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

在旧的行政官吏逃走或叛国之后，我们委任了许多新的县长、专员，并在各战略区经过民主方式成立了行政公署或边区政府，建立了新的抗日秩序。不久，许多地区的土匪被肃清，人心逐渐安定，人民自卫军、民众运动都大大发展起来。党的组织亦有十多倍的发展。单以华北范围来说，我们的党已成为领导抗战的最大的政党了。

敌人在占领太原以后的四五个月中，没有继续向山西南部进攻，这给了我们从容布置敌后工作的时间。这时候，我们决定在敌后采取可能的国家政权的斗争形式，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与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军区、军分区)，颁布各种地方法令，征集物资、粮食，镇压汉奸等。我们还决定了根据地中党的公开及采用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不论党、政、军、民及其他组织，最初均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来建立，首先成立领导机关，然后建立下层组织。在革命高涨时期，领导机关建立以后，很快就能吸收广大的群众来充实下层。因为一切都在飞跃中，时间是很宝贵的，浪费时间就等于犯罪，一切都要迅速爽快地解决。如果没有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局面是打不开的，或不能迅速打开。我们在“拿起枪来，保卫家乡，保卫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口号下，采取了抗日民主政权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斗争形式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组织形式。由抗日人民代表会议直接产生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抗日游击队、人民自卫军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的救国会，扩大八路军，以及党的公开等。由于我们及时提出了适合当时情况的新的口号去代替旧的口号，采取了新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去代替旧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并且在斗争过程中，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把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相互结合起来，因此，就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激烈变化着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地发动了最广大的群众走上革命的战场，并在战场上适当地布置开来。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内关于策略的具体指导。

华北人民的革命运动，华北的党组织，在上述策略指导之下，大踏步地前进了。仅仅几个月，华北大部地区就完成了这样几个大转变：统治华北的腐败的旧政权，在敌人进攻下几乎是完全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敌人的傀儡政权——汉奸政权；随即又由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抗日游击运动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之下的大发展，在华北广大的乡村中，摧毁了敌人的傀儡政权，代之而起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仅仅几个月，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抗战中失败了，退走了，代之而起的是数量更大的与八路军密切结合的人民的抗日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抗战中所给予敌人的打击，大大超过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所给予敌人的打击。这种伟大坚强的游击战争，将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也将在敌人面前证明：征服中国是不可能的。很明白，象这样复杂的巨大的转变，没有正确的指导，是不能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完成的。

当时在策略的指导上，最复杂、最需要冷静地思索与处理的问题，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问题。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翻了筋斗。我们采用了这样两种斗争形式：第一种，就是在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完全退走的地方，以及从敌人手中收复的地区，建立当地的抗日民主政府和部队，独立自主地实行三民主义，进行抗战，然后请求国民政府批准(但国民政府不批准也就算了)。这主要是在河北采取的形式，我们在上面已经研究过了。第二种，就是在山西采取的，即是与山西新派合作的形式，通过新派及牺盟会建立根据地，建立武装政权，实行三民主义，进行抗战。这种形式，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也能使我们、使革命前进一大步。

关于山西新派发展的具体经验是什么呢?我们在山西的抗日根据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下建立起来的。没有山西的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的进攻下胜利地打击旧派，那末，我们在山西以至华北坚持抗战的困难是要大得多的。山西新派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也给了旧派投降敌人的企图以很大的打击。

山西的阎锡山在绥远事变后，看到敌人要侵占山西的严重性，决定了“守土抗战”的方针。因为他要抗战，他就需要人民的帮助，就需要采用许多进步的办法与任用许多坚决抗日而有能力的人才。这就形成了他下面的一派势力，即山西的新派。在太原失守后，旧派的许多人逃跑，有的投敌，于是他更重用新派，建立了新派的武装(决死队)，任命新派作专员、县长等。但到后来，因为新派愈加发展并形成为独立的力量，他又畏惧新派的势力过大，就反过来压制与打击新派，提高旧派，并利用旧派来反对新派。到最后，就指挥旧派向新派武装进攻。在新旧两派的斗争中，新派采取了坚决的方针，击溃了旧派的进攻。新派就更进一步发展与巩固了。

