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
中国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毛泽东以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评价中国历史，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科学分析。他指出：“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需批判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文化，是封建时代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东西，有人民的东西，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0页。）毛泽东以此科学态度改造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始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一直属他案头必备书之列，尤其是对《二十四史》，他几乎通读，并有圈点。对唐诗、宋词《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孙子兵法》等，更是相当熟悉和挚爱。显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形成有很大影响。
我们党在国内外建立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固然渊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亦可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踪迹和借鉴。例如，在宏篇巨著《资治通鉴》、《史记》、《战国策》、《三国志》等文化古籍中均可发掘有关我国封建社会中某些政治家、军事家推广统一战线谋略的真实记载。据贾谊《新书 过秦论》记述在战国七雄称霸的时代，从秦孝公到秦始皇的历代秦王，因连续实施商鞅、张义“外连衡而斗诸侯”的战略（即使六国诸侯自争斗，顺从秦国的“连横计”），采用各个击破方式，粉碎了苏秦等谋士的合从缔交“相与为一”的战略（即连六国缔结盟约，离散秦国的“合纵计”）终因六国“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最终秦始皇完成了首次统一中国的大业。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也有卓越的统一战线思想及其实践。在《隆中对》中，孔明为刘备拟订了“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戒，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军事、外交和内政发展战略，以其实现“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孔明出山后，亲自出使东吴，“舌战群儒，共谋赤壁战略，取得孙刘联合破曹的胜利。再与孟获结盟的千古美谈，都是在实践他制订的统一战线策略。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历来强调重在“攻心”，联合抗敌为上策，以武力征服为下策的统战策略。总之，我国古人从政的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成败的众多先例，确实为我们党制订国内外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在战争观方面，毛泽东批判继承了古代军事家的战争善恶观。他很赞同古人关于“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这种朴素的辨证法观点。他曾引用《孟子》所谓“春秋无义战”的论述，揭示出帝国主义之间战争的非正义性，同时强调被迫民族和压迫阶级为反抗压迫而进行的战争的正义性。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古人的朴素的战争观点，并吸取了其合理成分，得出究整的结论：一切非正义的，反动的战争，都是为恶；一切正义的，进步的战争，都是行善。
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研究很深，他充分肯定和发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称之“至今不失为科学的真理”，他又运用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解释它。他指出，孙子的这条原则包括了学习和使用两个认识阶段，要成为智勇双全的常胜将军，就得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将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研究敌我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定下决心，作出计划，并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不断构成新的认识，修正和发展计划，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眼界的不断开阔，指挥员的指挥经验能力就不断提高，自由度就愈加增大。经过毛泽东的一番精心改造，使孙子这一朴素的军事原则得到很大的充实和升华。毛泽东又继承了古代军事家关于灵活应变的思想。孙武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者，谓之神”？毛泽东用“灵活性”，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等概括古人的这一思想。他阐述了灵活性与主动性的关系，认为灵活性是实现作战主动性的保障，他还提出了许多具体实施方法，如灵活使用兵力，灵活地实施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与防，包围与迂回，前进与后退等，以及灵活地运用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等形式。
毛泽东建党学说是马列主义党建理论在中国共产党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其中也吸取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任务，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为此，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必须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我们民族的历史遗产，并引用古人格言激发全党同志，“对自已‘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500页）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把党风建设的主要内容概括为理论和实际结合，密切党群关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他引用“流水不腐，尸枢不蠹”这一成语来阐明必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找批评，并“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古人的有益的格言，以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党的机体；又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用整风运动的形式来整顿党的作风。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彻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既以其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也是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
“实事求是”一词源出于东汉班固所撰《汉书 河间献王传》，其涵义是指一种“求实”的学风。这种学风还可远溯至春秋时代，在《论语》中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已蕴含着“实事求是”之意。
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精华，并加以革命改造，早在1930年，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充满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1937年7月，毛泽东发表哲学名著《实践论》，深刻地总结了古代关于知行关系的争论，他引用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古语，强调了直接经验，获得感性认识的重要性，又引用了《三国演义》上“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一语，道破了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功夫，获得了理性认识的奥秘。《实践论》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反映论，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由中国古代自发的唯物论向更高层次的现代辩证唯物论的巨大飞跃。从古代朴素的“实事求是”学风到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科学观，两者存在着内在的源流关系。
党的群众路线，同样可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寻觅到它的思想踪迹。我们先辈们所提出许多至理名言，诸如“为政在人”“民为贵”，“天下为公”“众志成城”的民本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为民献身精神等。在刘向《战国策 齐策》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中，生动地记叙了齐相邹忌劝告齐威王广泛听取全国臣民意见，采取奖励进谏措施、改革齐国政治的故事，其中就隐含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深刻含义。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把马列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系统地运用到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活动中，便形成了党的在一切工作中群众路线——这就是一切为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群众的观点，就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提出，同样受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例如，在3000多年前的《周易乾卦 象》中就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可解释为人们应当领会大自然运行不已客观规律，坚持自强不息地生存发展。在中国人中自古流传的“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等成语，也包括了“独立自主”、坚韧不拔的深刻含义。特别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以《愚公移山》为题，引证《列子 汤问》篇讲述的北山愚公决心以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的苦斗精神，搬走太行王屋山的生动故事，用以激励全党全民“排除万难”，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去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吸取中国古代文化精华中，有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等民族精神的典型范例。
综上所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影响很大。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既是对马列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改造和创新。文化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思想文化总是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变革的实际情况，中国文化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近代也经历了学习西方文化的艰难历程，而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新时代的中国文化——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不仅推动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所以，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当代新文化建设，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义文化基本原则也应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当代文化建设，离不开原来的文化基础，离不开对以往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毛泽东思想就是对以往中国文化的改造创新和总结，它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的文化财富，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