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大上海：毛泽东的考虑与决策

　　淮海战役即将结束之际，毛泽东所考虑的已不光是渡江作战的问题，而是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大事。因此，对如何夺取和接管好上海这座大城市，就更为关注。
　　解放前的上海，是座有500多万人口，1．2万多家工厂，6万多家商店，工业总产值和贸易额分别占全国一半的世界闻名的大城市。怎样才能使这座大城市不因夺取她而遭战火毁坏，怎样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搞“焦土政策”，解放以后，又怎样使其很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毛泽东为此而呕心沥血，他集中了全党智慧，适时而果断地作出了许多有预见的战略决策。
　　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党中央早就在作组织准备工作了。1948年12月，党中央就致电上海局选派30～50名干部，去东北解放区学习城市管理。1949年2月3日，党中央又致电各地要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并具体要求华东和华中抽调1.5万名干部加以培训，于2月底前“在徐州集中待命”。被抽调参加上海接管工作的干部中，许多人对上海情况较为熟悉，有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和技术人才。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亲自点名原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从香港迅速赶回北平接受任务，准备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当他们到达北平后，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分别接见了他们，对接管上海的许多准备工作，都作了具体交代。5月12日晚10时，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他们，听取了潘汉年对香港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很注意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态度，潘汉年等人回答了毛泽东的一些询问。当潘汉年请毛泽东对接管上海工作作指示时，毛泽东说：总的方针中央已经给陈毅、饶漱石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至于具体作法，可以按恩来给你们的指示办理。那天接见时毛泽东的情绪很好，在潘汉年作汇报时，他几次很风趣地插话，他把潘汉年叫作“小开”。这位长期在敌占区做情报工作的干部毛泽东对他是有很深刻印象的。
　　对于谁去主持解放后的上海的工作，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夕召见刘伯承、陈毅时，就说，党中央的意思要陈担任未来的上海市长，想听听陈毅本人的意见。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召集华东局的领导同志讨论进占上海的问题时，又提出了“慎重、缓进”的方针，他甚至把进入上海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难在何处?陈毅后来解释说，当时中央担心两大危险：一是我们打上海，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我们接管搞不好，进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党中央、毛泽东后来领导上海军民闯过了这个难关。
　　为了统一指挥百万大军渡江作战，统筹华东和中原战略区对军队的支援，搞好对上海等江南城市的接管，1949年2月，党中央决定将淮海战役期间由第二和第三野战军的主要负责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五人组成的总前委，继续行使职权；并决定增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为华东局委员。3月14日，党中央又决定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陈毅为第二和第三书记。与此同时，对夺取和接管上海批准组建了两套班子，即以陈毅等为主，有5000多名干部组成的接管上海的工作班子；以粟裕为主的三野前委，统率第9和第10两个兵团、8个军(后增至10个军)，准备以军事手段，强行夺取上海的战斗部队。1949年5月20日，党中央致电华东局，同意陈毅、粟裕为上海市军管会正副主任，下设财经、文教、军政三个接管委员会。电文中除同意财经接管委员会以曾山为主任，许涤新、刘少文为副主任外，“必须吸收一部分产业界民主人士及职工中有威望的领袖参加”；中共华东局上报的文教接管委员会由范长江任主任，中央在审批时，毛泽东提出上海市的文教系统“规模太大”，主任“应由陈毅兼”，最后，中央批复中，陈毅为主任，夏衍、钱俊瑞、范长江、唐守愚、戴伯韬为副主任，“亦须吸收一部分党外文化工作者参加”……可以说，参加接管上海的许多主要成员和上海解放后准备担任主要领导工作的干部，都是经过毛泽东逐个审定的。这些重要的决策，为更加有效地夺取和接管好上海，从组织上提供了胜利的保证。
　　在制订接管上海的重要政策时，毛泽东除了亲自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了解上海的情况外，在双清别墅还几次召见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刘晓听取上海情况的汇报，弄清上海有多少工人阶级，有多少资产阶级，有多少小资产阶级，有多少失业工人，并对上海的几百万市民作了阶级分析。毛泽东除了审查修改中央下发的许多政策文件外，还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对党在新解放区的政策和全党全军全民必须遵循的章法，作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条文规定。华东局、华东军区和三野领导机关，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有关指示精神，也都先后制定和下发了《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入城守则和纪律》和《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有关具体的政策纪律规定，这些规定，对统一全党全军行动，稳定新区人心，团结人民、分化敌人，都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