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減租減息的群眾運動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
晉西北今后的中心任務,是開展對敵斗爭與發動熱烈的群眾運動。在游擊區、敵占區是開展群眾性的游擊戰爭,在根據地是發動熱烈的群眾運動。
華中群眾運動的經驗,可作為晉西北參考。晉西北和華中不同的是地大、人息經濟落后,但某些原則是可以通用的。
黨中央曾提出發展華中、鞏固華中的任務。經過對敵偽的抗擊和反磨擦的勝利,建立了我們的根據地,建立了政權,華中的發展基本上是完成了。接著的問題是鞏固根據地,其中心一環,就是廣泛深入地發動、組織并教育基本群眾,以提高其覺悟。這些工作做好了,就容易動員群眾參加抗戰、參加各項建設,才可能真正發揚民主,把政權搞好,把財政經濟工作搞好。這樣,黨才能鞏固,統一戰線也才會真正搞好。基本群眾的極廣大發動,是我們必須經過的一關,不能跳過這一關。過好這一關,一切工作才能更有基礎,否則,是什么也不容易搞好的。拿統一戰線來說,如果群眾工作搞得不好,群眾還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沒有站起來,那末,抗日統一戰線就會只是共產黨和地主、士紳、商人的統一戰線,而不是廣大基本群眾和地主、士紳、商人的統一戰線。如果群眾工作沒有做好,應該加緊做,一年不行,二年三年,以至十年八年,都非要把這一工作搞好不可。
因此,在黨員中,干部中,部隊中,一定要加強群眾觀念。有些同志的群眾觀念非常薄弱,這是很危險的。如果不糾正,不解決,黨性就成問題。
我們革命,不是為老婆,為吃飯,為出風頭,而是為了人民群眾的解放。一切為了群眾,否則,革命就毫無意義。
馬克思、列寧常常講,共產黨員無論什么時候,什么地方,都要依靠群眾,加強和鞏固與基本群眾的聯系。又講到,無論什么時候,什么地方,都要以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基本群眾,提高他們的覺悟,并把他們組織起來。《聯共黨史》結束語第六條中說,共產黨什么都不怕,就怕脫離群眾,只要共產黨永遠依靠群眾,就是不可戰勝的。日本特務機關整天窺視著我們,時時想找我們脫離群眾的弱點,來勒死我們。我們在太行山曾截獲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指示,說破壞共產黨最有效的辦法,是利用共產黨對群眾的強迫命令。共產黨如果單靠槍桿,單靠同地主、士紳、商人搞統一戰線,是沒有前途的。依靠群眾,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原則,不可在行動中有任何違背。
但是我們有的同志口頭講的是群眾,是馬克思主義,一到行動就忘了馬克思主義。如果對群眾利益不關心,妨害群眾利益,以官僚主義對待群眾,就不是共產黨員,應該受到嚴厲批評。還有的同志把群眾工作的地位看得很低,這是非常不對的。把人分成等級,把各種工作也分成等級,把群眾運動的工作看成很低的等級,這不是共產黨應有的觀點,而是封建社會的等級觀點。
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群眾運動,主要是農民運動,應把農會放在第一位。農會工作搞好了,青、婦團體也會搞好的,工會工作也同樣。
華中群眾運動的經驗是這樣的:派工作團下去開展減租減息運動時,先選擇幾個中心縣,在中心縣里,找二三個中心區,在中心區里,找二三個中心村,把大多數干部和最強的領導干部派到中心縣、區、村去。非中心區、村的干部,開始只做宣傳工作,沿村宣傳減租減息、改善雇工生活。在中心區、村,集中力量發動群眾,突破一點,打開局面。非中心區、村則及時宣傳中心區進行減租減息的成績和經驗,造成聲勢,相互呼應。
中心區、村在開始發動群眾時,由政府與工作團負責人訪問地主,召開士紳、地主座談會,說明群眾運動要來,講清政策,減少顧慮;同時工作團挨家挨戶訪問農民,和農民談話,了解情況,調查研究,注意發現積極分子,通過積極分子聯絡和發動更廣泛的群眾。在群眾醞釀成熟的基礎上,召集全村農民大會,討論和決定有關問題,選舉農會籌備會。
應找出當時當地農民最迫切的問題下手(比如借糧),通過這些斗爭的勝利,提高農民的熱忱和信心。還應加緊教育和訓練積極分子。然后成立農會,領導農民進行減租減息的斗爭。
