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07）

4月3日　

致電項英，詢問：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在遭國民黨軍襲擊時是否有沖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是以向南打游擊為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部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絕對不可能，黨內干部是否已有應付可能遭到襲擊的精神上的充分準備等。

4月4日　

致電彭德懷：“蔣召周、朱談判，主要將是華中問題，彼現夢想將新四軍調入黃河以北，劃黃河以北給我，把我送入敵人手上，堵塞歸路困死餓死。我決不能上他的當，故黃克誠〔1〕及彭吳支隊〔2〕仍應迅速南下，在周、朱談判以前到達鹽城、寶應、蚌埠之線”。

同日　

為“四四”兒童節題詞：“天天向上”。

4月5日　

關于發展和鞏固華中根據地問題，同王稼祥致電彭德懷，黃克誠，陳光、羅榮桓，彭雪楓，劉少奇，指出：蔣介石有停止軍事沖突同我進行談判的意向，企圖把八路軍和新四軍統統納入黃河以北，劃定黃河以北為我兩軍防區。但是我軍不入華中不能生存，在可能的全國性突變時，我軍決不能限死在黃河以北而不入中原，“華中為我最重要的生命線”。因此，應乘這次反擊韓德勤〔3〕、李品仙等部進攻之機，派必要部隊南下。“整個蘇北、皖東、淮北為我必爭之地。凡揚子江以北，淮南路以東，淮河以北，開封以東，隴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統須在一年以內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據地”。

〔1〕黃克誠，當時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第三四四旅政治委員。

〔2〕彭吳支隊，指彭明治任支隊長、吳法憲任政治部主任的八路軍第一一五師蘇魯豫支隊。〔3〕韓德勤，當時任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國民黨軍蘇魯戰區副總司令。

4月6日　

同王稼祥致電賀龍、關向應，王震，指出：李文第九十軍原定渡河進攻陜甘寧邊區，后經我方質問蔣介石、程潛、閻錫山，同時動員加強河防，知我方有準備，故已改變行動。現判斷李文部進攻的危險暫時已經過去。

4月10日　

在魯藝二周年紀念日，題“魯迅藝術文學院”校名，并題“緊張、嚴肅、刻苦、虛心”八字校訓。

4月11日　

關于根據地財政經濟工作及國民黨目前態度等問題，致電彭德懷〔1〕，指出：全國十八個根據地工作最差最無秩序最未上軌道的是財政經濟工作，許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蘇維埃時期的教訓，獨財經工作至今沒有接受過去的教訓，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產之禍。還指出：“因內外迫逼國民黨投降與抗戰兩派正在激烈斗爭與分化過程中，國民黨（蔣介石）親蘇、和共及初步政治改良這三個方向，似已不可避免，統一投降與統一‘剿共’已不可能，我們正在力促這三件事的實現。”今后統一戰線應有更廣泛開展，而中心點是爭取國民黨政府的二百萬軍隊。

4月12日　

同王稼祥復電朱德、彭德懷，指出：同意武安、涉縣由衛立煌派縣長，自衛再讓一步，但對龐炳勛軍隊進駐這兩縣應堅決拒絕。目前應力爭八路軍和中央軍的和好團結，朱總能否與衛立煌一晤〔2〕。

〔1〕一九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開太行、太岳、冀南地區高級干部會議，彭德懷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強調根據地財政經濟建設的重要性。

〔2〕一九四○年五月上旬，朱德到洛陽同衛立煌會晤。

同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致朱德電：請你于見衛立煌后即經西安來延安。“見衛立煌談話中心，在于強調團結抗戰，緩和中央軍中一部分頑固派的反共空氣，向他們聲明，只要中央軍不打八路軍，八路軍決不打中央軍，決不越過汾離、臨屯〔1〕漳河之線以南，要求他們也不越過該線以北。”

同日　

關于對蔣介石推動中間派（這里指地方實力派）向八路軍、新四軍進攻應采取的方針問題，為中共中央書記處及中央軍委起草致陳光、羅榮桓，彭雪楓，劉少奇等電，指出：當地方實力派迫于命令向我進攻時，八路軍、新四軍應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條件下，先讓一步，求得妥協；當他們不顧一切向我進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時，應對其一部分給以堅決打擊，作為警告，然后仍求得妥協。只有中間派轉變成了堅決的不可變化的頑固派，才采取完全決裂徹底消滅的政策。國民黨中央軍來進攻時，八路軍、新四軍也應同樣采取上述方針。“中央軍各級官長中只有一部分軍官及政訓系統是頑固派，其他多是中間派，也有一部分進步派，決不能把中央軍看成都是頑固派。”

4月13日　

致電彭德懷：“時局正在發展，可能日益壞下去，最后變為降日‘剿共’的極壞局面，然亦可能拖一個時期。如能拖到一年，那時國際國內條件均將變化，某方〔2〕要降要‘剿’都困難，時局便有確定好轉希望。我們方針是力爭把目前局面拖下去，同時準備對付最壞局面。”

