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誰令毛澤東下決心打過長江去

1949年1月8日至14日，1月30日至2月6日這短短的兩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共的歷史上，中共與聯共（布）、中國同蘇聯關係上留下了深深的時代烙印，是一段很有特色的日子。史達林作為蘇聯國家和執政黨的領袖，同事實上還處於在野地位的政黨——中共的領袖毛澤東，就如何結束蔣介石代表的國民政府統治而進行筆談，即頻繁地交換函電。二人從達成對待蔣介石和談的一致方針，到1月14日中共發表與國民黨和談的八項條件，發生在第一個七天裏。這期間，毛澤東曾經向聯共（布）特使傑列賓表示願意往蘇聯一行，就即將建立的新中國內政外交政策，直接向史達林請教。但是史達林認為當時毛澤東應留在中國，決策重大問題，毛澤東遂未能成行。

半個月後，聯共（布）派遣了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到西柏坡。從1949年1月30日至2月6日，又是一個七天。這段時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朱德在西柏坡與米高揚進行了十多次談話，其中毛澤東本人與米高揚進行了七次會談並一起描繪共和國的藍圖。2005年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學者、俄羅斯檔案專家從俄羅斯總統檔案和俄羅斯聯邦外交部檔案館挖掘出極其珍貴的材料，編輯成《二十世紀俄中關係》第5卷上下冊，書中文件使讀者對這十幾天裏重大決策的醞釀情況豁然開朗。通觀這兩周毛澤東同史達林和聯共（布）領導人的函電往來，有一些十分引人注目的亮點。

史達林深深介入中共政治生活

國民政府1949年1月8日發出致英美法蘇四國政府的照會，請它們居間調停國共關係。如何回答國民政府，直接涉及大國在中國的利益。但是鑒於國共內戰，蘇聯在兩黨間的選擇十分清楚，史達林親自出馬與毛澤東協調。1949年1月14日史達林就中共如何回復國民黨國共和談建議的事致毛澤東密電。他提出了兩個招數，“如果對手是誠實的人，直截了當毫不掩飾地回答固然好。可如果你的對手是像南京政府那樣的政治騙子，那麼直截了當毫不掩飾地回答，就要冒風險了”。所以他電告毛澤東：即使國民黨接受共產黨提出的苛刻條件，那麼在政府組成問題上，共產黨也務必牢牢握住權柄：到那時候，我們第一，不停戰，按下述比例建立起聯合的中央政府機構：共產黨人在政治協商會議中約占到五分之三，在政府中占三分之二的席位，剩餘的席位在其他民主黨派和國民黨人中分配。第二，總理，總司令，如果可能，主席職位盡可能由共產黨人擔任。第三，由政治協商會議宣佈這樣建立的聯合政府是中國唯一的政府，宣佈任何一個覬覦政府大權的政府為謀反者和僭權者，當予取締。最後，由聯合政府向國共兩黨軍隊下發命令，讓他們宣誓效忠聯合政府；並命令他們立即停止針對宣誓接受收編的部隊的軍事行動。對於拒絕宣誓接受收編的部隊，將繼續軍事行動。史達林估計“國民黨未必接受這些舉措。如果拒絕，那處境會更加惡劣，他們會遭到全殲。沒有國民黨，這些舉措也將得到實施”。

毛澤東決策外交——新中國向蘇聯“一邊倒”

毛澤東1947年底談到戰後蘇美英關係時，就明確要與蘇聯大做生意。他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首次使用蘇聯日丹諾夫關於世界已經劃分為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提法，向蘇聯一邊倒的思想已然萌芽。而蘇聯也急於爭取在世界範圍內處於中間地帶的中國。

1949年1月間，毛澤東與米高揚討論中共的對外政策問題時，清楚地闡述了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毛澤東說：“這個問題也擺在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面前。”他據已有情報說，“美國打算承認我們，英國也必然緊隨其後。這樣承認了有什麼好處呢？這可以打開我們聯絡其他國家和進入聯合國之路。儘管如此，我們還是願意取第一條路，也就是說，不忙著建立外交關係，而是拖著他們，鞏固自己。”在對外貿易方面，毛澤東與蘇聯一樣，置入意識形態因素，他說，“我們打算與蘇聯和各新民主主義國家簽訂條約”。米高揚表示同意，說“這個願望是對的”，“我們必須在經濟上互相幫助。過去沒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們不願讓人說我們干預各民主國家的事務。結果，各民主國家在市場上彼此掣肘，後來才向我們提出通過互相簽約的途徑，來調整貿易關係”。米高揚向毛澤東簡短介紹了莫斯科六國會議的成果。

毛澤東知道“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希望看到對外貿易被壟斷，但我們還是要實行”。他強調：“首先就是要和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進行貿易，僅僅把這些國家不需要的東西向資本主義國家出口。”

毛澤東的既定政策進一步表明其一邊倒的立場，同時也把未來的中國帶入世界範圍內的冷戰。米高揚說的莫斯科六國會議，指的是蘇聯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各國在1947年舉行的會議。它針對的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劍指二戰結束後美國提出的馬歇爾計畫。它預防了東歐國家的離蘇傾向，阻隔了這些國家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往來的餘地，最終形成的是蘇聯東歐經濟圈。

接受莫斯科建議，毛澤東決心打過長江去

1949年1月和2月，毛澤東同聯共(布)駐中共聯絡員奧爾洛夫(傑列賓)談判時，不止一次提到上海的重要性，以及中共總的戰略部署。對於是否打過長江去，毛澤東猶豫過。1949年1月10日，毛澤東發給史達林的電報中表述的想法是：“今年春天，我軍主力稍事休整，夏季即可南下。最遲在7月底或8月初，人民解放軍150萬正規軍將過長江。無論士氣還是技術裝備，都將壓倒國民黨軍隊。今年秋冬間，我們有90％的信心順利佔領九個省的絕大部分。”說到上海時，毛澤東在電報中向史達林進一步解釋說，雖然“有把握今冬拿下它”，但是這樣做還有一些困難，他認為“問題已經不在軍事方面，而在於供給：燃料和給養。是否要攻取上海，我們還要考慮”。

毛澤東說上面那番話後過了不到一個月，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華北大局已定，解放軍是否渡過長江，拿下上海的問題比以前具有更加突出的迫切性。就在解放軍開進北平的那一天，聯共(布)特使米高揚在西柏坡中共駐地第二次聽到毛澤東談論其對於拿下上海的憂慮。毛澤東說：“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幹部問題。我們挑選了大約5300人準備分派到新解放區。由於缺乏幹部，我們不可能管理城市的經濟，所以不必忙著拿下上海。”

顯然米高揚不同意毛澤東的話，他遵照史達林的旨意，質疑毛澤東的打算，說毛：“只看到了管理上海的困難，但沒有看到拿下上海後會受益無窮，屆時共產黨將有中國強大工業中心的50萬工人大軍。”他認為毛澤東“沒有看到這個中心城市的工人階級中將會湧現出許多寶貴的、忠誠於黨的幹部，工人階級會鞏固黨和革命的社會基礎，進而影響到中國的其他地區。”

從事態發展不難看出，毛澤東最後還是接受了莫斯科的建議並執行之。米高揚走後的兩個多月，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和朱德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