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上（08）

7月1日

同朱德、周恩來、林伯渠等到機場歡迎由王若飛陪同從重慶飛抵延安的六位國民參政員褚輔成、黃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王云五因病未能同行）。

7月2日

下午，在楊家嶺會見褚輔成等六參政員，聽取他們述明來意和對國內問題的意見。陪同會見的有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褚輔成等六人說明他們對于國際6861945年

7月國內局勢的看法，認為國內團結有絕對的必要，并指出國共雙方都有愿意恢復談判的表示。毛澤東接著說：雙方的門沒有關，但門外有一塊絆腳的大石擋住了，這塊大石就是國民大會。晚上，出席中共中央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為歡迎褚輔成等舉行的宴會，并陪同他們出席文藝晚會。

7月3日

下午，與周恩來同章伯鈞、左舜生談話。晚上，同朱德、周恩來、林伯渠到褚輔成等六參政員下榻的陜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同他們繼續會談。本日會談情況，黃炎培《延安歸來》中有如下記載：“今天談話時間特別長，談到的事項特別多。各抒所見，但不涉辯論，盡大家自由發表。結果約定由中共方面把意見寫出來，明日公開閱看。”

7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通過《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六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

同日

在楊家嶺住處會見褚輔成等六參政員，進行第三次會談，毛澤東將中共方面整理的《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六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交褚輔成等。會談記錄包含兩部分內容：一、褚輔成等與中共方面同意下列兩點：停止國民大會進行；從速召開政治會議。二、中共方面之建議，其中說“在國民政府停止進行不能代表全國民意的國民大會之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同意由國民政府召開民主的政治會議”，并提議在政治會議召開前，應對這一會議的組織、性質、議程以及釋放政治犯等作出確定。毛澤東對中共方面之建議作了說明。晚上，出席在王家坪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舉行的為褚輔成等六參政員餞行的宴會。在近幾天與黃炎培等的交談中，有一次毛澤東問黃炎培的感想怎樣？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7月5日

同朱德、周恩來、林伯渠等到延安機場歡送褚輔成等六參政員飛返重慶。

同日

復電王震、王首道，指出：“你們決定南進是正確的，沿途除必要休整時間外不宜停留過久。沿途如有有利和可靠之人民武裝應酌量派出些干部散布種子，助其擴大，主力不宜浪戰過分損耗精干力量。”并告張啟龍、文年生兩部已到晉西北，不久渡汾河南下。

7月7日

褚輔成、黃炎培等六參政員見蔣介石，報告延安商談結果，并將從延安帶回的會談記錄交王世杰。

7月7日—20日限民參政會四屆一次會議在重慶舉行。中共參政員拒絕出席此次會議，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第一天會議到會人數之少，為歷屆參政會所未有。

7月10日

新華社發表毛澤東寫的評論《評蔣介石參政會演說》。評論指出：蔣介石在第四屆國民參政會開幕時說什么政府對于國民大會召集有關的問題，擬不提出任何具體的8861945年

7月方案，而要聽取參政會的意見。這表明所謂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一件公案，大概就此收場了。這件公案和帝國主義者赫爾利有關系，他是極力慫恿蔣介石干這一手的。蔣介石今年三月一日的演說，赫爾利四月二日的聲明，在以中國人民為犧牲品的共同目標下，一唱一和，達到了熱鬧的頂點。從此以后，似乎就走上了泄氣的命運。反對者到處皆是，不計其數。評論警告蔣介石及其一群：“對于違反人民意志的任何欺騙，不管你們怎樣說和怎樣做，是斷乎不許可的。”這篇評論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赫爾和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

7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擬定準備提交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央各部委負責人名單：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總政治部主任劉少奇，總參謀長葉劍英（后改為總參謀長彭德懷、副總參謀長葉劍英）；中央組織部部長彭真（兼中央黨校校長）；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副部長陳伯達；中央社會部（中央情報部在內）部長康生；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籌備會主任周恩來；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張聞天，副主任何凱豐；中央職工委員會主任鄧發；中央婦女委員會主任蔡暢；中央青年委員會主任馮文彬。

