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下（2）

7月18日　出席延安市抗日救國會召開的延安市援助平津抗戰將士市民大會，報告盧溝橋事變的經過及最近情況。

7月23日　寫《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文中指出抗戰存在著兩種方針、兩套辦法和兩個前途。兩種方針，一種是堅決抗戰的方針，另一種是妥協退讓的方針。兩套辦法，一套是動員全國人民、全國軍隊，爭取廣泛外援的辦法，具體地說就是要實現八大綱領，另一套是與此相反、不實現八大綱領的辦法。兩個前途，一個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一個是日本帝國主義占領全中國、中國人民都做牛馬奴隸的前途。文章號召一切愛國的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團結起來，全國的愛國同胞、愛國軍隊、愛國黨派團結起來，堅決地實行第一種方針，采取第一套辦法，爭取第一個前途。這篇文章編入《毛澤東選集》。

〔1〕彭雨峰，即彭雪峰，當時受中共中央派遣在山西等地做統一戰線工作。

7月24日　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甲）恩來已到滬，不日回陜。事情還沒有弄妥，改編事待周回后再定。（乙）華北事已妥協，仗暫時打不起來。黨已發宣言反對妥協，紅軍暫時不發電為宜，待周回后再說。

7月25日　致電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紅軍各首長已集云陽（朱總亦去）討論改編，現令他們等你們回來討論決定。”“蔣對紅軍辦法不能接受，只有拖之一招。”

7月28日　關于紅軍改編問題，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甲）請你們即去云陽商定改編。（乙）由云陽回西安后，以根據朱、彭、林、賀、蕭、劉、張、徐〔1〕諸將領意見告蔣鼎文〔2〕以下之各點，請其轉達蔣介石：（一）八月十五號前編好，二十日出動抗日。（二）三個師以上必須設總指揮部，朱正彭副，并設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不要康澤〔3〕），以便指揮作戰。（三）三個師四萬五千人，另地方一萬人，設保安正副司令，高崗〔4〕為正，蕭勁光為副，軍餉照給。（四）主力出動后集中作戰，不得分散。（五）擔任綏遠方面之一線。（六）刺刀、工具、子彈、手榴彈等之補充。”

〔1〕朱、彭、林、賀、蕭、劉、張、徐，指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蕭勁光、劉伯承、張浩、徐向前。

〔2〕蔣鼎文，當時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

〔3〕康澤，當時任國民黨政府漢口禁煙緝私處主任。

〔4〕高崗，當時任中共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政治委員。

7月29日　北平失陷。三十日天津失陷。

7月　寫《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第二章第十一節“實踐論”，并以此為講稿在抗大作過講演。這一節后來單獨成篇，以原題為篇名編入《毛澤東選集》。《實踐論》是為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中國共產黨內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錯誤而寫的。這篇文章以認識和實踐的辯證關系為核心，全面地闡明實踐作為認識的來源、動力、標準對于認識的基礎地位和主導作用，指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社會實踐，實踐是認識的來源，是推動認識發展的動力，是檢驗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文章論述了基于實踐的關于認識的發展過程，即從實踐中產生感性認識，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從理性認識又回到實踐。“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文章論述了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相互關系，指出：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于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無數相對的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真理。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文章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表現形式及特征作了分析，指明教條主義者不承認認識依賴于實踐，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經驗主義者不承認革命理論對革命實踐的指導作用，他們尊重經驗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文章從哲學的高度，指出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本質，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實踐論》同本年八月寫出的《矛盾論》，都是毛澤東最重要的哲學著作，為形成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8月1日　出席在延安召開的陜甘寧邊區第一屆抗戰動員體育運動大會，并發表演說，指出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華北當局動搖不定，沒有抗戰決心和壓制民眾的愛國抗日運動所致，我們現在只有一個方針，就是堅決打日本。號召同志們準備出發到河北去，到抗日的最前線去，把我們這里的方針與辦法帶到全國各地去，把我們的決心帶到抗日最前線去。六日，抗戰動員體育運動大會閉幕，毛澤東在閉幕詞中提出，要努力學習軍事體育來武裝我們的手足，學習政治來武裝我們的頭腦。

同日　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認為依當前敵我情況，紅軍作戰必須堅持以下兩條原則：“（甲）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乙）依上述原則，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游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余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并說，以上原則，請與各同志商定，并準備攜告國民黨。

同日　同張聞天致電朱德、周恩來轉彭德懷、任弼時：紅軍抗日出動的路線、兵力和作戰方針，不應請蔣介石決定頒發，只能待適當時機，由我們提出與之商定。

同日　在收到張沖〔1〕關于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即飛南京共商國防問題的急電后，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等：“擬復以朱、周、葉〔2〕三人赴京，如何盼復。”

8月3日　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并告葉劍英：“此次赴寧，須求得下列問題一同解決：（一）發表宣言。（二）確定政治綱領。（三）決定國防計劃。（四）發表紅軍指揮系統及確定初步補充數量。（五）紅軍作戰方針。”

同日　收到朱德、周恩來草擬的中共方面準備向南京國防會議提出的提議案，共十九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