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01）

1939年　

四十六歲

1月2日　

為八路軍總政治部主辦的《八路軍軍政雜志》創刊寫發刊詞。發刊詞指出：八路軍在一年半抗戰中，執行了“基本的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正確的戰略方針，堅持了與發展了華北的游擊戰爭，創立了許多敵后抗日根據地，縮小了敵人的占領地，鉗制了大量的敵軍，配合了正面主力軍的抗戰，延緩了敵人進攻西北的行動，興奮了全國的人心，打破了民族失敗主義者與悲觀主義者的錯誤觀點。“增強技術裝備，深研戰略戰術，正確地運用統一戰線政策，廣泛地進行爭取敵偽軍工作，由軍隊自身參加生產運動，這是八路軍在新階段中應該加重注意的重要問題”。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八路軍軍政雜志》創刊號，還刊載毛澤東題詞：“停止敵人的進攻，準備我們的反攻！”

1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討論汪精衛叛國投敵問題。毛澤東發言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目前主要目的，第一是消滅國民黨的軍隊與政權，第二是消滅共產黨的軍隊與政權。蔣介石最近在軍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動上都表現是進步的，但在進步中又要限制我們。蔣的政策是聯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來各地磨擦增加。我黨對目前事件511的方針是擁蔣反汪，須發出一個指示電。會議決定由張聞天起草指示電。會議還決定將華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一中央局，建議改名為西南局（一月十三日接受周恩來的提議，仍定名為南方局），以周恩來為書記。

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問題時，發言指出：六中全會后邊區工作要有一個推動，要從邊區議會做起，使邊區能應付困難環境，造成對外有好的影響。因此邊區議會要開，國民黨攻擊我們立異，我們為實行民主制度必須立異，否則不能表示我們的進步。議會名稱仍用參議會好。〔1〕邊區問題解決必須堅持下列原則：（一）邊區事情由我們辦；（二）保證民主制度。關于磨擦問題，發言指出，我們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會上說，重慶國民黨方面來電，提出邊區參議會是否改為準備會，并不向外宣傳。

1月13日　

就八路軍今后發展主要方向問題，同王稼祥復電周恩來、秦邦憲、何凱豐并告朱德、彭德懷，指出：“我們必須堅持與爭取向魯、皖及華中開展，但在目前磨擦很多、軍委會嚴令禁止八路軍入中原的時候，我正規部隊可暫緩去華中。”

1月17日　

在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開幕會上講話，指出：抗戰一定要有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是互相配合的。沒有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就不能實現民族主義，抗戰就不會勝利。邊區的進步主要表現在民主，而這民主又是蘇維埃在現階段的發展物，現在各階級、工農商學兵各界都可參加參議會。一九三九年邊區的施政方針是：大大發展國防經濟，發展農業手工業，改良人民生活；發展國防教育，辦初級的、中級的、高級的學校，開展識字運動，使邊區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準；大大發展國防的民眾運動，加強軍事訓練。

同日　

復信何干之〔1〕。信中說：“看了你的信，很高興的。我們同志中有研究中國史的興趣及決心的還不多，延安有陳伯達〔2〕同志在作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實地做去。我則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國戰爭史的材料，亦至今沒有著手。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將來擬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個態度，我以為是對的，尤其第二個態度。如能在你的書中證明民族抵抗與民族投降兩條路線的誰對誰錯，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義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義者贊揚一番，對于當前抗日戰爭是有幫助的。只有一點，對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過的）應采取不贊同態度，不使和積極抵抗政策混同起來。為抵抗而進攻，不在侵略范圍之內，如東漢班超的事業等。”

〔1〕何干之，當時任陜北公學的教授和中國問題教研室主任。

〔2〕陳伯達，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1月18日　

下午，在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作關于目前政治形勢的報告，指出：武漢失守了，但還沒有進到敵我相持的新階段，而是敵攻我守與敵我相持兩個階段中間的過渡時期。完成這個過渡需要三個條件：中國堅持持久抗戰并增強抗日力量；日本的困難增長；國際上給中國更多的援助。目前軍事、經濟、國內矛盾、國際環境都使日本更加困難，這就逼使日本不得不在一定時間停止其進攻。中國的抗戰，一方面更加困難，一方面更加進步，而進步一定壓倒困難。近幾個月來的國際形勢也對中國有利。報告最后指出：共產黨的任務，是要堅持抗戰，強固與擴大統一戰線。八路軍、新四軍的任務，主要是在敵后拖牛尾巴，配合國民黨軍隊的正面作戰。陜甘寧邊區要成為抗戰的堡壘，民主的模范。

