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2）

9月23日　

在楊家嶺作《時局與邊區問題》的報告。關于時局問題，指出：帝國主義戰爭的趨勢是擴大和持久，現在還是處在最后決戰的前夜。中國時局的發展有三種可能性，一是不變，一是變好即進步，一是變壞即投降。變壞是投降派的路，如果重慶失守，可能出現中國的貝當，這就是現在的突然事變。我們同國民黨蔣介石的關系，團結與斗爭都要，但現在是以團結為主。我們的方針，要一方面放在爭取時局好轉上，一方面放在對付壞轉上，在某一種意義上，在布置工作時應以對付壞轉為主。大資產階級在抗戰問題上可分為三派：右派即投降派，中派即頑固派，頑固派中的左派即可變派。對投降派要完全孤立，要打倒；對頑固派也要孤立，但還要團結他們；對頑固派中的左派，要分化和拉攏，必要的斗爭和批評也是需要的。過去，我們沒有指出民族資產階級是較好的同盟者。文化運動要大大發展，有文化的有知識分子的軍隊是不易消滅的。過去對知識分子沒有大量吸收吃了虧，對敵后民主政權建設太慢也吃了虧，武漢失守以后，這兩條都不好辦了。對百團大戰的估計，百團大戰是“敵我相持階段中一次更大規模的反掃蕩的戰役反攻”。這是“一次”，因為以后還要有；“更大規模”，表示以前有過大規模的反掃蕩，但這次更大；“反掃蕩的戰役反攻”，表示不是戰略反攻。百團大戰各地方都要干，要繼續下去，同時要有防備頑固分子背后進攻的部署。關于邊區問題，指出：陜甘寧邊區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源地，又是全國有名的政治的文化的中心。邊區還不鞏固，首先是外部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其次是本身的建設也不夠。邊區的經濟，原有的農業、手工業發展了，又增加了新的工業。新的國營經濟，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與俾斯麥的和列寧的都不同。要消滅黨內資本主義思想，發展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邊區黨代表大會把資本主義痛打了一頓，但有些地方是打得超過范圍。黨外資本主義是要發展的。邊區有四種經濟，國營經濟、私人資本主義、合作社經濟、半自足經濟。私人資本主義要節制，但非打擊，更非消滅，消滅限于黨內。要處理好幾種關系，新老干部關系，本地干部與外來干部關系，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關系，黨的干部與非黨干部關系，正規軍與游擊隊的關系。

9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毛澤東提出的陜甘寧邊區工作問題，決定邊區中央局組成人員的名單和由任弼時領導邊區工作，中央局以高崗為書記，謝覺哉為副書記，常委還有林伯渠、蕭勁光、高自立、張邦英、王世泰、劉景范。原邊區黨委名義仍然存在。在討論邊區財政經濟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各個根據地的中心問題，都是經濟問題。整個經濟工作要實行自給的原則，邊區要實行六萬五千人的自給，要把經濟建設當作黨與民眾團體整個工作的中心，邊區黨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今年公糧以決定征收九萬擔為好。在我們自己的區域，在革命戰爭時期，不能機械地執行工人八小時工作制，不能無條件地增加工資。官富民富是對的，但在黨員中不要提發展私人經濟的口號。在黨內反對貪污腐化，反對發財思想是對的。9月27日　

德國、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簽訂軍事同盟條約。

9月30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電劉少奇并告葉挺、項英，陳毅，指出：陳毅、黃克誠部在蘇北運河以東地區發展廣泛的游擊戰爭，不僅擴大主力，并應建立無數的小游擊隊，建立新政權，這樣才能擊破韓德勤。同時對韓德勤部中下層及蘇北各頑軍與地方人士，應廣泛開展聯絡工作，爭取同盟者，孤立韓德勤。

10月3日　

為黃克誠〔1〕率領的八路軍第五縱隊南下阜寧、鹽城地區增援新四軍陳毅部反擊韓德勤進攻一事，致電周恩來，指出我們的方針是“韓不攻陳，黃不攻韓；韓若攻陳，黃必攻韓”。讓周恩來先告何應欽停止韓德勤的進攻行動，否則八路軍不能坐視。次日，反擊韓德勤進攻的黃橋戰役打響，六日戰斗結束，這一戰役殲滅韓德勤部一萬一千余人。

