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也是“北漂”人:租住房子不足10平米

北京鼓樓豆腐池胡同15號（現為9號）“板倉楊寓”是毛澤東北京第一個住處。

　　“北漂”，一個現代名詞，也稱北漂一族。是特指來自非北京地區、非北京戶口（即非傳統上的北京人）、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們（包括外國人，外地人）。“北漂”人在來京初期都很少有固定的住所，搬來搬去的，給人漂浮不定的感覺，其自身也因諸多原因而不能對北京有更多的認同感，故此得名。
　　按以上概念來套第一次到北京的毛澤東，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北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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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步：初嘗“北漂”滋味
　　毛澤東回憶第一次到北京的原因時說：“是夏（1918年6月，毛澤東一師畢業），我決定到北平—那時叫北京去。當時，許多湖南學生都計畫到法國去工讀……在出國以前，這些青年預備先在北平讀法文。我幫助他們實現這個計畫，在這一群留學生中，有許多是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我陪了幾個湖南學生到北京去。”
　　作為新民學會會務主持者毛澤東，第一次到北京是為了組織湖南學生赴法勤工儉學。
　　“我是向朋友借錢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時，從前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楊懷中（昌濟）在北京大學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幫我找事。他將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長，這人就是李大釗……李大釗給我工作做，叫我做圖書館佐理員，薪俸是每月八塊大洋。”
　　低收入—月薪八塊大洋；低職務—圖書館佐理員，一天的工作是管理15種報紙；更有一個困苦，沒有棲身之處，與現代“北漂”人沒有什麼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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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印：豆腐池胡同15號
　　借住在“板倉楊寓”
　　北京鼓樓豆腐池胡同15號（現為9號），現在掛上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匾。這是一座兩進院落的小型民居建築，形式是北京最普通的硬山合瓦頂，上面掛有“板倉楊寓”，大院門口也鑲嵌的“毛澤東故居”的牌匾。
　　現在，這座宅院當年的格局依然存在，但昔日那軒敞幽深和書香四溢的景象，已被擁擠不堪、淩亂無章和柴米油鹽混合味和盆瓢鍋碗交響曲所取代了。
　　這裏就是當年楊昌濟的家，也是初入北京的毛澤東借住之處。當時，後院為楊昌濟家眷住處，前院是楊本人與女兒楊開慧的起居之處。初入北京的毛澤東與蔡和森，就借住在前院南邊一間客房裏。
　　不久，毛澤東、蔡和森出於與其他來京新民會會員聯繫的方便，經楊昌濟的幫助，另覓了新的住處。雖搬離了，但毛澤東等在節假日裏仍常到這裏聚會，或聆聽楊先生講授哲學和倫理學，或一同議論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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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印：吉安所東夾道7號
　　租住在“一間小屋子”
　　毛澤東他們的“新居”—沙灘北大紅樓附近的三眼井裏的吉安所東夾道7號，現為景山東街吉安所左巷8號。這裏有北房3間、東西耳房各1間、東房2間。吉安所又稱吉祥所，是清代宮內太監死後停靈出殯的場所。可見這裏當年並不怎麼高貴，房子也就好不到哪里去。
　　毛澤東他們租住的是3間北房中的一間，使用面積不足10平方米，是名副其實的“一間屋子半間炕”的小房。房間裏的設備陳舊簡陋：一個土炕緊貼南牆，炕上鋪一條破舊炕席，存放書和衣物的網籃，只能疊放在牆旮旯裏。為小油燈的弱光照遍房間，只能把它掛在牆角上。
　　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陳昆甫、羅章龍等8人就住在這間小房子裏。毛澤東後來回憶這一幕時說：“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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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步：饃饃鹹菜過日子
　　住得狹窄，吃得更是糟糕。
　　據羅章龍回憶：“初始，大家在外吃飯，食費昂貴且不習慣，於是商議自行炊爨，各事所宜，無分勞逸，體弱及事得亦伴食無礙。嘗因缺乏炊釜，乃以搪瓷面盆做鍋。北京米貴難賣，經常以炒麵調成糊，加蔥花、鹽末充食。一次子升做了一面盆漿糊，大家外出勞累了一天，雖餓亦無法下咽。房東是一滿族少婦，人極靦腆，平日很少出門，只從窗戶裏探望我們，有事則讓其七八歲的小女兒來通話。她見我們不會做麵食，覺得好笑，便親自出來教我們發麵蒸饃。還有送水的山東人老候，也願意幫忙，他說：‘我不要你們的工錢，我做好饃和你們一起吃就可以了。’並將自己的炊具也搬來，每天為我們做飯，和我們一起吃饃饃、鹹菜。我們八人只有外衣一件，出門時輪流著穿……入冬以後，晝則往沙灘北京大學第一院圖書館閱覽室避寒，夜則返寓圍爐共話。那時生活很苦，大家從中得到鍛煉，不以為苦，反以為樂……吉安所同人生活一直維持到1919年一二月間。這時，蕭子升赴法，潤之回湘去滬，我亦因參加北大學生會工作和其他學術團體活動而改寓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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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步：“我並不因此而喪氣”
　　一個“北漂”人，受冷遇是免不了的。
　　有一次，胡適在北大圖書館演講，毛澤東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向他請教。胡適問旁邊的人：“提問的是哪一個？”當得知是一個不在冊的小職員後，竟拒絕回答問題。
