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生平大事記(1937-1944)
1937年 44歲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進駐延安。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討論和通過《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提出五項國策、四項保證。這個文件實際成為國共合作談判的綱領。
3月,會見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回答她對中日戰爭與西安事變提出的的一些問題。
4月至7日,在抗日軍政大學講授辯證法唯物論,其中的兩節後來整理成《實踐論》和《矛盾論》。
5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
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抗日戰爭開始。
7月23日,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提出堅決抗戰,反對妥協退讓的方針、政策。
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陝北洛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闡明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任新組成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
8月25日,同朱德、周恩來聯名發布關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隨後,指導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
11月12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全面闡述了對統一戰線和國共關系的意見。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並發言,針對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重申和堅持了洛川會議確定的方針政策。
1938年 45歲
春,作出八路軍從華北山地進入到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的決策。
5月,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
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論持久戰》講演。全面分析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和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批駁速勝論和亡國論,闡述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戰的總方針。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說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長篇發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會議結論。會議批準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
1939年 46歲
2月2日,在延安黨政軍生產動員大會上講話,號召自己動手,克服經濟困難。
2月5日,在中共中央黨校作《反對投降主義》的講話。
4月下旬,寫《五四運動》一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大會上作《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講演。
7月至8月,多次作報告,譴責國民黨頑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呼籲繼續團結抗戰。
9月16日,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談話,重申對國民黨頑固派制造反共磨擦採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
10月4日,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闡明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
12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
12月21日,為八路軍政治部、衛生部編印的《諾爾曼·白求恩紀念冊》寫《紀念白求恩》一文。
同月,與人合作撰寫《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12月至次年3月,領導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 47歲
1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系統論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綱領。
3月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提出實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總結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經驗,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東南局和新四軍的,指示強調必須放手擴大軍隊,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指出要採取鬥爭的方針,“應付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分析國際形勢及對中國抗戰的影響,指出:既要警惕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突然事變,又要力爭時局好轉。
11月,起草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復何應欽、白崇禧《皓電》的電報(《佳電》),明確駁斥《皓電》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無理指責。
12月,同從前線回來到中央黨校學習的同志談話,強調幹部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性。
1941年 48歲
1月上旬,皖南事變發生。
1月20日,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並對新華社記者發表關於皖南事變的談話,嚴正提出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
5月1日,審閱改寫的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發布,規定邊區政權建設貫徹“三三制”原則。
5月8日,起草《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的黨內指示,提出“以打對打,以拉對拉”和爭取中間派的策略思想。
5月19日,在延安幹部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提出反對主觀主義,闡明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
8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高級學習組的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組長的中央學習組。
秋冬,先後主持編輯《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黨的歷史文獻集。
1942年 49歲
2月1日,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集的幹部會議上作《反對黨八股》的講話。
5月,在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發表講話並作結論。
9月7日,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社論,論述精兵簡政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提交《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長篇書面報告,論述“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經工作總方針。
1943年 50歲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推定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的幹部大會上作《關於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
6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應調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群眾,反對“逼、供、信”。
7月12日,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質問國民黨》的社論,揭露國民黨頑固派企圖進攻陝甘寧邊區的陰謀。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一期間召開的會議,批評王明在十年內戰時期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會上多次發言並作小結。
12月,為中央黨校大禮堂落成題詞“實事求是”。
1944年 51歲
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後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和中央黨校第一部作關於學習和時局的講演。
5月15日,通過在西安同國民黨代表談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為談判具體內容的意見書。意見書就關於全國政治和兩黨懸案問題,提出二十條意見。
5月21日,在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上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討論通過。
6月至8月,多次會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成員和駐延安美軍觀察組成員,闡述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和國共關系等問題。
9月8日,在張思德追悼會上發表《為人民服務》的講話。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決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為中心建立根據地”。
11月,和周恩來等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多次會談國共關系,並達成五條協定草案。這個協定草案被蔣介石拒絕。(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