阎锡山是封建性很重的统治者，由于敌人对山西的进攻，他需要“守土抗战”，他在抗战中需要实行一些进步的办法，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因此，他的进步是有限的，是暂时的。但是他能抗战与实行进步的办法，是好的，对革命是有利的，我们应援助他抗战。然而，如果新派的势力及群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他所需要与允许的范围时，他就无所顾忌地来镇压群众和新派，他不需要真正的群众运动，他对抗战也是动摇的不彻底的。因此，我们就决定了这样的方针：(一)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与群众；(二)用一切方式援助新派力量的发展，并设法参加新派，使新派实际地统治某些地区；(三)和新派一起，尽可能利用“牺盟会”的形式，独立自主地去开展群众运动；(四)新派在拥护阎锡山的口号下与旧派斗争，直到进行武装斗争，使旧派投敌或在山西造成反动的局面成为不可能。上述方针执行的结果，使新派取得了胜利，也使我们取得了胜利。山西新派的成功，是统一战线中左派的成功。

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因此，这个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总起来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地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并且动员和组织了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然而，即便如此，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是有不少缺点的。主要有以下一些：第一，有些地方，特别是那些有工作基础的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因为长期习惯于秘密工作，在形势突然转变、历史飞跃前进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方式一下转变不过来，不会运用公开的、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解决各种问题。他们仍然照过去一样，一点一滴地去进行工作，一个一个地去发展群众团体的会员和党员，只进行局部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满足于几个党员与几十个会员的增加，满足于局部经济政治斗争的微小成绩。他们不能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提出任务，更不能解决在客观上完全成熟的那些任务。因此，他们就不能不远远落在客观形势发展的后面。这种毛病，很久以后才逐渐纠正。

当着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就要善于等待，不要冒险前进。这时候不耐心等待，就要犯错误。但当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是来潮，是高涨，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就不要再等待，要大胆前进，这时候再等待，也就要犯错误。我们过去进行了十多年的秘密工作，也可以说是等待了十多年，等待什么?就是等待这样一个运动的来潮与革命的高涨。今天，运动的来潮与革命的高涨都等到了，如果又轻轻把它放过，不利用这种时机迅速前进，那就等于犯罪。

第二，有些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他们在特别有利的时候，不知道以我党为领导来团结一切的抗日势力与抗日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来领导敌后的抗战。他们不懂得国家政权在革命斗争中极其重大的意义，而等闲视之，弃若敝屣。在山东及其他一些地方，当着旧政权人员逃走，汉奸政权又被我们推翻很久以后，还不独立自主地建立新的抗日政权，不知道委任县长、专员，不知道经过民主方式产生当地最高的政府，不去迅速建立新的抗日秩序，让那种无政府状态延长下去。他们似乎觉得我党无权利站在抗战的领导地位，无权利站在统一战线及抗日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无权利建立当地抗日政府及委任县长、专员等，而且他们似乎还觉得全体抗日人民也无这种权利，唯一有这种权利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他们就等了又等，等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去恢复那里的“一党专政”，然后他们再给以拥护。甚至当这些“一党专政”者转眼无情，不独不报答他们拥护的善意，而且要驱逐他们出境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由于这些同志的错误观点，使山东丧失了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最好时机，并还将下面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机关也取消了。这些错误，给我们以后在那些地方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这些错误，在华北其他一些地方也或多或少地发生过。

第三，有一些同志犯了过左的错误。在筹措部队的给养时，没有严格遵守统一战线的政策，过分加重地主富人的负担。在收编游击队时，编得过多，没有保留必要的地方武装及非党的外围武装，对编余干部的处理简单粗糙。在群众运动中，有些地方对于流氓分子的破坏性注意得不够，因而造成某些乱捕人、乱杀人、乱筹给养的现象，引起社会上的严重不安。党的发展在一些地方犯了“拉ぬ”的错误，引进了一些坏人及落后分子。这些错误现象的纠正，在许多地方是很慢的，拖延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有些地方在纠正这些过左错误的过程中，又不适当地打击了群众和下层干部，向他们泼了冷水，因而引起群众情绪的低落和下层干部的消极，反动分子乘机抬头反攻。

