二個時期，以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五卅運動、北伐戰爭為標志，繼續了并發展了五四運動時三個階級的統一戰線，吸引了農民階級加入，并且在政治上形成了這個各階級的統一戰線，這就是第一次國共兩黨的合作。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為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為他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樹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在這以前，三民主義是和教育界、學術界、青年界沒有多大聯系的，因為它沒有提出反帝國主義的口號，也沒有提出反封建社會制度和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口號。在這以前，它是舊三民主義，這種三民主義是被人們看成為一部分人為了奪取政府權力，即是說為了做官，而臨時應用的旗幟，看成為純粹政治活動的旗幟。在這以后，出現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由于國共兩黨的合作，由于兩黨革命黨員的努力，這種新三民主義便被推廣到了全中國，推廣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學術界和廣大青年學生之中。這完全是因為原來的三民主義發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之故；沒有這一發展，三民主義思想的傳播是不可能的。 
　　在這一時期中，這種革命的三民主義，成了國共兩黨和各個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兩個主義結成了統一戰線。以階級論，則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那時，以共產黨的《向導周報》(30)，國民黨的上海《民國日報》(31)及各地報紙為陣地，曾經共同宣傳了反帝國主義的主張，共同反對了尊孔讀經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對了封建古裝的舊文學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為內容的新文學和白話文。在廣東戰爭和北伐戰爭中，曾經在中國軍隊中灌輸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國的軍隊。在千百萬農民群眾中，提出了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掀起了偉大的農民革命斗爭。由于這些，再由于蘇聯的援助，就取得了北伐的勝利。但是大資產階級一經爬上了政權，就立即結束了這次革命，轉入了新的政治局面。 
　　第三個時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時期。因為在前一時期的末期，革命營壘中發生了變化，中國大資產階級轉到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反gemin營壘，民族資產階級也附和了大資產階級，革命營壘中原有的四個階級，這時剩下了三個，剩下了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包括革命知識分子），所以這時候，中國革命就不得不進入一個新的時期，而由中國共產黨單獨地領導群眾進行這個革命。這一時期，是一方面反gemin的“圍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時期。這時有兩種反gemin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這兩種“圍剿”，在帝國主義策動之下，曾經動員了全中國和全世界的反gemin力量，其時間延長至十年之久，其殘酷是舉世未有的，殺戮了幾十萬共產黨員和青年學生，摧殘了幾百萬工人農民。從當事者看來，似乎以為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是一定可以“剿盡殺絕”的了。但結果卻相反，兩種“圍剿”都慘敗了。作為軍事“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紅軍的北上抗日；作為文化“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運動的爆發。而作為這兩種“圍剿”之共同結果的東西，則是全國人民的覺悟。這三者都是積極的結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于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為什么文化“圍剿”也一敗涂地了？這還不可以深長思之嗎？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反gemin“圍剿”的消極的結果，則是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了。這就是為什么全國人民至今還是非常痛恨那十年反共的最大原因。 
　　這一時期的斗爭，在革命方面，是堅持了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和新三民主義；在反gemin方面，則是在帝國主義指揮下的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聯盟的zhuanzhi主義。這種zhuanzhi主義，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斬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斬了他的新三民主義，造成了中華民族的深重的災難。 
　　第四個時期就是現在的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革命的曲線運動中，又來了一次四個階級的統一戰線，但是范圍更放大了，上層階級包括了很多統治者，中層階級包括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下層階級包括了一切無產者，全國各階層都成了盟員，堅決地反抗了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時期的第一階段，是在武漢失陷以前。這時全國各方面是欣欣向榮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趨勢，文化上有較普遍的動員。武漢失陷以后，為第二階段，政治情況發生了許多變化，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投降了敵人，其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結束抗戰。在文化方面，反映這種情況，就出現了葉青、張君勱等人的反動和言論出版的不自由。 
　　為了克服這種危機，必須同一切反抗戰、反團結、反進步的思想進行堅決的斗爭，不擊破這些反動思想，抗戰的勝利是無望的。這一斗爭的前途如何？這是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大問題。依據國內國際條件，不論抗戰路程上有多少困難，中國人民總是要勝利的。全部中國史中，五四運動以后二十年的進步，不但賽過了以前的八十年，簡直賽過了以前的幾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國的進步將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嗎？一切內外黑暗勢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災難；但是這種猖獗，不但表示了這些黑暗勢力的還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們的最后掙扎，表示了人民大眾逐漸接近了勝利。這在中國是如此，在整個東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一四　文化性質問題上的偏向
　　一切新的東西都是從艱苦斗爭中鍛煉出來的。新文化也是這樣，二十年中有三個曲折，走了一個“之”字，一切好的壞的東西都考驗出來了。 
　　資產階級頑固派，在文化問題上，和他們在政權問題上一樣，是完全錯誤的。他們不知道中國新時期的歷史特點，他們不承認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他們的出發點是資產階級zhuanzhi主義，在文化上就是資產階級的文化zhuanzhi主義。一部分所謂歐美派的文化人(32)（我說的是一部分），他們曾經實際贊助過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剿共”，現在似乎又在贊助什么“限共”、“溶共”政策。他們不愿工農在政治上抬頭，也不愿工農在文化上抬頭。資產階級頑固派的這條文化zhuanzhi主義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權問題一樣，沒有國內國際的條件。因此，這種文化zhuanzhi主義，也還是“收起”為妙。 