〔1〕臨屯，指臨汾、屯留。

〔2〕指國民黨方面。汾離，指汾陽、離石。

4月15日　

同王稼祥致電劉少奇、項英，指出：一、為對付韓德勤的進攻，第一一五師彭（明治）吳（法憲）支隊約一萬二千人，不日從魯蘇邊出動，向蘇北前進，估計約三星期內外可與劉少奇方面配合夾擊韓德勤。韓德勤是顧祝同〔1〕唯一嫡系，受我打擊后，顧有對皖南、江南新四軍采取壓迫手段之可能，望項英準備應付辦法。惟決不可先動手，應取自衛原則。二、左權、黃克誠率第一一五師第三四四旅共一萬二千人已從太行山出動，不日到冀魯邊界，隨時可調至隴海路南與彭雪楓配合作戰。

4月18日　

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項英電：“關于江南、皖南部隊應如何適當部署，由你們依情況決定。”“葉、張兩團〔2〕以留在江北發展為適宜，你們將來的主要陣地有移至江北之可能。”

〔1〕顧祝同，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三戰區司令長官。

〔2〕指葉飛領導的新四軍第一支隊原第六團和張道庸（陶勇）領導的新四軍第二支隊原第四團。

4月20日　

中共中央致電項英、劉少奇，指出：蔣介石、顧祝同的陰謀是想把新四軍江北、江南部隊全部陷死在蘇南敵后狹小區域，隔斷八路軍與新四軍之聯系，以求在適當時機消滅新四軍。皖北、皖東、淮南、蘇北是我軍在全國的最重要的戰略地區之一，是擊敗蔣介石把八路軍、新四軍全部困在敵后，消滅新四軍之陰謀的重要斗爭地區。因此，在與顧祝同的談判中，絕對不能答允四、五支隊和葉、張兩團南調〔1〕。葉、張兩團及蘇北全部均暫歸中原局指揮，部隊調動應依照中央的電令。至于江南部隊如何部署，由項英視情況自行決定。

4月21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致劉少奇、張云逸、鄧子恢〔2〕并告項英電，指出：你們不要提反對李品仙的口號，也不要提反對桂軍的口號，對桂軍進攻應取勸告及爭取的態度，不到必要時機與必勝地點，不要輕易同桂軍作戰。“目前中心是在淮南鐵路以東，肅清地方反共武裝，廣泛發動民眾，建立以各縣抗日聯防辦事處為名義的抗日民主政權，團結廣泛小資產分子及開明紳士加入政權，切不可由我一黨包辦。對淮南鐵路以西地方不可發動游擊戰爭”。

〔1〕一九四○年四月，顧祝同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軍全部南調，并要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到上饒談判，四月中旬，袁、顧開始談判。四月十六日，項英致電中共中央：“袁到上饒正求緩和，以我估計，江北部隊不南調，沖突仍不免，全國局勢日益惡化，我主張將近調江北之葉張兩團全部急返江南，以應大事變。”

〔2〕張云逸、鄧子恢，當時分別任新四軍參謀長兼江北指揮部指揮、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兼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

4月25日　

關于時局等問題，致電彭德懷：一、“時局一方面加重了投降危險，另一方面仍未喪失克服此種危險的可能性。”二、“國民黨的限共與磨擦政策不會改變，但目前還沒有與我黨立即分裂的意圖。”三、李品仙部仍在進攻新四軍，請令彭吳支隊速向蘇北前進，第三四四旅速向淮北前進。“蘇北、淮北、皖東是八路、新四兩軍最重要的生命線，彼既向我進攻，我自不能坐視”。四、“蔣邀周去頗迫切。邵力子使蘇，似尚有賴蘇救急之意。彼方財政經濟問題甚嚴重，軍隊戰斗力大減，人民離心力日增，蔣的文章并不好做。周去將給以團結抗戰之助力。”4月26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項英，陳毅并告劉少奇，張云逸，指出：“皖南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武裝斗爭中的自衛原則，并不是要限制自己發展，而是要放手發展，在放手發展中，如遇頑固派阻礙及進攻，則我站在自衛立場上堅決打擊之。在團結抗戰時期，我軍不應向友黨后方行動，而應向戰爭區域與敵人后方行動。在戰爭區域，特別是在敵人后方，我應放手發展武裝，建立政權，建立根據地，在有理有利有節條件下，堅決打擊阻礙我發展的反共頑固派。”4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聽取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關于廣東工作的報告。毛澤東在發言中說：廣東省委過去的工作成績是，發展了進步勢力，即發展了黨；爭取了中間勢力，主要在軍隊方面；同頑固勢力的斗爭也有成績。但沒有大力發展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是一個缺點。今后工作方針，應把發展黨領導的武裝力量作為發展進步勢力的中心，應將工作重心放在武裝工作和戰區工作。現在應上山還是下水呢？現在一切偏僻的地方都成為國民黨的地區，我們不要上山，而要下水，深入敵后活動。對于時局估計，要準備最壞局面，要在最壞一點上來布置工作。

4月　

同王稼祥等決定以第十八集團軍政治部的名義，公開出版發行《磨擦從何而來》小冊子。其中收集了《共黨問題處置辦法》等國民黨的六個文件，用事實和材料向社會披露磨擦問題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