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闻：遭毛主席签名的“另类”革命参与者

　　来源：新京报
　　参加中国革命的美国人
　　李敦白晚年忆述时，他慨叹当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中国一呆三十五年，并深度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把一生最好的年华留在中国。
　　对中国而言，20世纪无疑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在这一过程中，有各式各样的参与者，除了大批理想主义、激进主义者积极投入外，还有千千万万不革命和不知革命者被动卷入其中，或随波逐流，或成为革命的对象。但无论是主动参与者还是被动参与者，只要被卷入革命的洪流，往往难以自我主宰。
　　另一方面，与辛亥、北伐之国内革命相比，共产革命更有“世界革命”的国际联动性。“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仅仅是口号，亦落实在行动中。
　　那些参与中共革命的洋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有过怎样的境遇与情怀，其国际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的民族主义之间又有怎样的分际与张力，这些都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可惜，当年的参与者，留下详细资料的并不多。而有一位比较例外，他晚年留下了两部相当翔实的回忆录。此人即是美国人李敦白。
　　李敦白（1921-）的一生曲折而传奇，入大学不久即秘密加入美国共产党，又因为“二战”的机缘，他以美国军人的身份来到中国，然而没有打过一天仗即赶上日本投降。接到退伍命令的他，却和昆明的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头。地下党负责人建议他去延安教毛泽东学英语。他乃设法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视察员的身份留在中国，继而于1946年秋转赴延安，从此开始他投身中国革命长达三十余年的历程。晚年忆述时，他慨叹当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中国一呆三十五年，并深度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把一生最好的年华留在中国。
　　三十五年间，李敦白的主要身份是中国对外广播的专家顾问，其人生“鼎盛”，是“文革”初期成为中国最积极也最具影响力的洋人造反派和可以“通天”的风云人物，一度被中央文革小组任命为广播事业局局长；而其人生“低谷”，是两次被误认为美国间谍而入狱，被单独监禁长达16年（1949-1955、1968-1977）。
　　如此深度介入革命，并有如此跌宕起伏之人生体验的外国人，李敦白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令人好奇的是，在身经如此“非凡”的人生之后，留存在晚年李敦白记忆中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与心绪？作为一位加入中共的美国人，他对中国革命又有着怎样的认知和思考？
　　正是怀着这样的期待，最近阅读了李敦白的两本回忆录：一本是《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着，丁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下简称“红书”），一本是《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九州出版社2014，以下简称“我书”）。两书各有侧重。“红书”依时序重点回忆了35年的中国岁月；“我书”则贯穿其整个一生，对前书所缺失的前后部分作了补充，并用相当篇幅描述了他与中共高层及众多社会知名人士的交往与印象。
　　一般人写回忆录，最常见也最难避免的，是以晚年的“后见之明”回溯前事以及选择性忆述。而李敦白的回忆，不仅呈现出罕有的坦诚，且尽量避免“后见之明”的影响，试图“再现”自己“当年”的所思所为。书中描述了一个充满理想的美国男孩是如何被中国的革命者点燃心中的火苗，如何倾其所有献身中国革命，但同时也如实述说了这些梦想后来又怎样引领他及其革命同道者步入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