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抗聯與毛澤東有關的五個“第一人”

　　東北抗日聯軍在14年艱苦卓絕的抗日鬥爭中，在長期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繫的特殊困難環境下，創造了共產黨人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奇跡。這就是利用一切可能性，全力收集黨中央檔和毛澤東等主要領導人的著作，並結合東北實際加以認真學習貫徹。本文敘述的抗聯與毛澤東有關的五個第一，就是這一奇跡的具體表現。

　　楊靖宇：

　　學習傳播毛澤東著作第一人

　　楊靖宇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和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東北抗聯當之無愧的最主要代表，曾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先後擔任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和黨中央“七大”準備委員會委員，是建國後毛澤東敬獻花圈的唯一一位烈士，同時他也是在東北抗戰中學習傳播毛澤東著作的第一人。

　　在現存抗聯文獻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日宣戰通電》是最早提及的一篇毛澤東著作。該通電是由毛澤東起草，於1933年4月26日在瑞金發佈的。電文號召全國人民“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得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這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首次由政府公開對日宣戰，同蔣介石國民黨當局的賣國誤國政策形成了鮮明對照，極大地振奮了全國人民尤其是身處抗日最前線的東北人民的鬥志。在開闢磐石遊擊根據地的鬥爭中，楊靖宇注重以該通電為武器，教育戰士和人民堅定抗日信念，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自己起來組織民眾抗日義勇軍”。進行保家衛國的民族革命戰爭。1933年5月31日，在以張貫一名義給滿洲省委的報告中，楊靖宇將“翻印中央蘇區黨的上級黨部公開文字(對日宣戰通電等等)經常散發”作為宣傳鼓動工作的第一要務。在此期間，楊靖宇還多次宣傳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央蘇區革命鬥爭和建設成就。據當時在西安(今遼源)煤礦工作、建國後任全國水電工會副主席的陳潤田(即張金)回憶，他生平第一次聽到毛澤東的名字就是來自於楊靖宇的介紹。

　　1933年以後，毛澤東的一些軍事著作傳入東北，對正處於起始階段的東北抗日武裝鬥爭發揮了指導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本關於遊擊戰爭的小冊子。據李範五1983年4月15日回憶，這本小冊子是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設在海參崴的工作站送至吉東特委，然後由吉東特委轉發東北各地的。對這本小冊子，楊靖宇極為重視，認真學習，特別是把書仲介紹的井岡山和中央蘇區鬥爭經驗同東北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深化了對東北抗日武裝鬥爭規律的認識。韓光曾回憶：“1933年至1935年之間，我參加東北抗日遊擊戰爭，曾經得到一本中央蘇區傳來的關於遊擊戰爭的小冊子，講的是朱、毛領導的紅軍在敵強我弱的情勢下如何進行遊擊戰爭，根本點是真正依靠人民群眾，密切軍民間的魚水關係，遊擊戰就是人民戰爭。當時我任中共滿洲省委黨、團省委特派員，經常到各地巡視工作，看到楊靖宇、趙尚志等著名抗日遊擊隊領導人都把這本小冊子帶在身邊，學習蘇區遊擊戰爭經驗，適用於抗日戰場。從這時開始，我就日益加深地產生了嚮往朱、毛領導的紅軍的心情。設想如果能見到他們，該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啊！”結合韓光的回憶和《毛澤東年譜》、《毛澤東傳》的相關記載，這本小冊子很有可能就是毛澤東於1934年7月起草、10月由中革軍委印發的《遊擊戰爭》(即《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遊擊隊活動的指示》)一書。在上述小冊子和其他檔及《孫子兵法》的指導下，楊靖宇分析和研究東北抗日鬥爭的實際情況，逐步形成了被戰士們概括為“楊司令三大絕招”的半路伏擊、遠途奔襲、化妝襲擊三大戰術原則和“不能予敵以痛擊的仗不打、於群眾利益有危害的仗不打、不能佔據有利地勢的仗不打、無戰利品可繳的仗不打”的基本方針，創造了具有東北特色的抗日遊擊戰爭戰略戰術。成為“東三省第一個執行遊擊戰術的人”。