第四，当时北方局与八路军的领导在路线上虽然是正确的，但在个别政策、个别工作上还不能免除自己的错误与缺点。最初我们对于地主，对于汉奸，在政策上有些过分的规定，虽在不久以后，我们自己就纠正了，但下面很久还没有完全纠正。其次，一九三八年春天，党内及军队内曾受到“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一口号的影响，许多地方不敢放手发展。这个错误，我们不久以后也自己纠正了。再其次，这个时期北方局在晋西停留时间过久，没有迅速到敌后各根据地帮助解决问题，有许多原则问题没有在党的干部中，特别是军队的干部中解释清楚。八路军部队向河北平原及山东深入的时间，也稍为迟了一些。这些缺点，都多少影响到当时的工作。

这就是抗战初期，也就是我们在华北发展时期的工作经验。

抗战初期与发展时期华中工作的经验

一 抗战初期

抗战初期，华中党的工作是由长江局指导的。在长江局成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前，中央派了博古同志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指导华中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冬，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原局，并派我到中原局负责指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党的工作。而长江以南及新四军军部的工作，还是由东南局负责指导。皖南事变后，才将东南局中原局合并，成立华中局。因此，抗战初期华中工作的情形，我不清楚。以下的意见，只是我到华中以后，就下层调查所得的一些材料来加以检讨的，所以还不是全面的。这些意见是否完全正确，也是值得商讨的。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当时长江局的任务，不只是指导长江流域各省的工作，还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华中的工作，只是长江局指导范围以内一部分的工作任务。我在下面所要说的，也只是华中范围以内的工作，而不涉及其他部分。

抗战以前，党在华中的组织基础怎样呢?一般说来，党在华中的基础比华北更弱，除开南方各省及大别山有不大的游击队之外，只在上海、汉口、河南及徐州等地方有党的很小的组织，而这些组织大半是新建立的。

但是，由于民族革命的来潮和党的工作，党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各大小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中，都有党的各式各样的广大的同情者。

在抗战开始以后，武汉失守以前，是华中情况激烈变化着的时期。当时，华中情况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日寇向华中大举进攻，上海、南京、汉口、杭州、九江、徐州、安庆等城市及华中广大地区，均有失陷的可能。

第二，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抗日高潮，国共合作已宣布成立，我党已取得暂时的合法与半合法地位，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

第三，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并出动到南京、镇江附近抗战。

第四，在敌人进攻下，前线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部分溃散，遗弃大批武器弹药，敌后地区的旧政府纷纷撤退，秩序混乱，土匪纷起，人民恐慌愤激。

在上述情况下，党的工作方针与任务应该是：一方面，迅速恢复与发展党在各地方的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帮助国民党军队抵抗敌人的进攻，推动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同时应将自己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准备与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上，放在敌后的乡村工作上，以便在国民党军队退却之后，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和势力，用游击战争坚持抗战。

当时华中党的领导机关如何决定行动路线，我不知道。

据说当时华中党的领导机关只提出了：发展各地方党的组织，动员群众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阻止敌人进攻，求得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等任务。而对于准备与组织敌人后方和前线的游击战争，敌后乡村中的工作及独立自主地团结一切抗日人民坚持敌后抗战的任务，则根本没有提出来。据说当时曾有同志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受到领导机关的反对，说这些同志太重视游击战争了，说敌人是要用机械化师团才能打出去的。很明白，当时华中党的行动路线，与当时中央在抗战初期的行动路线是不同的，或者是相反的。

华中党在这一伟大抗战高潮时期内，是有成绩的，主要是：第一，在华中许多重要城市及某些乡村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并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帮助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出版了《新华日报》及其他书报，向各方面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等；第二，成立了新四军，并出动到南京镇江附近抗战，不大地发展了新四军，在个别敌后地区组织了党所领导的几个小的游击队，但这些游击队都是用友军的番号。