〔1〕黃克誠，當時任八路軍第五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0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對德、意、日三國簽訂軍事同盟條約一事作分析，指出：三國同盟條約訂立后戰爭會擴大。中國有可能利用帝國主義大戰來解決中國民族戰爭的勝利問題。我們黨的政策是進行獨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要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對付共同的敵人，但不能參加帝國主義戰爭。現在我們應加緊反對德意日同盟的宣傳。關于參加國民參政會問題，發言指出，現在的國民參政會，是在大資產階級統治條件下多請一些客罷了，只有建議權、調查權、詢問權，沒有決議權，人員也增加很少。我們的態度仍是主張召集有全權的國民大會。

10月7日　

延安清真寺舉行落成典禮。毛澤東題寫寺名“清真寺”。

10月8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等，指出：蔣介石令顧祝同、韓德勤掃蕩大江南北新四軍，大江南北比較大的武裝磨擦是可能的。主力戰將在蘇北與江南。最困難的是皖南的戰爭與軍部。我們意見，軍部應移到第三支隊地區，如頑軍來攻不易長期抵抗時則北渡長江，如移蘇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蘇南。向南深入黃山山脈游擊，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是最不利的。

10月9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電劉少奇，陳毅，葉挺、項英，指出：國民黨軍“無論何部向我進攻，必須堅決消滅之。只有消滅此等反共部隊，才有進攻日寇之可能。你們的部署與決心是完全正確的，國民黨任何無理責難都不要理它。”陳毅部大勝，振我士氣，黃克誠南下增援是完全正當的。

10月11日　

關于在山東緩和磨擦的問題，同朱德、王稼祥致電彭德懷，朱瑞，陳光、羅榮桓：“目前方針是緩和磨擦，強調團結。除電胡服、葉、項緩和對韓、李〔1〕關系外，山東方面亦應對沈、秦〔2〕緩和一下。只要沈、秦各部沒有向我進攻，我即不向彼等行動，雙方維持現狀，各守現有防地，僅在彼方進擊時，我才反擊之。”

〔1〕韓、李，指韓德勤、李品仙。

〔2〕沈、秦，指沈鴻烈、秦啟榮。

同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爭取蘇北著名紳士致電陳毅，黃克誠，項英，劉少奇，彭雪楓，指出：江浙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中心，韓國鈞、黃炎培、張一麐等為江蘇民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著名代表，如果我們能夠以正確的政策耐心地爭取他們與我們合作，則對于爭取整個江浙民族資產階級集團以及整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很大的作用，對于孤立買辦大資產階級集團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望你們把與韓國鈞等蘇北紳耆的統戰工作看成是黨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任務，把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提到黨的策略原則的高度。

10月12日　

為留用黃橋戰役俘虜的國民黨官兵和大批收容知識分子，同朱德、王稼祥致電陳毅并告葉挺、項英、劉少奇、黃克誠：“俘虜兵只釋放少數壞分子，其余一概補充自己，加以訓練，增強部隊戰斗力。下級俘虜軍官亦應留一部分稍帶革命精神者，其余官長一概優待釋放，不殺一人（不論如何反動）。”對知識分子，只要是稍有革命積極性，不問其社會出身如何，來者不拒，一概收留，為建設廣大抗日根據地之用。

同日　

關于新四軍行動方針，同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劉少奇，陳毅、黃克誠：因為蔣介石站在反日立場上，我們不能在南方國民黨統治區進行任何游擊戰爭，曾生部隊在東江失敗〔1〕就是明證。“因此軍部應乘此時速速渡江，以皖東為根據地，絕對不要再遲延。皖南戰斗部隊，亦應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堅持游擊戰爭。”新四軍皖東部隊，應迅速部署向西防御，堅持皖東根據地。“皖東決不可失，如失皖東，則蔣介石必沿運河、淮河構筑封鎖線，斷我向西之前途。”

〔1〕一九四○年三月，中共領導的第四戰區游擊挺進縱隊新編大隊（大隊長曾生）和直屬第二大隊（大隊長王作堯）近七百人，離開敵后抗日基地，在向海豐、隨豐轉移途中，遭到國民黨軍的堵截，部隊損失嚴重。四月，部隊轉移到海陸豐國民黨統治的后方地區，由于不能公開活動，給養困難，醫藥缺乏，到七八月部隊只剩下百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