　　1939年，通過吉東中蘇邊境國際交通線，楊靖宇收到了《論持久戰》，此後，他一直把《論持久戰》帶在身邊，抓緊時間反復學習。並以《論持久戰》的戰略思想指導抗聯一路軍的鬥爭。

　　楊松(吳平)：

　　提出走井岡山道路宣傳長征第一人

　　楊松(吳平)是東北抗聯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先後擔任中共滿洲省委吉東巡視員、吉東特委第一任書記等職，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中唯一親臨東北前線的領導同志，也是代表團中直接分工領導抗聯鬥爭的負責人。毛澤東曾為之題寫挽聯“楊松同志辦事認真，有責任心，我們應當記得他，學習他”。由於楊松在東北宣傳貫徹遵義會議以來中共中央政治路線和井岡山經驗方面的突出貢獻，周保中曾讚譽“吳平同志是個好同志，是毛澤東思想的代表者”。

　　在領導東北工作期間，楊松一直強調要以井岡山道路作為東北抗日鬥爭的指導原則。1934年10月10日，楊松在為中共吉東局起草的《給饒河中心縣委的信》中指出“只有祗有隊員和政治指導員作政治工作，這是完全不夠的。要利用南方朱毛的經驗，在每個分隊內應有五個徒手的宣傳兵，三人作口頭宣傳，兩人為粉筆隊寫標語口號和散發傳單，此外在隊伍中提出‘每個反日的遊擊隊員都要成為反日群眾的宣傳員和組織員’，隨時隨地在群眾中都要盡宣傳工作的責任”。這一思想的提出和貫徹，對在抗聯政治工作中堅持群眾路線，使政治工作更加廣泛、通俗和貼近實際，對提高基層戰士和群眾的政治覺悟，對緩解部隊中政工幹部匱乏的狀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34年12月20日，中共寧安縣委擴大會議決議也對楊松的這一重要思想做了大致相同的論述。1935年4月8日，在以中共吉東特委，寧安縣委名義致5軍黨委的信中，楊松進一步明確指出東北抗日鬥爭必須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為指導。他指出“關於召集抗日救國的東三省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抗日救國的東三省人民政府問題。據雲，有同志意見，以後在奪取城市後，才能建立。這一觀點是不正確的，在1928至30年時代，江西朱、毛佔領井岡山，徐向前占餘家寨(原文如此，疑為金家寨之誤――引者注)時，何曾是城市呢?當時也曾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見，說在山溝內不能建立政權，只有祗有奪取城市後才行。這一觀點曾受到中央的嚴格批評。雖然，目前東三省的形勢與南方蘇維埃運動是不同的，但是這一建立政權問題之經驗是能適用目前東三省的。目前號召抗日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抗日救國的人民政府，這將打破人民不相信自己力量的心理，而對於整個東三省遊擊運動，在國內國際上之意義，用不著說了”。在當時，儘管楊松還沒有讀到毛澤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他已經開始以井岡山和鄂豫皖紅軍鬥爭經驗為指導，分析研究東北現狀，從政權建設入手強調開闢和鞏固東北農村抗日根據地，得出了與毛澤東的論述在本質上一致的結論，因而也就在指導東北鬥爭中貫徹執行了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

　　1935年以後，隨著陳雲等在代表團中擔任負責工作，遵義會議精神和長征勝利的消息逐漸傳入東北，在抗聯政治工作中，楊松曾以很大精力宣傳毛澤東和長征，金日成回憶說“通過同吳平的談話，我瞭解到，中國共產主義者根據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衝破蔣介石的包圍，在北上抗日的旗幟下開始了兩萬五千裏的長征。中間革命因第一次國內革命的失敗而退卻，現已轉向部分進攻，正在擴大成果，這使我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中國共產主義者北上抗日的滾滾洪流，在中國大陸蓬勃開展的抗日救國運動，也為包括東滿在內的滿洲地區朝中兩國共產主義的革命鬥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1938年2月，楊松返回延安，在黨中央繼續領導東北工作和新聞宣傳工作。同年4月和5月，他在中共中央黨刊《解放》上連續發表《論七年來東北抗日遊擊運動的經驗和教訓》、《再論東北抗日遊擊運動的經驗和教訓》兩篇文章，憤怒控訴了日本法西斯對東北人民的暴行，熱情謳歌了東北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協助之下的抗日鬥爭，總結了1931年至1938年間東北抗日鬥爭各個歷史階段的基本特點和經驗，特別強調以朱毛“十六字訣”為指導開展機動靈活的遊擊戰爭。文章的核心思想就是井岡山道路與東北具體實際相結合，就是東北抗聯在鬥爭實踐中學習和貫徹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這兩篇文章是在中共中央黨刊上最早發表的介紹抗聯鬥爭特別是總結經驗的文章，也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總結抗聯鬥爭經驗教訓的第一次嘗試。這兩篇文章是東北抗聯鬥爭實踐的產物，特別是東北抗聯學習和運用毛澤東的思想和中國革命基本經驗的產物，同時也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瞭解抗聯鬥爭、借鑒抗聯經驗教訓的主要資料來源。為黨中央瞭解東北情況和在指導全國抗戰中進一步發揮東北經驗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參考。

