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怎样借史育人資政

讀史、論史、鑒史，是毛澤東很注重的一種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這種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不僅體現在他領導和推動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大歷史關頭，也滲透在他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毛澤東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談史、論史，生動展示出他神遊史海、以為政鑒的歷史情懷，同時也給人以春風化雨般的啟發、教育和激勵。

初次見面談歷史，把講解歷史掌故作為拉近距離，促進交流的橋樑。學貫古今的歷史涵養，加上精妙嫺熟的用史之道，毛澤東跟人見面談話，總是能夠找到讓對方輕鬆的話題，在短時間內拉近彼此的距離，為相互溝通交流創造愉快融洽的談話氛圍。比方說，有一次到了河南，他講關雲長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關雲長本不姓關，因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關人家問他姓什麼，他一看這裏是潼關，就說姓關。毛澤東曾經說過，他之所以講這些歷史掌故，目的“就是要採用這種方法，把空氣搞得活潑些，使大家不拘束”。

這種富有特色的“開場白”，給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薄一波回憶說：“1943年春，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同志。他說話非常引人入勝，甚至他的話題已經開始了，我還沒有感覺到，還以為是閒談呢。他問我：你就是薄一波同志？我答是。這時，他緊緊地握著我的手，口中反復地說著：‘如履薄冰，如履薄冰。’”接著就談到漢文帝母親也姓薄以及漢文帝曾分封在代國駐守山西的事。薄一波感慨地說：“我當時怔住了，對於這段歷史，我一點也不知道。後來翻閱了《史記》，果然如此。”

毛澤東這種借助歷史打開話匣子的談話方式，讓很多幹部深受教益。長期擔任中央領導俄語翻譯的師哲深有體會地說：“1940年3月底，我在楊家嶺第一次見到毛主席。主席見我有些緊張，就問：‘你是哪里人？’我說韓城人。‘噢，你和司馬遷是同鄉。’這句話像一只靈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我們交談的話題，激起了我萬千思緒。”師哲說：“毛主席初次和我談的這一席話，使我感到他明達開朗，學識淵博，思路開闊，博古通今。此外，我還感到主席的這一番話似乎有著更豐富更深刻的意義，需要我去體會和理解。”曾任北京軍區政委的陳先瑞談到1937年在延安毛澤東同他的一次談話時也說，毛主席“旁徵博引，縱論古今”，“雖然什麼都談，但又不是漫無邊際，而是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以他那淵博的知識啟發你，使你有一種求知的渴望，產生奮發向上的力量”。通過這種方式“瞭解、熟悉和教育幹部，這是毛主席教育幹部的一種藝術”。

交談中談歷史，有益於促進幹部尤其是青年人增強提高自己文化素養的自覺性。1944年7月，關聯社記者斯坦因曾問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看來，是“中國至上”還是“共產黨至上”？毛澤東明確回答：“沒有中華民族，就沒有中國共產黨。你還不如這樣提問題，是先有孩子還是先有父母？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際問題。”毛澤東認為，我們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是“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

在毛澤東看來，作為在一個擁有深厚歷史文化的國度成長的中國人，不管從事何種職業，都應當讀史、知史、懂史，這是提升文化素養的必備基礎。在一次外出考察途中，毛澤東曾同一位列車保衛員聊天，聽說他是河南滎陽人，就問：“滎陽是關公過五關、斬六將的頭一關，你知道嗎？”對方說不知道，於是就建議他“多看看《三國演義》”，並說“你們年輕人要多學習一些歷史知識”。毛澤東還經常提出一些帶有宏觀性的歷史問題啟發人們思考。比方說，他曾向青年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想像一下500萬年、1000萬年之後世界會是什麼樣子。一些同毛澤東接觸較多的專列組乘務人員深有感觸地說，毛主席要求我們學習歷史，說明主席“希望我們年輕人早日成為有知識、有文化的有用人才”，同時，也是“在教導我們要學會用歷史的、辯證的、發展的眼光看問題”。

談歷史，也是談工作。毛澤東同領導幹部論說歷史，主要是為了拓寬思維視野、提高修養境界，以利改進工作。曾任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冷西回憶，1957年6月13日，毛澤東找他和胡喬木到中南海談話。談到如何辦報紙時，毛澤東講起了歷史。他評說漢代幾個皇帝的優劣，稱讚漢高祖劉邦會用人，認為劉邦比西楚霸王項羽強，他得天下一因決策對頭，二因用人得當。並當場背誦了《史記》中劉邦的“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的一段話。毛澤東說，史家稱頌漢高祖之後的文景之治，其實，漢文帝、漢景帝乃守舊之君，所謂“蕭規曹隨”，沒有什麼可稱道的。倒是漢武帝雄才大略，拓展了劉邦的業績，晚年自知奢侈、黷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詔，不失為鼎盛之世。前漢自元帝始即每況愈下。元帝好儒學，摒斥名、法，拋棄他父親的一套統治方法，優柔寡斷，是非不分，賢佞並進，君權旁落，他的父親漢宣帝曾說過“亂我者太子也”。毛澤東認為，領導的任務不外決策和用人，治理國家是這樣，辦報紙也是這樣。

毛澤東把讀史、鑒史作為提升領導幹部領導水準和思想素養的重要途徑，這種工作方法在黨的高級幹部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曾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魯笳回憶：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一口氣讀完了吳晗主編的一套中國歷史小叢書，“並建議我們買一套，流覽一下。之後，我照辦了。讀後感到很通俗、很生動、很受教益”。他深有體會地說，毛澤東“把閱讀和研究中國文史作為工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這些是值得我們擔負領導工作的人反復思考、認真學習的”。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聽從毛澤東建議讀了《通鑒紀事本末》後，對讀史有了自己的感悟和體會，“以史為鑒，對現實中的某些問題，往往會有更深的感觸和豁然開朗的感覺”，因此，用歷史“指導實踐”是“領導幹部必須努力把握好的一門藝術”。

在與一些學者的往來書信中談歷史，有助於他們自覺地把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作為自己的責任和使命。毛澤東和不少學者都有密切交往，有的還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彼此間或書信往還，切磋學術，或秉燭夜話，說古論今，這是領袖與學者的溝通和學術對話。

毛澤東對歷史知識、歷史經驗的嫺熟駕馭和深入淺出的講述，使得從黨內到黨外，從高級領導幹部到普通工作人員、到知識份子和專家學者等，許多人從中得到教益和啟發，其影響是會長久地起作用的。毛澤東的歷史情懷和歷史智慧在一些外國政要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國前總統尼克森說：毛澤東“是一位對中國人民的歷史造詣很深的富有想像力的詩人”。澳大利亞前總理惠特拉姆也說：毛澤東的“智慧和歷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來源：《黨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