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内斗争（上）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
一 引言
同志们：
最近我们在党内提出了加强党员党性锻炼的问题。听说中央已通过了加强党性锻炼的决定，不久我们就可以收到。为了加强我们党员的党性锻炼，我们就要在党内开展一些具体的思想斗争，来反对各种违反党性的不良现象。
但是我们怎样来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就算正确，又怎样开展就算不正确呢?这便是现在我所要讲的问题。
大 家知道，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一个领导广大群众战斗的党。党为了要实现自己所负担的历史任务，便要和各种时期的革命的敌人斗争，便要和各种不同的 革命的阶层与阶级联合。党从出生的那一天起，便没有一刻钟不是处在严重的战斗环境中。党与无产阶级是经常处在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农民、甚至封建残余势力的包围之中。这些其他各种阶级，便在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或在同无产阶级的联合中，经过党与无产阶级内部不稳定的成分，侵入到党与 无产阶级的内部来，在思想意识上，在生活习惯上，在理论上，在行动上，经常影响党与无产阶级。这就是党内各种错误和不良倾向的来源，这就是党内各种机会主 义产生的社会根源，这也就是党内斗争的来源。
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
我们的党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只是同党外的敌人进行斗争，并且也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影响进行斗争。
这 两种斗争是有区别的，但都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党不进行这后一种斗争，不经常在党内进行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不经常在党内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 识，克服左的右的机会主义，那末，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就会在党内发展，就要影响与支配我们的党，就要使党不能巩固发展，就要使党 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要危害党，使党腐败下去。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就可能腐蚀我们的党或党的某些部分，就可能使我们的党或党 的某些部分起质的变化，变为非无产阶级的组织。比如，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就是因为这样而被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所腐化，就是因为这样而变成了资产阶级式的政 党，成为资产阶级主要的社会支柱。所以这种党内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那些企图避免党内斗争的想法，那些不愿批评别人错误以便换得别人也不批评自己错误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
这 种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在党内，由于同志间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虽然可以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种情形下， 甚至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党内组织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实质，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所以没有思想原则分歧的党内斗争，同志间没有原则分歧的相互倾 轧，就是一种无原则的斗争，无内容的斗争。这种无原则无内容的斗争，在党内是完全不必要的，对党是有害无益的，每一个党员都是应该切实避免的。
党 内斗争是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保证党的行动在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路线上进行，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完全不可缺少的。为了这个目的，党内斗争还必须在 两方面来进行，必须在两条战线上来进行。因为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从两方面来影响党的，是从右面或者从左面来进攻党的，是在党内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机 会主义的。因此，我们的党内斗争，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必须向这两方面斗争，才能保持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如果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只进行单方面的斗争，如果我们疏忽对任何一方面的警戒与斗争，非无产阶级思想就可以、而且一定从我们疏忽的一方面来进攻党，那也就不能保持党的纯 洁与独立，不能巩固党。所以党是在不断的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与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同志说：
“只 有通过为维护一定的原则、一定的斗争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一定的斗争方法的斗争，矛盾才能克服。在当前政策问题上，在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可以而且应该 和党内抱有不同思想的人作各种妥协。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和原则上的意见分歧有关，则任何妥协、任何‘中间’路线都无济于事。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没有而且也不 可能有‘中间’路线。应当成为党的工作基础的不是这些原则，便是另一些原则。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线’，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 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线’。”
又说：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克服党内矛盾并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础上不断巩固我们党的队伍的历史。”
这就是党内斗争的必要性。
关 于党内斗争的这种必要性，关于党内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之如何要不得，在列宁、斯大林著作中说得很多，同志们可以去看，我在这里不多说。我现在所要说的问 题，是怎样进行党内斗争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的问题。现在大家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我不想全盘地来说明这个问题，而 只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就我个人所观察到的，来提出我的意见。至于这些意见是否完全正确，还请同志们大家来讨论。
二 中共产生的特殊条件与
党内斗争中的偏向
同志们!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无产阶级做好了什么工作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为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理论上准备了完整的体系。不仅如此，他们还为无产阶级建立了独立的组织，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建立了第一国际。
第二国际成立初期曾受到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教育了并且指导了工人阶级怎样组织起来，怎样进行斗争。
在第二国际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代)，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是进行了广大的组织工作，广泛地开展了组织工人阶级的运动，在组织上是获得很大的成功。