　　當作國民文化的方針來說，居于指導地位的是共產主義的思想，并且我們應當努力在工人階級中宣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并適當地有步驟地用社會主義教育農民及其他群眾。但整個的國民文化，現在也還不是社會主義的。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由于其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緣故，就都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個政治情況、整個經濟情況和整個文化情況說來，卻還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新民主主義的。因為在現階段革命的基本任務主要地是反對外國的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主義，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不是以推翻資本主義為目標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就國民文化領域來說，如果以為現在的整個國民文化就是或應該是社會主義的國民文化，這是不對的。這是把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宣傳，當作了當前行動綱領的實踐；把用共產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去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訓練干部，當作了中國民主革命階段上整個的國民教育和國民文化的方針。以社會主義為內容的國民文化必須是反映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的。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反映到我們的國民文化也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但就整個社會來說，我們現在還沒有形成這種整個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所以還不能有這種整個的社會主義的國民文化。由于現時的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現時的中國新文化也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個偉大的同盟軍；這種一部分，雖則包含社會主義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個國民文化來說，還不是完全以社會主義文化的資格去參加，而是以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資格去參加的。由于現時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因而現時的中國新文化也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領導，即不能離開共產主義思想的領導。但是這種領導，在現階段是領導人民大眾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現在整個新的國民文化的內容還是新民主主義的，不是社會主義的。 
　　在現時，毫無疑義，應該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沒有這種宣傳和學習，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達到勝利。但是我們既應把對于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的宣傳，同對于新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的實踐區別開來；又應把作為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訓練干部的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同作為整個國民文化的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區別開來。把二者混為一談，無疑是很不適當的。 
　　由此可知，現階段上中國新的國民文化的內容，既不是資產階級的文化zhuanzhi主義，又不是單純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以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思想為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 
　　一五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別的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相聯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發展的關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決不能和任何別的民族的帝國主義反動文化相聯合，因為我們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33)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在這點上，中國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能夠和中國還有進步性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者和自然科學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和任何反動的唯心論建立統一戰線。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對于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他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識和教育革命大眾的知識在程度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這個文化戰線上的各級指揮員。“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34)，可見革命的文化運動對于革命的實踐運動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這種文化運動和實踐運動，都是群眾的。因此，一切進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戰爭中，應有自己的文化軍隊，這個軍隊就是人民大眾。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眾，就是“無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敵人。為達此目的，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 
　　新中國站在每個人民的面前，我們應該迎接它。 
　　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 

　　注　　釋 
　　〔1〕《中國文化》是一九四○年二月在延安創刊的雜志，一九四一年八月終刊。 
　　〔2〕“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一語，見列寧《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列寧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頁）。 
　　〔3〕 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頁）。 
　　〔4〕見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新的譯文是：“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頁） 