成立農會時要懸榜,農民對于懸榜,非常重視;縣長、軍隊首長也要去出席,并講話鼓勵,以示對農會的重視。影響一傳開,非中心區的農民也自動起來了,也要求組織農會。這就是非中心區被中心區所推動。這時候,中心區、村即可留下一部分干部做鞏固工作,其他干部轉移到非中心區。這時到非中心區,群眾就會自己找來了。一個月到兩個月,就可發動千百萬群眾,形成減租減息的群眾運動潮流。
群眾運動一起,積極分子涌出,就要抓緊教育。要認真準備好一篇講話:世界是什么人創造的?是工人農民創造的。
飯哪里來的?房子哪里來的?一切都是工人農民創造的。但是未創造世界的,卻占領著世界。這里要注意打破農民的迷信,說明人受兩種壓迫,一種是自然的壓迫;一種是人的壓迫,人剝削人,人吃人。世界沒有地主資本家可以成為世界,沒有勞動者就不行。應以外地農民起來斗爭的經驗以及蘇聯革命成功的經驗,說明工人農民應該成為社會的主人。他們一了解這個真理,會非常興奮,就會主張:索性把這世界推翻吧,把那些地主老財都干掉吧。這時要特別向他們說明統一戰線的重要,今天為了打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要和地主老財講統一戰線,共同打日本,這是為了全民族利益,同時也就是為了農民工人的利益和前途。這種革命階段的性質一定要給他們說清楚,并要說明根據地的重要等等。這篇講話,一定要準備好,語言和舉例應當是當地農民容易懂而又切身感到的。農民聽懂了,覺悟會提高的。華中那些剛覺悟的農民,常常興奮得睡都睡不著,跑來問這問那,提出許多問題。
這樣,農民的革命思想樹立起來了,農民說“換了一個腦袋了”。這就是以馬列主義教育農民,是新的啟蒙運動,也就是階級教育。這個教育搞好了,農民跟上我們走,就不會因為受一點波折而懷疑動遙農民在提高了覺悟之后,心也發癢,嘴也發癢,會到處去講,進行宣傳,那簡直是一個很大的力量。農民起來了,就進行減租減息的斗爭。
進行減租減息,農民說要斗理、斗力、斗法。所謂斗理,就是進行說理斗爭。地主是很狡猾的,他會用種種方法來恐嚇農民,我們必須動員一切宣傳力量,造成“不減租減息沒有道理”的輿論潮流。有了理,就會得到社會的同情,能大大增強農民的斗爭信心和勇氣。所謂斗力,就是較量力量的斗爭,依靠有覺悟、有組織的農民群眾的力量,去斗垮地主破壞減租減息的一切陰謀詭計。減租減息時,可從開明的地主先減起,因為容易一開始就做好,促使地主內部的分化。
對那些不減的,就和他斗爭。可選擇一個最頑固的大地主,只要把他斗下來了,其他地主的問題也就容易解決了。所謂斗法,就是依據法律進行合法的斗爭。發動農民到地主家里去談,說明為了抗日而減租減息。農會并可開會,請地方長官和地主參加。在會上表揚開明地主的大義,對地主的普遍減租表示感謝,以消地主的積恨。遇敵人掃蕩時,農民就去幫助地主空室清野,以示共同抗日,互相團結。抗日民主政府應用自己的法令來保障農民的利益,制止地主的破壞活動,同時又適當照顧地主的利益,使地主服從和擁護抗日政府的政策。
要有廣泛深入的群眾運動,一切工作才會做好。農民起來了,為防止地主打黑槍,自動要求發槍,民兵也就起來了。
他們關心政權了,政權也就鞏固了。農民“換了腦袋”之后,加上一個決心,不怕死,參加共產黨的多了,黨的力量就壯大了。
在群眾運動中,還應注意這樣幾個問題:第一,正確處理黨、政府、軍隊與群眾團體的關系。
過去我們的黨、政府、軍隊常常代替、干涉群眾團體,不尊重群眾團體的獨立性,關系搞得很混淆,表現在政府代替群眾團體,干涉群眾團體的內部生活,派群眾團體干部做政府工作等。
如果是政府代替群眾與地主作斗爭,就會失掉政府立場,不能兼顧地主的利益;而群眾未發動起來,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認為是八路軍、共產黨給他們的利益,減租成了“恩賜”。結果,把地主鬧翻了,群眾又不擁護。這樣做的人本意要做好事,結果是做了壞事。應當了解,脫離群眾,少數人與地主斗爭,是不允許的。馬列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勞動者自己解放自己。我們應該發動群眾起來斗爭,黨、政府、軍隊代替群眾減租減息的方式應該禁止。