　　周保中：

　　提出黨中央以毛澤東為首第一人

　　周保中是吉東地區抗日鬥爭的主要領導者、抗聯二路軍的創始人和總指揮，也是楊靖宇犧牲後抗聯鬥爭的最主要領導人。1949年5月16日，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抗聯總評價電報時，親筆手書讚譽周保中是“一貫的執行黨的路線的抗聯同志”。2005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又在《永遠的豐碑――周保中》一文中公佈了毛澤東“保中同志在東北十四年抗日救國鬥爭中寫下了可歌可泣的詩篇”的評價。

　　吉東地區靠近中蘇邊境，經過國際交通線，能夠不定期的收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傳遞的黨的檔和《救國時報》、《新華日報》，通過學習這些檔和黨報，“毛澤東同志的路線，被吉東首先接受了，以後轉給南滿，也表示同意”(周保中語)，並在鬥爭實踐中加以貫徹執行。在此基礎上，1936年12月12日，周保中致函李荊璞，使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全體委員，以毛澤東為首名”這一提法，這是周保中乃至整個東北抗聯第一次提到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問題，標誌著中共東北黨組織和抗聯已開始認識到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

　　1938年以後，《論持久戰》傳入東北，周保中對此十分重視，指出“《論持久戰》是毛澤東同志依列寧主義的觀點，就中日戰爭整個進程而給以現實的和可能的一種估計，並不是機械運動的公式”，組織了長期深入的學習研究。半個多世紀後，當年的抗聯老戰士仍對此記憶猶新。王一知回憶說，“記得1938年的一個夜晚，部隊剛剛宿營，保中便在篝火旁召集大家開會，只祗見他手裏拿著兩張舊報紙，激動地說：‘同志們，這是《新華日報》，上面登著毛主席的《論持久戰》，有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們的鬥爭就更有辦法了！……’他的話語未落，全場立刻響起了：‘黨中央來了！毛主席來了！’的歡呼聲，當時大家的激動心情和那振奮人心的場面，是我今天用筆墨難以形容的。儘管那兩張報紙已經殘缺不全了，但每到宿營或休息的時候，保中總是組織大家學習討論，並認真貫徹到實際鬥爭中去”。1940年以後，周保中又以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為指導，起草了抗聯後期鬥爭綱領性指導檔《關於東北抗日救國運動底新提綱草案》，對東北抗日鬥爭的歷史與現狀作了詳盡分析，指出了“黨的基本策略――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在東北目前應根據以往的鬥爭經驗教訓，更正確地堅持和運用……在東北是要發動廣大人民，進行堅持繼續抗日遊擊，使日賊後方――‘滿洲國’統治動搖，牽制日賊侵略”的基本原則，並以此為據對軍事、群眾、黨務等各項工作做了分析總結和安排部署，明確“爭取轉變向新發展階段的鬥爭是更加苦的，必須更堅持耐久，最後勝利一定會有”前途，在同蘇方談判中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