1月20日　

為《論持久戰》英譯本寫序言，題為《抗戰與外援的關系》。序言說：“上海的朋友在將我的《論持久戰》翻成英文本，我聽了當然是高興的，因為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的這本小書，是一九三八年五月間作的，因為它是論整個中日戰爭過程的東西，所以它的時間性是長的。至于書中論點是否正確，有過去全部抗戰經驗為之證實，今后經驗也將為之證實。”“在偉大抗戰中，基本的依靠中國自力勝敵，中國的力量也正在發動，不但將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且將壓倒敵人而驅除之，這是沒有疑義的。但同時，需要外援的配合，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孤立戰爭的觀點歷史已指明其不正確了。”“因此我希望此書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利益，也為了世界利益。”

1月21日—30　

日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舉行。會議聲言仍要“堅持抗戰到底”，但按蔣介石的解釋，這個“底”就是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會議確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原則通過《防制異黨活動辦法》，決定設置防共委員會，嚴密限制共產黨和一切進步力量的言論和行動。

1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討論周恩來本日來電〔1〕，決定復蔣介石一電，說明取消共產黨和馬列主義絕對不可能，打斷蔣介石企圖取消共產黨的念頭。

1月22日　

中共中央復電周恩來，拒絕蔣介石提出的國共兩黨合并為一個大黨的主張，并要周恩來將中央復蔣介石電轉交蔣。中央復蔣電中說：“兩黨為反對共同敵人與實現共同綱領而進行抗戰建國之合作為一事，所謂兩黨合并則純為另一事。前者為現代中國之必然，后者則為根本原則所不許。”

同日　

為修改《陜甘寧邊區實錄》一書初稿，寫信給周揚〔2〕。信中說：“此稿李六如、和培元〔3〕各寫一半，我全未看。因關系邊區對外宣傳甚大，不應輕率出版，必須內容形式都弄妥當方能出版。現請你全權負責修正此書，如你覺須全般改造，則全般改造之。雖甚勞你，意義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書。”后來，毛澤東為《陜甘寧邊區實錄》題寫書名并題詞，題詞是：“邊區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是實施三民主義最徹底的地方。”

〔1〕周恩來一月二十一日致電中共中央：“蔣昨晚約我問延安有無意見，并又提統一兩黨事，我告以不可能，彼仍要我電中央請示，希望在全會中得回電”。

〔2〕周揚，當時任陜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

〔3〕李六如、和培元，當時分別是毛澤東辦公室秘書長、秘書。

1月25日　

出席在延安舉辦的陜甘寧邊區農產品展覽會開幕式并講話，指出：這個展覽會的意義很大。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產，一定能打垮日本帝國主義。在邊區，不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學校、黨政機關、軍隊都要參加生產運動。

1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討論生產運動與東北抗日聯軍問題。關于生產運動，毛澤東發言指出：一、準備工作。現在到春耕還有兩個月，要雷厲風行地不失時機地進行準備工作。二、進行生產動員。在二月一、二、三日進行生產動員，分配生產任務，并使各單位有余利以提高其興味。各機關學校等單位組織生產委員會。三、總的生產運動委員會，以林伯渠為主任，李富春為副主任。四、生產運動的意義，是在長期抗戰中實行自給自足等。在聽取關于東北抗日聯軍的報告后，毛澤東發言指出：東北義勇軍抗戰最久，有七年的歷史，現在雖只有一萬人，但成為很好的基礎。現在的問題是使中央同東北抗日聯軍建立聯系，首先派交通員并設法派電臺去。東北抗日聯軍，如果有好的領導，在有山村及反對民族敵人等條件下有發展的可能，否則也有削弱的可能。

1月27日　

關于駁斥國民黨誣蔑新四軍作戰不力的讕言，同王稼祥致電周子昆、賴傳珠〔1〕、袁國平，指出：“你們應將新四軍一年余作戰經過、勝利及艱苦奮斗的材料，整理電告重慶及此間，以便發表，并痛駁四軍作戰不力之說。”本日，又同王稼祥致電周恩來、秦邦憲、何凱豐、董必武，指出：國民黨對新四軍的誣蔑，“這是對新四軍之可能的新的壓迫之準備，望將新四軍作戰經過及勝利材料廣為公布，并痛斥新四軍游擊不得力之說”。

〔1〕賴傳珠，當時任新四軍司令部參謀處處長。

同日　

在八路軍延安總兵站檢查工作會議總結時發表講話，指出：檢查工作會議是一種領導方法，是最具體地學習領導方法。通過檢查工作會議，團結了干部，發揚了優點，克服了缺點。在講到學習問題時說：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里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學習的方法是“擠”和“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