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9）

12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目前形勢。毛澤東首先作長篇發言，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回顧了抗戰以來黨的方針、政策，提出黨的各項政策應當組織委員會進行總結并訂出條例，指出了黨的歷史上特別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的錯誤。他說：目前國共磨擦有和緩的可能。十一月三十日蔣介石派人找周恩來談，說江南部隊開拔時間可以延遲，并要我軍停止向他們進攻。胡宗南對我軍的態度也有好轉。現在，小的沖突不可免，但大的戰爭不會有。日本方針是承認汪精衛，打倒蔣政權，但日、蔣仍有合作的可能。日本可能先關大門（即南進占海口），后掃房子（即進攻重慶等），也可能先進攻中國內地。現在回想起來，自近衛上臺后英、美誘降危險已經過去這個觀點是對的。在國民黨主張加入英美集團時，我們不主張加入英美集團的宣傳是對的，但作為政策是不對的，重慶、延安方面都有缺點。去年反磨擦戰爭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創立了華中各處根據地，我軍擴大到五十萬人。有了上一次的經驗，所以蔣介石這一次不敢大舉“剿共”。此外還有外部原因，就是日汪協定，英、美援華、蘇聯的政策等使蔣不易投降。在蔣統治集團內部也有歐美派與親日派的矛盾。我黨在歷史上有三個時期。在大革命末期，陳獨秀主張聯合一切，下令制止工農運動。到蘇維埃時期，在初期暴動時實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時糾正了。但到蘇維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計當時是蘇維埃與殖民地兩條道路的決戰。實行消滅富農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對立。這種“左”的政策使軍隊損失十分之九，蘇區損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陜北蘇區，實際上比立三路線時的損失還大。遵義會議決議只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在蘇維埃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漲起來。在過去這兩個時期的“聯合一切”、“打倒一切”的東西，的確不是馬列主義，當時主持的人認為是馬列主義，實際上這都是絕對主義。現在我們的統一戰線的路線是又聯合又斗爭，不是絕對的聯合或斗爭。在抗日問題上對國民黨又擁護又斗爭，在反共問題上也有現在與將來之分，即反共也有高潮、低潮之分。在武漢失守前，國民黨軍隊潰退，我們在日軍進攻時和靠近日軍的地區可以大發展，因此對蔣的辦法應是先斬后奏（如王震旅到綏德、米脂），斬而不奏。這個觀點現在只有項英處沒有了解，因此軍隊少發展。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發得太遲了。在建立政權和吸收知識分子問題上，我們曾經失去了一些時機。我們總的政策是在團結中要斗爭，在斗爭中又要團結，是統一中的獨立，統一是主，獨立是輔。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戰略上是統一的，游擊戰是獨立的，即統一中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對統一戰線政策（總的政策）、勞動政策、土地政策、鋤奸政策、文化政策、干部政策、政權中的組織政策，都要準備總結，提議組織委員會負責。七七決議批評了“左”的錯誤，但對各個具體問題沒有明確的指示。在陳紹禹、秦邦憲、朱德、康生、張聞天、陳云等發言后，毛澤東再次發言。他說：總結過去的經驗，對于犯錯誤和沒有犯錯誤的人都是一種教育。了解過去的錯誤，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復的錯誤。抗戰以來的傾向，在統一戰線初期是“左”傾（主張蘇維埃與國民黨對立），國共合作后有一時期是右傾，反磨擦后又是“左”傾。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會議否認獨立自主的方針，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錯誤的，這一口號到六中全會才取消。在戰略問題上，洛川會議確定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但前方同志不服從，到十二月會議及六中全會才得到正確的解決。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大體上要分大革命、蘇維埃與抗戰三個時期，總的錯誤是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不平衡性。蘇維埃末期犯了許多“左”的錯誤，是由于馬列主義沒有與實際聯系起來。總結各項政策都要搞出條例來。關于時局估計是投降減少（這一次投降被制止），反共高潮開始下降（以后反共還會來的），宋子文〔1〕可能上臺，這就是所謂時局有好轉可能。

〔1〕宋子文，國民黨英美派代表，當時任中國銀行董事會主任。

12月5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致周恩來電，反對國民黨要張國燾任參政員，指出：“對張國燾態度是原則問題，須對彼方嚴正提出，如彼方令張國燾出席，是表示彼方愿以同張國燾合作代替同我黨合作，我們即不能參加參政會，此點絕對不能讓步。如彼方不顧抗議，我們決定真正不出席；如彼方尚愿顧全國共合作，自可令張國燾自動撤銷參政員。”

12月6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電周恩來、葉劍英并告葉挺、項英，彭德懷、左權，指出：為隔斷韓德勤、霍守義，打通蘇、皖，以便黃克誠增援皖東，粉碎桂軍莫德宏之進攻起見，新四軍蘇北部隊必須從淮安、寶應間打開一缺口。蘇北新四軍各部正與韓部在曹甸、安豐激戰，韓部已被截斷，只待曹甸、安豐、陽念、黃浦、平橋等地占領，此次戰役即可結束。仍留興化、高郵及他處不打，保存韓德勤。此缺口打通后，黃克誠主力即可向皖東增援。

12月7日　

蔣介石批準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十一月十四日擬定的“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十二月十日軍令部部長徐永昌致蔣介石簽呈中提出“有先行下達命令之必要”，如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遵令北移，應即將江南新四軍立予解決”。

12月8日　

何應欽、白崇禧復電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再次強令八路軍、新四軍“將黃河以南之部隊，悉數調赴河北”。這個電報即“齊電”。

12月9日　

蔣介石下達手令：“凡在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現在黃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團軍所有部隊，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開到黃河以北地區。”

12月10日　

關于抗大問題，同王稼祥致電彭德懷、左權并告滕代遠，指出：“為迎接新的局勢，大量準備并培養干部是極其重要的。抗大總校不能取消。但由于分校之分散，對各分校之具體領導應責成各地分局及最高軍事首長負責。完全統一是不可能的。總校應多注意總結經驗、指導方針、統一材料之編輯、統一各種教法、培養教員、調劑干部，以幫助及加強各分校的領導及教育能力。”“各地任意抽調分校干部是不對的，已有另電糾正。”“總校機構宜小，而蘇北局面擴大，望再分出一個分校的干部，派去蘇北。此分校要比山東分校還要強些，因為蘇北局面是很大的局面。”

同日　

蔣介石密令顧祝同，江南新四軍至期限仍不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同時，國民黨還故意泄露皖南新四軍北移路線，暗示日軍加強沿江封鎖兵力，并令李品仙部在江北無為地區加強布防，準備與日軍夾擊新四軍皖南部隊。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電聶榮臻、彭真，朱瑞，彭雪楓等，指出：“為重視學校，保證學校的教育能力，使教育干部及學校工作干部，不致任意調散，以后關于抗大各分校干部的調遣與改換工作謹慎從事，以增強而不削弱學校教育能力為原則。總校對分校有調劑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