不 过当时是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工人阶级的组织也是在这种和平时期建立起来的，党与工会之间的区别还不很明确。恩格斯去世以后，第二国际在考茨基 辈领导之下，对党内机会主义采取不可允许的调和路线，以致机会主义腐蚀了第二国际各国党。这种党与工会，一到帝国主义时代，一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显 出它不能担负无产阶级在新时期中所应该担负的革命的任务，以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不能不走到破产与没落。
列 宁的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不同，这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时代，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时代要求无产阶级建立坚强的、战斗的政党， 建立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完全统一的，并和无产阶级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政党，依靠这样的党，才能胜利地去进行极端严重的革命斗争。因此，列宁除在 各方面恢复与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而外，还特别创立了一个完备的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学说。关于我们党的建设的学说体系，基本上是列宁创立的。 这个党的建设的学说，是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完全不可分离的。
列宁创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时期的条件是怎样的呢?在 当时，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大战的迫近，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的迫近；而在另一方面，拥有广大组织的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 主党，还没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还不愿意也不敢去准备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进攻。因此，第二国际各国党在组织上也是散漫的，有派别分歧的， 不能进行稍为严重的战斗，因此也就完全不能适应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当时各国社会民主党，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 (如劳资合作的理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发展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可以经过议会斗争掌握政权、不必经过革命，因而不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等等)，而且在党的组织问题上，也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各国党及俄国的孟什维克，主张党的组织上的自由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政党降低到普通工人组织的水平，主张党内不要严密的组织与严格的纪律，主张无原则的党内和平，容许党内的派别 (具有不同思想和组织系统的派别)存在等，对于第二国际各国党来说，党的统一与纪律，党内的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是不可理解的，是完全不需要的。这便是第二国际各国党在组织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主要的具体表现。
在当时，还有俄国的经济主义派，欧洲(如法国)的工团主义派等，他们主张工人阶级不要有政党的组织，拒绝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或把工人阶级的政党附属在职工会之下，主张“工会独立”，否认党对于工会的领导作用……。
在 当时，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任务摆在面前，要求有一个坚强的战斗的党去领导广大群众，执行这种任务；另一方面，拥有数百万党员和工会会员的第二国际 各国党又是那样的松散，那样的不能战斗，而且各种机会主义思想支持着这种组织上的落后与散漫。这便是列宁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时期之具体的重要条件。
列 宁在上述这种条件下，为了建设一个能够胜任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统一与巩固的政党，就不能不集中力量反对第二国际各国党 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尤其不能不反对他们在党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最初与孟什维克的分歧，就是在组织问题——入党条件问题 上的分歧。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党的建设的学说，是在反对第二国际各国党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立起来的，是在反对经济主义派、工团主义派不要工人 政党的理论的斗争中创立起来的。所以在列宁的党的建设的学说中，就充满了反对各种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即反对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的理论，反对把无 产阶级政党降低到普通工人组织水平的理论，反对党内的无原则的和平，反对党内的派别组织与派别活动等。列宁并在反对这些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确定 了：党是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勇敢、最进步的分子组织起来的最先进的部队，最有组织的部队，最有纪律的部队，而且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因为无产 阶级不仅有党的组织，而且有职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团体以至政府、军队等等的组织，然而党是无产阶级这一切组织中的最高形式，在政治上能够指导其他一切 的组织。因此，列宁就把党和其他工人阶级的组织明确地区别开来了。列宁并且确定了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有统一的铁的纪律。这些党的组织原则，是列 宁在反对第二国际各国党在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这些，就是列宁关于党的建设学说之主要内容。
列 宁主要是在反对党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来建设党，而主要不是在反对党的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来建设党的。在十月革命以前，党的组织上的 左倾机会主义还没有发生，或者还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机会主义，所以在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中，充满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即反对不要严格的组织与纪 律，反对无原则的党内和平，反对不要党内的思想斗争及害怕自我批评，反对党内的自由主义、调和主义，反对工会独立主义等。这是由于列宁建设党的时期之具体 条件产生的。
但是，如果我们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具体条件，那就和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那时候的条件完全不同。
第一，中国党的建设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取得胜利，有了活的榜样以后，所以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照着列宁的原则去进行建设。
第二，中国党从开始到现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
第三，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容许工人阶级和平的议会斗争，也没有欧洲那样的工人贵族阶层。
第四，在中国党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成份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并有若干游民成份，这是中国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矗由于前面四个条件，就使我们中国党的建设，一开始在主观上就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和道路进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组织原则，在我们多数的党员中就能背诵出来。
