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关于国内形势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好。把国内的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可以对全世界的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就可以更有力地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可以更有力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所以，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摆在国内问题方面。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一九六二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

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一九六○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盛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哪一些?书面报告上写了四条。请大家看看够不够。成绩写了十二条，缺点和错误只写了四条，你们如果认为缺点和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够就加，多了就减。

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还有成绩。那末，成绩和缺点哪样是主要的呢?恐怕各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每一个省委、每一个地委、每一个县委，都可以自己进行讨论，都应该根据那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加以说明。即使一次判断得不正确，也不要紧，下次再改就是了。但是要加以判断，要总结一下。

总的来说，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我们在工业交通建设上有很大的成绩，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也有很大的成绩。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在商业、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不能否认这些成绩，不能抹煞这些成绩。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

总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要忘记了。这几年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的。一方面有成绩，这是好事，另一方面有缺点、错误，这是坏事。但是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不再犯了，已经改正了，或者正在改正。也就是说，缺点和错误的大部分已经过去了，好象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病基本上已经好了。比如供给制、公共食堂现在已经不办了，高指标已经不搞了，许多“大办”也停止了，基本建设战线也缩短了，水利建设也不搞那么多了。我们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已经改正了。这些缺点和错误改正之后，坏事就能够变为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要使坏事变为好事，就缺点错误来说，它的条件就是我们能够总结经验，能够很好地从经验教训中学习。这样做了，缺点和错误就变为好事了。因此，犯了这些错误，也用不着悲观、丧气。这几年，我们在某些方面跌了交子，而且跌痛了，现在要自己爬起来，把道路看清楚，再向前进。哪一个人走路没跌过交子呢?重要的问题是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筐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样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来，当然也不能继续前进了。这种人势必陷入被动，势必要在别人的帮助之下才能站起来，才能继续前进。所以，要使缺点错误这类坏事变成好事，必须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十分重要的，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

我们这几年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在书面报告上已经说过了。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部照着做，没有做好。全面做好多快好省，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若干次的反复，才能做好。

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盛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 (毛泽东：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

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这在书面报告中也有了说明。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有人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也没有经验，为什么没有犯严重的错误，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倒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呢?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说，在我们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利用了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经验和对我们有用的苏联经验，很好地组织和恢复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继续保持着恢复时期的经济秩序。这时，我们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我们也进行了不少的工作，但还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当时，我们在现代化工业建设工作中，自己还不会走路，只能照抄苏联经验，并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进行建设。其次，就是我们的干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般地保持了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作风。由于这两条，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胜利地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了，我们对于建设工作，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因此，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但是，这时，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都是缺少根据或者是没有根据的，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在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就草率地加以决定，全面推广，而且过急地要求限期完成，这就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使下级组织发生很大的困难，没有时间去同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时间去召开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等，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论，来发现和纠正我们的错误。到后来，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用电话会议及其他方法进行瞎指挥，有时也开些群众性大会，但大都是形式主义地讨论和决定问题，并不能反映群众真实的意见和要求；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此外，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这些就是我们这几年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全部原因。

我们认真地分析了发生错误的原因，就会找到改正错误的办法。这就是要经常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保持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工作中严格地按照党的、国家的、群众团体的民主集中制办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在书面报告中都已经讲了。

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全党的干部，全体党员，以至绝大多数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经验，都有了切肤之痛。饿了两年饭， (毛泽东：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玻)全体干部、全党、全民都有了切身的感受，这样，以后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许多问题就可以说通了，在思想上、认识上就比较容易取得一致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困难，而且困难相当严重，但是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取得的经验则是长期要起作用的。因此，应该说，发生过这些缺点、错误以后，我们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

在书面报告上，我们总结了十六条经验。这是初步的总结，现在也只能作初步的总结。因为有些事情现在还看不很清楚，等到将来，我们的经济再回升，全部恢复，并且继续前进以后，再来看看，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再过五年，或者再过十年，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总结。那个时候，总结出来的经验，就可能不是现在的十六条，也许还多几条，也许少几条，但是一定会比现在总结得更好。

其次，讲一讲关于三面红旗的问题。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其次，讲一讲清理最近几年的口号问题。

几年来，各个地方和中央都在群众中提过不少的口号。

除了正确的口号以外，其中有些是不正确的，有些是部分不正确的，有些是解释得不清楚的。我认为，应该认真地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不清楚的许多问题，弄得更清楚些。

我现在举几个例子。

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

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做“条件论”，或者叫做“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反对重视条件，不能反对重视客观条件。

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要有容观的条件，还要有主观的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必要的主观条件，都成熟了，都具备了，问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就是说，要具备一定的时间条件，空间条件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事情才能办好。条件是可以经过人们的努力去创造和改变的，但是不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事情是不能办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是重视条件的。我们不能反对、也不应该反对重视条件。但我们不是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者。我们认为，主观能动性在符合客观规律性的条件下，是能够发挥伟大的作用的。

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引号里面的“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