除开这些成绩外，工作中还有重大缺点，这就是：没有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占城市的附近组织起党所领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敌后及乡村中的工作特别薄弱或者完全没有工作。新四军的发展还很小，在给养方面很困难，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很危险。华中敌后许多自发的抗日游击战争，很久也没有得到我党我军的领导。因此，我党我军在华中抗战中所占的实际地位是很微弱的。这就是当时华中党的工作中最大的缺点。我认为，这些缺点主要是由于以下的错误观点造成的：第一，是不了解芦沟桥事变以后民族革命高涨的新形势和主要斗争形式的新变动，不懂得根据这种新形势和新变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路线与布置自己的工作。没有把主要的注意力、工作的中心放在组织和发展敌后广大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上，而放在那些不久就要失守的城市中非武装的群众斗争上。在新形势下仍然以非武装的、部分的群众政治经济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就必然使自己的工作在抗日武装斗争中发生不了什么重大作用。没有注意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敌后去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没有想到自己如何有组织地独立自主地去参加抗战，而仅仅以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为满足。

结果国民党拒绝我们的帮助，并限制和禁止群众的反日运动时，我们自然就一无所有。

在武汉失守以前，华中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很好的条件。

在上海、南京、汉口、徐州及其他地区，国民党军队退却时丢弃了数十万件武器及大量的军用品，而敌后又是空虚的，一时什么人也管不到。如果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此时是有决心的，动员上海、南京、汉口等地大批的干部、党员及非党抗日分子到敌后工作，如果将新四军大胆地分散深入到敌后活动，那我们一定能够在敌后组织大批的武装部队，并建立起很多的根据地。然而，当时华中的负责同志没有这样做。

他们在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的时候，组织党员与同情分子一起往大后方退，而不是到敌后的乡村拾起枪来独立自主地打日本。所以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大城市失守以后，附近没有我们的游击队，倒有国民党的及土匪的游击队 (我们在这些城市附近的游击队是武汉失守以后很久才去组织的)。这样，华中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机，就白白放过了。

第二，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在最初一个时期对于抗战形势有不正确的估计。他们估计日本不至于打到武汉来，或者中国军队可以在长江下游阻止敌人前进，中国可以速胜，可以很快就驱逐敌人出境。因而他们认为没有在敌后长期大搞游击战争的必要。因而他们对于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与游击战的相互关系有不正确的了解，不了解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不了解我们在抗战中 (至少是抗日初期与中期)只有在基本上采取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方式去参加抗战才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就放弃了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

在举国一致的抗战中，说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看不见武装斗争，那是不对的。他们看到了战争，也懂得“战争解决一切、一切服从战争”的道理，但他们对于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有不正确的估计。他们不具体了解敌人是一个现代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在这种情况下，要在敌人战略进攻的阶段就阻止敌人向内地深入是不可能的，广大中国领土沦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军队驱逐敌人出境也决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但由于敌人是异民族，并且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无法完全控制敌后广大的占领区。又由于中国旧的统治者的腐败，在敌人严重进攻下不可避免地要逃亡崩溃。只有在这种估计下，并从这些具体条件出发，才可能确立在敌后长期大搞游击战争的行动方针。但当时在华中的负责同志并不这样估计，并不承认这些具体条件的存在，认为中国军队在抗战开始时就阻止敌人深入内地是可能的。因此，他们就不能确立在敌后大搞游击战争的方针，而集中力量于如何从正面阻止敌人前进，如何保住武汉，如何很快地把敌人打退，收复沦陷区；而不集中力量于准备与布置敌人向内地推进以后的工作、武汉失守以后的工作、沦陷区不能很快收复时的工作，从而就丧失了发展游击战争的最好时机。