政府過多地集中群眾團體的力量突擊征糧、征稅、擴兵等,就會使群眾團體放棄了自己本身的任務和工作,使群眾不能正確認識群眾團體。比如好些地方的老百姓都說農會是八路軍的、政府的農會,而不說是自己的。我們要組織農民自己的農會,工人自己的工會,不依靠勞動者以外的任何英雄豪杰。黨、政、軍派去農會工作的干部,應以農會名義進行各項活動。一切好事,于農民有利益的事,都應交群眾團體去做,而群眾團體要教育群眾擁護政府、擁護八路軍,群眾團體干部被派去做政府指定的工作時,應完全以政府名義,不用群眾團體名義。如果群眾團體代替政府征糧、征稅、捕人、審案等,就成了兩個政府,結果變成了無政府。至于群眾團體代替黨的現象,有時表現為不去搞經濟任務,只去搞政治宣傳。自然,不能把經濟任務與政治任務完全分開,但它們是有區別的。
因此,黨、政、軍、民關系要區別清楚,同時又應該相互很巧妙地結合。是巧妙的結合,而不是混合。黨是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黨的領導一元化,是矛盾的統一,是相對的統一,不是絕對的,不是取消各種組織。從單細胞到高級動物是發展,越是高級動物,細胞的分工越細密。我們今天的各種組織分工要科學、明確,不能混淆。劃分職權之后,然后統一。現在客觀要求分工,主觀卻分不清,把結合變成了混合。
黨不能直接領導群眾團體,而應通過自己的黨員去領導。
政府與群眾團體,應互相協助。
怕群眾團體威信高是不對的。群眾團體是黨聯系群眾最重要的橋梁,群眾團體威信提高,也即是黨的威信的提高。
群眾團體有極高的威信,號召群眾擁護政府才有力量。農會如果威信掃地,就難以號召農民擁護政府。所以,群眾團體在群眾中的威信越高越好。這種威信高,是黨的領導的結果。
第二,真正鞏固的群眾運動,一定要有群眾的領袖。
黨和軍隊的領袖可以委派,而群眾領袖是不能委派的。
因此,要注意培養群眾中的積極分子,使他們成為有威信的群眾領袖。沒有領袖的群眾運動,是不鞏固的群眾運動。有領袖、有紀律的群眾運動,才是真正革命的群眾運動。群眾領袖應是成千成萬的,包括各方面的大大小小的群眾領袖。
黨應培養、教育干部成為群眾領袖,這是重要的事。應派干部下去經常做群眾工作,長期培養,成為群眾公認的領袖。
在華中,派干部去作縣長,先不派到縣府,而派去做群眾工作,工作做好了,在群眾中有了威信,由群眾選他出來當縣長,那就成為和群眾有密切聯系的領袖。至于外來的做群眾工作的知識分子,只要與群眾密切聯系,熟知群眾,替群眾解決問題,也可以成為群眾領袖。
第三,群眾運動中如發生左傾過火的情形,必須正確地對待。
群眾運動起來了,可能有掌握不住的情形發生,因為群眾不動則已,既動起來,往往超過我們的主觀愿望,有些過左、過火的現象。有的同志對這種現象,感到害怕。應該認識,群眾運動起來發生過左是一回事,領導的過左又是一回事。應該把群眾行動上的過左,和干部領導上的過左,嚴格區別開來,因為這是有原則差別的。領導上的過左,是左傾機會主義,是犯錯誤,是不允許的,應該禁止的。群眾起來有些過左的現象,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應該害怕的。
因此,應加強我們主觀領導能力,力求正確地領導群眾運動,防止右傾和左傾。群眾運動本身有時左有時右,無論如何我們的方針要拿得穩,我們主觀領導決不能左右搖擺。
怕左而不發動群眾,或以為左一點不要緊,而用左的領導思想發動群眾,都是不對的,要切實避免。
我們不怕群眾過左,而怕自己的干部過左。四項動員時,不是群眾左,而是派下去的干部左。結果,把地主弄翻了,群眾未起來,把自己孤立了。
我們對群眾運動,一定要在領導上控制得祝對群眾運動的控制,不是強迫命令,而是思想上、領導上的控制,出于群眾的自愿。比如大革命時,武漢碼頭工人自發地驅逐巡捕,占領了英租界,一二十萬工人到英租界游行示威。陳獨秀等當時害怕群眾過左,要想停止群眾的游行示威,并要全國總工會負責。全總負責同志說明停止是不可能的,當晚找了群眾領袖,提出示威時絕不能動手,不要損壞東西,這在思想上控制住了,結果第二天游行示威,包圍領事館,搞了一天,沒有發生一點事情。這是有紀律的群眾運動,這才是真正的群眾運動,沒有秩序、沒有紀律的群眾運動,不算真正的群眾運動。那一次的群眾運動,對于收回英租界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在正確的領導下,群眾中個別的左是能夠糾正的,群眾自己是能夠建立起紀律的。群眾中的領袖,也可能搞得過火,但我們應該在思想上進行說服教育,愛護他們的革命熱情,絕不能向群眾潑冷水。如果有的同志對于群眾的革命熱情不知道愛護,而是站在群眾之上指責群眾,這個共產黨員的黨性就不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