　　1942年8月1日，抗聯教導旅正式成立，東北抗聯倖存同志開始在蘇聯的幫助下進行較為系統的政治軍事訓練。在此期間，周保中一直以中共中央檔和毛澤東著作作為教導旅的政治軍事根本準則。他曾指示部隊中唯一會畫像的彭施魯繪製供野營懸掛的毛澤東像，號召黨員幹部要“以毛澤東、朱德做榜樣”，東北人民要“擁護首先宣導抗日救國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領袖毛澤東先生、朱德將軍，實現反攻，驅逐日寇出中國，收復東北失地”。他還主持了抗聯高級幹部對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的學習和旅內中共黨員的整風學習，周保中1943年3月23日寫下日記：“1、思想。2、黨內外關係。3、語言文字。學風，主觀主義。文風，黨八股。黨風，宗派主義，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研究現狀、歷史，馬克思、列寧、史達林。應用――實踐，理論與實際統一，主觀主義，把感想當政策，反黨性；歷史唯物論，辯證唯物論，實事與客觀，詳細佔有材料，瞭解情況與掌握政策”，就是教導旅整風學習的縮影。1945年大反攻前夕，周保中組織教導旅中抗聯同志學習七大精神，並把學習七大精神同正在進行的配合蘇軍對日作戰的準備工作結合起來，組建了新一屆中共東北黨委員會，組織了大規模練兵和向東北派遣偵察部隊的工作，制定了以“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路線下在滿洲的行動”和“與中共中央在滿洲所發展的地下工作合一或直接聯絡”為中心的反攻方略。

　　新中國成立後，周保中始終堅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總結抗聯經驗教訓，留下了大量珍貴史料和精闢論斷。1960年5月30日周保中明確指出：“東北黨，從總的路線上來說，問題是不大，對於毛主席作為全黨的領袖，主席的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個問題的認識，過去在東北較之關內是差得多，但不是一點沒有，有多少呢?要說出來。”這一論述是完全符合東北實際的，有力地駁斥了高崗等人“東北過去是王明思想影響下，不好”等等貶低東北抗聯的錯誤觀點。

　　李兆麟：

　　提出以毛澤東著作為指導方針第一人

　　李兆麟是抗聯後期鬥爭主要領導人之一和三路軍總指揮，對堅持北滿地區抗日鬥爭作出了特殊貢獻，也是東北抗聯中提出以毛澤東著作為指導方針的第一人。早在30年代初期，李兆麟就開始學習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他在1939年給9軍政治部主任侯啟剛的信中回憶“我們中央各方面已經解答和指示東北遊擊運動的需要材料，一九三三年有遊擊運動問題小冊子，此後又有遊擊戰術，目前全國抗戰的情形之下，又有我們第八路軍將領彭德懷同志關於戰略與戰術的發表。這些檔是包括著蘇聯遊擊運動的經驗與中國紅軍幾年來遊擊戰術經驗的總和，內容是非常豐富”。在部隊政治工作中，李兆麟也一再向戰士們宣講“在關內，毛澤東主席正在領導中國工農紅軍打土豪、分田地，為全中國的貧苦農民求翻身解放”。

　　1937年5月，黨中央在延安召開全國黨代表會議(時稱蘇區黨代表會議)，批準了遵義會議以來的黨中央政治路線，為迎接全面抗戰作了充分和必要的準備。同年9月18日，《救國時報》以兩整版篇幅刊發了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的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結論《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這兩篇著作傳入東北後，北滿臨時省委和李兆麟、馮仲雲、張蘭生等結合實際進行學習貫徹。1938年2月9日，李兆麟致函北滿臨時省委，提出“毛澤東同志在中共蘇區黨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提綱及結論，這是我們工作的主要根據”。這是北滿首次明確強調以毛澤東著作為指導方針。

　　在領導三路軍鬥爭期間，李兆麟一再強調以毛澤東著作和長征精神教育部隊，1939年6月15日，在李兆麟主持下，三路軍總指揮部訓練處發出關於黨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在連隊俱樂部(即救國室)中懸掛或張貼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肖像，並以毛澤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彭德懷關於遊擊戰的論述和陳雲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作為幹部訓練班的政治軍事教材，此舉使北滿抗聯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和長征精神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對北滿堅持後期鬥爭特別是開展黑嫩平原遊擊戰發揮了重要作用。1940年6月13日，為紀念“七七”三周年，北滿省委機關刊物《統一》還刊發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雲在紀念“七七”兩周年時的論述。