其实，在武汉危急时，我们在华中大部地区的中心任务应是独立自主地组织与准备游击战争，其他一切工作 (如民运、地方的统一战线工作等)，都只能是配合游击战争的。

游击战争是这些地区当时工作的唯一方向，其他的方向都只能是空谈。当时我们在华中并没有一个正规军队，一切政治、经济、文化都还在国民党指挥下，武汉及其他地方的群众又没有自己起来直接保卫武汉的实力，而我们要在武汉附近及其他敌后准备与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国民党又是禁止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除开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 (以及与游击战争相关联的其他一切工作)外，还有什么实际工作可做呢?这时如果我们不搞游击战争，而要搞正规战争，搞保卫武汉的正规战争，那我们除开向国民党建议，督促与帮助国民党而外，是没有其他任何办法的。但国民党不听我们的建议，拒绝我们的督促和帮助。我们的建议、督促和帮助，都只能是空谈，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抗战的主要战争形式是正规战，也只有正规战才能最后战胜敌人与驱逐敌人出境。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当采取正规战的方式和敌人作战，而且也要用一切方法造成将来能够和敌人进行正规战的一切条件，这些都是无需说明的。但是，从当时我们共产党的具体条件出发，是不能采取正规战去参加抗战的，特别在华中更无这种可能。而游击战争在抗战中占极重要的地位，我们又完全有可能独立自主地去进行，因此只有进行游击战才是正确的方针。然而，当时华中的领导机关对于这种又重要又可能的游击战争不去搞，轻视它，主观地缩小它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而去强调正规战，把自己的工作方针和全部希望放在正规战上。结果就只有去依赖国民党，将就国民党，幻想在国民党允许之下，成立若干归我们领导的机械化师团去进行正规战，或者幻想国民党能够允许我们参加他们的军事、政治领导 (即所谓共同领导)。这就要在统一战线政策上走到右倾机会主义。这也是造成上述缺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华中党的领导机关在当时情况下，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执行中采取了不正确的方针。他们不是在敌人大举进攻下采用一切办法造成一种形势去逼迫 (同时也实行必要的有限度的让步)大资产阶级与我党合作抗日，而是采用单纯让步的办法和在行动上严格限制自己的办法，去企图求得大资产阶级诚心善意的合作。因此，他们就不敢超出大资产阶级的意旨和允许之外去行事，不敢采取有组织的独立自主的方式去参加抗战，不敢在可能条件下组织一定独立的战线与战区去抗战，不敢组织自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不敢用共产党的名义及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不敢收编那些愿意受我们编制与领导的抗日部队，甚至不敢捡起国民党军队所丢弃的枪枝，更不敢独立自主地到敌后去团结一切抗日阶层与抗日势力，建立在自己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民主根据地与抗日民主政权。甚至在国民党采用各种办法来限制我们及向新四军部队实行无理磨擦和进攻时，也不敢采用坚决自卫的斗争方针，而只是一味地让步。因此，就不能不丧失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根据地的大好时机，就不能不助长大资产阶级敢于向我们进攻的嚣张气焰，就不能不脱离广大的中间阶层，而陷自己于严重孤立和危险的境地。

他们不知道，我党与大资产阶级的合作，是带着阶级对抗的合作，是在一种特殊形势下的合作。大资产阶级最初就不是诚心诚意与我们合作，而是要在合作过程中来限制、削弱与瓦解我们。所以，在这种合作中，我们决不能只用让步的办法，必须进行适当的斗争，必须利用与设法造成一种客观形势去逼迫对方，才能使这种合作继续保持与巩固。为此，首先就必须超出大资产阶级的意旨以外去发展进步势力，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就必须超过大资产阶级允许范围，利用一切时机去敌后独立自主地建立我们的武装与根据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坚决进行抗战与实行三民主义。这样，才能造成一种情势，使大资产阶级不敢轻易反对我们，不敢破坏合作，并不得不继续和我们合作。所以，我们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不独不会促使国共合作破裂，相反，还是保证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如果只采取让步的办法去求得大资产阶级的合作，结果不独不会使合作保持、继续与巩固，相反，还会引起大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严重进攻，引起国共合作的破裂。这一点，不独有历史上的事实可以证明，就是华中当时与后来的事实也是完全证明了的。然而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不懂得这条道理，所以走了错误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