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下（4）
8月4日 下午，在延安鳳凰山住處同張聞天商討對國防問題的意見。當天，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朱德、葉劍英，提出在同蔣介石談判時中共方面對國防問題的意見：“總的戰略方針暫時是攻勢防御，應給進攻之敵以殲滅的反攻，決不能是單純防御。將來準備轉變到戰略進攻，收復失地。”“正規戰與游擊戰相配合。游擊戰以紅軍與其他適宜部隊及人民武裝擔任之，在整個戰略部署下，給與獨立自主的指揮權。”“擔任游擊戰之部隊，依地形條件及戰況之發展，適當使用其兵力。為適應游擊戰性質，原則上應分開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依現時情況，紅軍應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為中心，向著沿平綏路西進及沿平漢路南進之敵，執行側面的游擊戰；另以一部向熱冀察邊區活動，威脅敵后方（兵力不超過一個團）。紅軍應給與必要的補充。”“發動人民的武裝自衛戰，是保證軍隊作戰勝利的中心一環。對此方針游移是必敗之道。”
〔1〕張沖，當時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第六部主任秘書。當時是參加國共兩黨談判的國民黨代表之一。
〔2〕葉，指葉劍英。
同日 致電葉劍英、彭德懷、任弼時，指出紅軍閩粵邊區部隊被國民黨軍陰謀繳械事件〔1〕，是極嚴重的教訓，紅軍各部都應引為深戒。
同日 收到朱德、周恩來等的來電，來電提出關于對日抗戰和紅軍主力出動抗戰的意見，準備作為同蔣介石談判的意見。
8月5日 關于紅軍參戰等問題，同張聞天復電朱德、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彭德懷、任弼時，指出：關于擔任一方面作戰任務問題，紅軍擔負以獨立自主的游擊運動戰，鉗制敵人大部，消滅敵人一部的任務。這是在一定地區內協助正面友軍作戰，而不是“獨當一面”。我們事實上只宜作側面戰，不宜作正面戰，故不宜以獨當一面的語意提出。關于使用兵力問題，應提出按情況使用兵力的原則，在此原則下，承認開拔主力。但須估計戰爭的長期性與殘酷性，以及陜、甘是我們的唯一可靠后方（蔣介石在陜、甘則尚有十個師）等問題。
〔1〕閩粵邊區游擊隊的領導人何鳴，對國民黨利用談判改編之機消滅紅軍的陰謀喪失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部隊在七月十六日被國民黨軍第一五七師包圍繳械。
同日 復電彭德懷、任弼時，指出紅軍出動抗日，主力仍以在韓城、宜川渡河為有利。
同日 同張聞天復電朱德、周恩來、秦邦憲等：“我們以為朱德同志以即去南京一行為有利。”〔1〕
〔1〕朱德、周恩來、秦邦憲八月五日致電張聞天、毛澤東，說他們反復考慮朱德目前去南京同國民黨談判問題，意見不完全一致，朱德本人認為他目前去南京較以后去有利。六日，朱德、周恩來從云陽鎮抵達西安，于九日與葉劍英一起飛抵南京，參加國防問題討論會，并同國民黨談判。
8月7日 寫完《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第三章第一節“矛盾統一法則”，并以此為講稿在抗大作過講演。這一節后來經作者作了部分補充、刪節和修改，以《矛盾論》為篇名收入《毛澤東選集》。《矛盾論》是作者繼《實踐論》之后，為了同一的目的，即為了克服存在于中國共產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文章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文章論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特別著力地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問題。文章說：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一事物區別于他事物的及每一物質的運動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質。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能帶主觀隨意性，必須對它們實行具體的分析。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教條主義者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絕對于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腦筋具體地分析任何事物。他們不了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了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文章論述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指出：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的矛盾則處于次要的和服從的地位。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文章說，對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研究，是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文章論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矛盾的同一性包含兩種情形：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轉化。矛盾的斗爭性是指兩個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互相斗爭。矛盾的斗爭貫串于過程的始終，并使一過程向著他過程轉化。對抗是矛盾斗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矛盾斗爭的一切形式。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斗爭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在同一性中存在著斗爭性。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斗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
8月8日 同張聞天致電彭德懷、任弼時：擬在紅軍開動時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同時討論作戰問題，地點在洛川。同日 為紅軍主力出動抗日事，致電彭德懷、任弼時：三個方面軍宜靠攏前進，凡事以謹慎為宜。8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各單位負責人參加的會議。在講話中指出：盧溝橋事變是中國大規模全國性抗日戰爭的開始。國民黨轉變已大進一步，但離徹底轉變還遠。目前還存在著嚴重的危機，即統治者怕群眾起來。蔣介石的抗戰決心是日本逼起來的，應戰主義是危險的，在華北實際是節節退卻。在談到紅軍時說：紅軍今日以前是準備調動，今日以后是實行開動。紅軍應當實行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必須保持獨立自主的指揮，才能發揮紅軍的長處，集團的作戰是不行的。同時還要估計到特別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無，應有戒心，保障紅軍之發展擴大。他還對此前的八條抗日救國綱領提出補充意見，成為十條。同日 致電紅軍前方總指揮部，強調紅軍開動必須走韓城。8月10日 致電彭雪楓，指出：同各方接洽，在積極推動抗戰的總方針下，要有謙遜的態度，要向他們請教各方面的情況，不可自夸紅軍的長處，不可隱瞞紅軍若干不應該隱311937年8月瞞的缺點。應向各方著重說明紅軍“只宜于在總的戰略下進行獨立自主的指揮，不宜于以戰役戰術上的集中指揮去束縛它，致失去其長處”。與閻錫山交涉紅軍出動路線問題，請他同意紅軍由韓城渡河，經蒲縣、孝義、汾縣開赴抗日前線。立即開設太原公開辦事處，以你為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