　　1942年以後，在協助周保中主持野營政治工作期間，李兆麟尤其注重把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思想路線貫徹到東北鬥爭中去，在當年6月25日給金策、許亨植的信中，李兆麟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黨的政策決定是根據周圍環境詳細情形來決定的。特別是戰爭環境中，尤其是詳密的明瞭和研究敵友我三方面的情況’的指示，我們必須執行。目前東北的情況下，我們對於多年侵佔東北國土的全部情形，必須採取各式各樣的方法隨時隨地加以詳細偵察和研究，這是東北黨組織和黨同志鬥爭任務之一。應當將每個地方群眾組織改為群眾運動與偵察工作二位一體的鬥爭組織。每個遊擊隊目前必須把堅持發展秘密抗日群眾組織，特別是武裝組織，來繁殖遊擊戰爭的任務，與積極進行偵查工作的任務，緊密聯繫起來”的指導方針。遵循這一指導方針，抗聯小部隊特別是三路軍各支隊對東北情況，主要是日軍兵力部署情況和工事修建情況作了較為詳細的偵查，為配合蘇軍及關內主力部隊反攻東北作了充分的前期準備工作。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後，抗聯教導旅和在東北堅持鬥爭的抗聯小部隊按照周保中和李兆麟的預先部署，配合蘇軍進占東北57個大中小城市，進行建黨建軍建政工作。李兆麟在哈爾濱指示電臺廣播《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使淪陷敵手14年的東北人民對全國政治狀況，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思想有了初步瞭解。

　　馮仲雲：

　　稱呼毛澤東為“導師”第一人

　　馮仲雲是抗聯主要黨務政治幹部之一，曾任北滿臨時省委書記、三路軍總政委等職。1938年4月底5月初，在北滿臨時省委第七次常委會議上，經過他和張蘭生的努力，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精神指導下，系統批判了原北滿地區暨抗聯三軍主要軍事負責人的嚴重“左”傾關門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錯誤，在馮仲雲起草的張蘭生報告中明確宣佈擁護“我黨偉大的中央，在馬克思、昂格斯(即恩格斯)、列寧、史達林學說陶冶之下的中央”，明確表示正式確立以毛澤東“向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同時又向尾巴主義作鬥爭，是執行黨的任務的必要的條件。我們黨在民眾運動中，有嚴重的關門主義、高慢的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傳統傾向，這是一個妨礙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爭取多數群眾的惡劣的傾向。在每一個具體的工作中肅清這個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們的要求是依靠多數和照顧全局。陳獨秀尾巴主義的復活是不能容許的，這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反映。降低黨的立場，模糊黨的面目，犧牲工農利益去適合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要求，將必然引導革命趨於失敗，我們的要求是堅決的革命政策，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為了達到克服上述這些不良傾向的目的，在全黨中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準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只有祗有這種理論，才是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指南針”的論述作為會議結論，並在以後實際上成為北滿黨組織自身建設的指導方針。

　　1939年，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的報告《論新階段》傳入北滿，在李兆麟和馮仲雲的領導下，北滿抗聯部隊掀起了學習貫徹《論新階段》的熱潮，把它作為黨內理論學習和部隊政治工作的主要教材。1939年10月12日，在給黨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報告(因聯絡中斷未能送達)中，馮仲雲明確指出“我們完全同意熱烈擁護中央六中全會的決議及我們的導師毛澤東同志在六中全會的報告――論新階段，我們宣誓我們一定要實現這些檔中所指示的任務而鬥爭，並將這些檔作我們今後的規範”。直至今天，哈爾濱東北烈士紀念館還保存著當年抗聯翻印的《論新階段》單行本，書名為《中國人民解放的道路》，從這一書名中我們不難看出，經過長期鬥爭實踐，東北抗聯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更加認同。

　　1940年3月，馮仲雲千裏跋涉，將《論持久戰》帶回北滿，譽之為“我們往後抗戰中的經典”，並在三路軍中反復宣講這部著作，以此指導北滿後期鬥爭。

　　上述五個“第一”集中反映了毛澤東思想與東北抗聯的關係，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東北抗日聯軍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同時又為毛澤東思想的集體智慧貢獻了一份力量。

　　來源：黨史縱橫  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