而社会民主党的那些传统与习惯，在我们党内是没有的。
因 此，就这方面说，我们走了直路。我们的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就不允许派别的存在，就严厉地 反对了自由主义、工会独立主义、经济主义等，因此在我们党内公开提出系统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是还没有的。认为不要自我批评和党内斗争，不要严 格的组织与纪律，不要工人政党及工会独立等等主张，在党内是不能公开发表的。虽则我们党内的思想斗争还有不够的地方，但那还是由于理论水平的低下，不能看 出原则上的分歧，或者是被党内个别负责人采用非常办法压制自我批评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党内有什么系统的反对党内斗争的理论。
但是，我们中国党建立时期的这些特殊条件与特殊情况，是发生两方面的影响的：一方面是好的，使我们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列宁式的中国共产党，在主观上严格遵循着列宁的原则，这个党一开始就有严格的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这是推动我党进步的一种原动力，使我党进步很快。
但是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同志常常走到另一个极端，犯了另一个错误，就是常常使我们党内的斗争进行得过火，斗争得太厉害，毫无限制地斗下去，走到了另一个偏向，左倾的偏向……。
许 多同志是机械地错误地了解列宁的原则，把列宁的原则绝对化。他们认为：党在组织上的高度集中，就否定了党内的民主；党内斗争的必要，就否定了党内和平；党 为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在政治上领导其他一切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就否定了工会及其他工人的与劳苦群众的组织之独立性；统一的铁的纪律，就消灭了党 员个人的个性及党员的自动性与创造性……。
许 多同志是死记着列宁的原则，认为党内斗争是必要的，自由主义、调和主义是要不得的。但他们是机械地死板地运用这些原则，他们以为在党内不论在什么时候，不 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论在什么问题上，都应该而且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而且是斗争得愈凶愈好；党内斗争的方式，党内批评的方式，愈激烈愈尖刻就愈好；同 志间在党内的对立，愈尖锐就愈好。不然，就会犯自由主义、调和主义的错误。为了要证明自己没有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并证明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布尔什维 克”，他们就离开时间空间的具体条件，在党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如是，这些人也就成为党内斗争中没有正确立场的“打手”，无原则的“斗争家”，嗜好斗争的 “斗殴家”，为斗争而斗争。
这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丑事，这当然不能证明他们是“十足的布尔什维克”，而只能证明他们对于布尔什维克的侮辱，借用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和形式在党内进行投机。
许 多同志不了解：党内斗争是原则的斗争，是为拥护这一个或那一个原则而实行斗争，为确立这一个或那一个斗争目标来进行斗争，为选择这一个或那一个达此目标的 斗争方式而斗争。他们不懂得：在当前政策问题上，在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只要不涉及原则上的分歧，是可以而且应该和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作必要妥协的。 他们不懂得和不了解：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确立斗争目标的问题上，在选择达此目标的斗争方式的问题上，是应该和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 而在当前政策问题上，在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就不应该和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实行不调和的斗争，而应该作必要的妥协。这些正是列宁、斯大林的党所固有的作 风，但是没有被我们许多同志学到。他们在这些应作必要妥协的问题上，也实行不妥协的斗争，于是他们就没有不对抗的问题，没有不对抗的时候，没有不对抗的 人。一切与他们不同的地方，他们都要实行对抗，强使其绝对的相同，他们是一切都不妥协，绝对不妥协。他们把一切的矛盾都看成对抗，对抗着一切，这就是他们 的绝对主义。
许多同志不了解：什么是原则，什么是属于原则的问题，什么是党的战略计划和策略路线，并抓住这些原则问题，这些关于战略计划和策略路线问题上的分歧来进行斗争。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经验还是格外的低下，他们还抓不到这些关系重大的问题，并且为这些问题来进行争论。
然而他们又死死记得在党内是要斗争的，不斗争是不对的。
他 们虽抓不到这些重大问题，不能从原则上提出问题，可是他们还是要斗争的。于是他们就只能抓住个别的现象，个别的问题，同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来实行无原则 的斗争与争论了，并因此而造成同志间的不团结，互相对立，及组织上的分歧。这种党内斗争中的恶劣现象，在我们党内是存在的。
上述这些，是中国党内斗争中的一种偏向，是在中国党内特别严重的(在外国党内虽然也有)一种偏向。这就是党内斗争进行得过火、进行得毫无限制，走到另一个极端——党内斗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党的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 (否定党内民主，否定原则上一致的党内和平，否定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的相对的独立性，否定党员的个性及其自动性、创造性等)。这是由于中国党的特殊环境与特殊条件产生的。
在这里，还要说到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原则斗争没有被中国党的许多同志所注意这一种事实。
十 月革命后，俄国党内产生了左派共产主义的一派，他们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在以后又有关于工会问题的论争。十月革命以前，在布尔什维克内部虽也有过以左的面目 出现的召回派一派人，但不久即被克服，不象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左派共产主义那样严重。俄国这一左派不久也被列宁克服了。但在西欧各国又产生了“左”派共产主 义，他们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反对参加国会，反对合法斗争，反对和社会民主党左翼进行必要的联合。在这种情形下，列宁就在一九二○年四月间写了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卜一书，以纠正这种倾向。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从前不相信无产阶级可以夺取政权的，现在有了活的事实，给了右倾机会主义以 致命的打击，就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左倾机会主义，以为革命可以不经过任何迂回道路，一个早晨就可以胜利。这种情绪，中国党内也发生过，在某些时期内并且占 了统治的地位。犯这种错误的人们完全不注意列宁论“左派”幼稚病一书的重要性，在政治上反对迂回，反对等待，提倡少数先锋队可以不顾广大群众还没有跟得上 来的事实，就实行冒险的进攻，反而骂其他的人为“右倾机会主义”。一切组织上右倾或左倾的机会主义，都是从政治上的右倾或左倾而来的。中国党内既在某些时 期犯过政治上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于是也就在组织上犯了这种错误。而特别是在内战时期犯过冒险的左倾错误，于是在组织上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就产生了。
在中国党内斗争问题上，如果可以这样来分的话，那末就存在着以下三种错误倾向：第一是党内的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第二是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党的组织问题上及党内斗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第三是党内无原则的纠纷与斗争。
以上三种偏向，在本质上说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党内无原则的纠纷和斗争、党内的过火斗争与自由主义都不是马列主义，都是反马列主义的表现形态，上述三种倾向是仅就其形式来分的。
这就是中共产生的特殊条件和党内斗争中的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