　　“我的職位如此之低，以致人們都不屑和我來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記來館讀報的人名，不過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裏。在這許多人名之中，我認得有幾個是新文化運動著名的領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們討論關於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過他們都是極忙的人，沒有時間來傾聽一個南邊口音的圖書館佐理員所講的話。”
　　受冷遇後，自暴自棄還是自我奮起？
　　“以眼還眼”還是讓人重新認識自己？
　　毛澤東的態度是：“我並不因此而喪氣”，因為他很珍惜北京的文化氛圍。報紙閱覽室的樓上是校長蔡元培辦公室，胡適、魯迅等人在這裏來來往往借閱書籍和報紙。近水樓臺先得月，毛澤東有機會向他們請教，儘管還要受到冷遇。除此之外，他“仍然參加哲學研究會和新聞學研究會，想藉此能聽大學裏的課程。”
　　所棲身的地方與北大很近，他經常步行到北大聽講座，還參加了兩個學生社團。一個是1918年10月成立的新聞學研究會，由京報社長邵飄萍發起組織並主講有關辦報的業務知識。另一個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學研究會，由楊昌濟、梁漱溟、胡適、陳公博等人發起組織，它的宗旨是“研究東西諸家哲學，渝啟新知”。
　　毛澤東曾回憶說：“在公園和故宮的宮址我看到了北國的早春，在堅冰還蓋著北海的時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這不僅是“寫景”，也是“抒情”：季處嚴寒，心遭冷遇的“北漂”人毛澤東卻看到了冰雪中包裹的春天。這是一種人生的自信，也是一種自我心態的調整。
　　毛澤東的謙虛態度和自身實力，讓人們不得不由“冷”轉“熱”。就說胡適吧，第二年就和毛澤東成了“至交”。有人如此表述兩人關係的轉變：“由於毛澤東虛心請教，經過多次提問、接觸，情況逐步變化了。”後來毛澤東回到湖南創辦《湘江評論》，在北京的胡適看過後，不僅撰文推介，而且讚賞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第二、三、四號發表的《民眾大聯合》，“眼光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最重要的文字”。1920年，“胡適並對毛澤東呈送的《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很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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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印：北大紅樓
　　第一次會見陳獨秀
　　現在沙灘的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當年曾是北京大學老校舍之一。這棟1918年建起的“工字樓”是北大當年的校部，第一層為圖書館，第二層為行政辦公室， 第三、四層為教室。本世紀初改為紀念館時，復原了當年李大釗辦公室、毛澤東工作過的報紙閱覽室等。
　　從某種意義上說，日後，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成為中國革命的領袖，邁出“最要緊的一步”就在這間報紙閱覽室裏。因為日後創建中共的兩個巨頭—“南陳北李”就在這座樓上。報紙閱覽室往左是陳獨秀的辦公室，往右就是李大釗的辦公室。陳、李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鋒，也是五四運動的領軍和核心人物，被人譽為“北大紅樓兩巨人”，“照古今”的“日月雙星”。
　　在這裏，毛澤東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陳獨秀。當時，猛烈批判封建意識形態的《新青年》雜誌擁有大批青年讀者，毛澤東就是其中一員。1917年3月，正就讀於湖南一師的毛澤東將《體育之研究》一文投向《新青年》。這篇文章以其暢快淋漓的文風、邏輯嚴密的章法博得了陳獨秀的讚賞，陳將全文發表在《新青年》雜誌上。有了這種淵源，毛拜訪陳也就沒有障礙了，而毛的謙虛誠懇態度，又給陳留下了美好的記憶。陳當時就誇獎說，你那文章寫得好，特別是“蓋天地惟動而已”這觀點有創見。
　　從此，毛與陳來往密切，也就有了日後兩人在上海的多次見面，也就有了陳委託毛在湖南建黨，也就有了毛於建黨初期在內部地位的不斷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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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音：“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大”
　　毛澤東回憶自己這一時段的心路歷程時說：“我對於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高，同時我的頭腦愈來愈激烈……不過，當時我還在彷徨，還在‘找出路’。我讀了幾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
　　但是，毛澤東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李大釗是引導他走向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作為他的“頂頭上司”，李大釗的言論給他以最直接的影響。1918年11月，他到天安門廣場親耳聽了李大釗《庶民的勝利》的演說，也研學過李大釗《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論文。這些經歷使他開始具體地瞭解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正如1949年3月，他在西柏坡回憶時所說的：“30年前我為尋求救國救民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頭。還不錯，在北京遇到了一個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沒有他的指點和指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里呢！”

　　來源：華聲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