　　〔5〕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5〕。 
　　〔6〕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6〕。 
　　〔7〕 見本卷《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注〔19〕。 
　　〔8〕 見本書第一卷《矛盾論》注〔22〕。 
　　〔9〕見本卷《論持久戰》注〔12〕。 
　　〔10〕 見本書第一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3〕。 
　　〔11〕 見本書第一卷《實踐論》注〔6〕。 
　　〔12〕 見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頁）。 
　　〔13〕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1〕。 
　　〔14〕參見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頁）。 
　　〔15〕指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后國民黨政府所進行的一系列的反蘇運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國民黨反動派槍殺廣州蘇聯副領事；同月十四日南京國民黨政府下“絕俄令”，不承認各省蘇聯領事，勒令各省蘇聯商業機構停止營業。一九二九年七月蔣介石又受帝國主義的唆使，在東北向蘇聯挑釁，不久引起軍事沖突。 
　　〔16〕基馬爾，又譯凱末爾（一八八一——一九三八），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土耳其民族商業資產階級的代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帝國主義指使希臘對土耳其進行武裝侵略，土耳其人民得到蘇俄的援助，于一九二二年戰勝了希臘軍隊。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建立了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基馬爾被選為總統。 
　　〔17〕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澤東在同巴西記者馬羅金和杜特列夫人談話時對這個觀點作了修正。他指出：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面，沒有其他的道路。事實上，這種觀點只適合于一部分國家。對于印度、印度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按：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一九五八年由埃及同敘利亞合并組成。一九六一年敘利亞脫離阿聯，成立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一九七一年阿聯改名為阿拉伯埃及共和國）等國家卻不適用，它們是民族主義國家。拉丁美洲也有許多這樣的國家。這些國家既不站在帝國主義的一邊，也不站在社會主義的一邊，而站在中立的立場，不參加雙方的集團，這是適合于它們現時的情況的。 
　　〔18〕 見本卷《必須制裁反動派》注〔5〕。 
　　〔19〕毛澤東在這里是指張君勱及其一伙。張君勱在五四運動后宣揚一種自稱為“新玄學”的唯心主義的哲學思想，提倡自孔孟以至宋明理學的所謂“精神文明”，同時又鼓吹“自由意志”，一九二三年引起了一場“科學與玄學”的爭論，當時張君勱被稱為“玄學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經蔣介石授意，發表《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主張取消八路軍、新四軍及陜甘寧邊區，要求“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為蔣介石張目。 
　　〔20〕 見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發表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21〕見一九二四年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二講（《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86頁）。 
　　〔22〕一九三三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陳立夫發表《唯生論》一書，宣揚宇宙的實質是“生命之流”，萬物的根本問題在于“求生”，用來反對階級斗爭的學說；并認為宇宙萬物各有一個重心，以人類社會現象來說，就是只能有一個領袖，否則就無法維持其均衡和生存。這種唯生主義的理論是為國民黨反動派實行法西斯專政服務的。 
　　〔23〕山西軍閥閻錫山曾標榜過“按勞分配”的口號。其主要內容是：用軍事方法強迫勞動人民在村公所控制的固定份地上，或官辦的工廠、商店里，從事農奴式的勞動，只將很小一部分勞動果實，按勞動情況分配給勞動者。 
　　〔24〕 汪精衛在一九二七年叛變革命之后不久寫過一篇東西，題為《夾攻之奮斗》（載1927年7月25日《漢口民國日報》）。 
　　〔25〕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講《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中說：“……農民是民族運動的主力軍，沒有農民這支軍隊，就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聲勢浩大的民族運動。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是農民問題，正是指這一點說的。”（《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頁） 
　　〔26〕在中國共產黨內，曾經有些教條主義者譏笑毛澤東注重農村革命根據地為“上山主義”。毛澤東在這里是用教條主義者的這句諷刺話，說明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偉大作用。 
　　〔27〕 “學校”指當時效法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制度。“科舉”指中國原有的封建考試制度。十九世紀末，中國提倡“維新”的知識分子主張廢除科舉，興辦學校；封建頑固派竭力反對這種主張。 
　　〔28〕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愛國運動，至六月初轉入一個新的階段，以六月三日北京學生反抗軍警鎮壓，集會講演開始，由學生的罷課，發展到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漢、九江及山東、安徽各地的工人罷工，商人罷市。五四運動至此遂成為有無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廣大群眾運動。 
　　〔29〕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注〔9〕。 
　　〔30〕《向導》周報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在上海創刊，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武漢終刊。 
　　〔31〕上海《民國日報》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創刊，國民黨一大后正式成為國民黨的機關報。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國民黨左派的努力下，曾經宣傳過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主張。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后，曾被西山會議派把持，成為國民黨右派的報紙。一九四七年停刊。 
　　〔32〕 毛澤東在這里所說的一部分歐美派文化人是指以胡適等為代表的一些人物。 
　　〔33〕所謂“全盤西化”，是一部分資產階級學者的主張。他們主張中國一切東西都要完全模仿歐美資本主義國家。 
　　〔34〕見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列寧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頁）；并見列寧《怎么辦？》第一章第四節（《列寧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