同日

新華社發表毛澤東寫的評論《赫爾利政策的危險性》。評論指出：赫爾利四月二日在華盛頓所發表的聲明，宣稱美國只同蔣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這是代表美國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見，但這是錯誤的而且危險的意見。以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危險性，就在于它助長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增大了中國內戰的危機。“假如赫爾利政策繼續下去，美國政府便將陷在中國反動派的又臭又深的糞坑里拔不出腳來，把它自己放在已經覺醒和正在繼續覺醒的幾萬萬中國人民的敵對方面，在目前，妨礙抗日戰爭，在將來，妨礙世界和平。”這篇評論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

7月14日

對八路軍前方總指揮部轉來的一份關于開辟河西地區工作的請示電，寫如下批語：“請劉、鄧〔1〕商彭、滕〔2〕擬復。由冀魯豫調得力人率大部西渡，負責開辟鄭州、許昌、郾城與新黃河間廣大地區，甚為必要。”

〔1〕劉、鄧，指劉伯承、鄧小平。

〔2〕彭、滕，指彭德懷、滕代遠。

7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議決定：林楓等十六人為晉綏分局委員，林楓為書記；組織呂梁區黨委，以張宗遜等九人為呂梁區黨委委員，張宗遜為書記；成立呂梁軍區，以張宗遜為呂梁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羅貴波兼政治部主任，解學恭為參謀長。

同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河南區黨委電，指出：“你們今后作戰方針，是向西防御，向東向南進攻（即對頑占區取防御方針，對敵占區取進攻方針），以求利用時間北與太岳、太行，東與渡新黃河西進之冀魯豫部隊，南與五師部隊完全打成一片，逐步地爭取數百萬群眾，擴大民兵、游擊隊與主力軍（在財力許可下），建立可靠的軍事、政治、經濟基礎”。如不能完成上述任務，我黨在河南就將處于失敗地位。完成上述任務依靠你們現有力量，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這是必要的與有益的。

7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決定鄂豫區擬成立中央局，領導新西軍第五師及王樹聲、戴季英領導區域的工作，徐向前病愈后去任中央局書記，傅鐘任該戰略區政治部主任。

同日

新華社發表毛澤東修改的評論《新華社記者再評赫爾利政策》。毛澤東加寫了一段話：“為了共同戰勝日寇與建設世界和平，我們希望一切原以平等待我的公正的美國輿論界、政府人員及軍隊人員積極起來糾正赫爾利式的錯誤政策，因為這個政策的結果只會拖延對日戰爭的勝利與破壞世界和平。”

7月21日

國民黨軍胡宗南部對陜甘寧邊區淳化縣爺臺山八路軍防地發動進攻。國民黨軍的進攻不斷擴大，八路軍于二十七日撤出爺臺山地區。

7月22日

新華社發表毛澤東寫的關于時局的評論《內戰危險空前嚴重》。評論指出：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已于二十日閉幕，整個會議所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國民大會問題，十九日通過一個決議案。這個決議包含了某些妥協性，但是并未變更國民黨要召開國民大會的反動計劃。國民大會這個法寶仍然拿在獨裁者手里，他想什么時候使用都由他，而且即使沒有國民大會仍然可以打內戰，中國人民絕對不可稍有疏忽與大意。“只有三個條件可能改變中國的政治形勢：第一個，解放區軍民一致團結起來，堅決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堅決制止內戰；第二個，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院主力量一致團結起來，堅決反對內戰；第三個，英、美、蘇三國在東方問題上團結一致，反對中國的內戰。中國人民應該為爭取三個條件，反對內戰危險而奮斗。”

同日

致電中共中央重慶工委委員徐冰、劉少文，指出：“蔣一切布置都是準備反共的，內戰危機空前嚴重，望將延安反內戰新聞在大后方設法傳播，這些新聞的措詞將使中間派認為太尖銳，但日后將證明我們意見之正確性。”“望用最大注意力布置云、貴、川三省農村據點，準備將來打游擊，不使我黨在國民黨發動內戰時處于完全挨打與束手無策的地位。”本日，再致電徐冰、劉少文，告知胡宗南由河南前線及西安等處調動四個軍的兵力，開到陜甘寧邊區邊境三原、淳化一帶，其一部已襲入我關中地區，內戰危機突趨嚴重，讓他們向邵力子提出質問，要求制止內戰。

同日

致電王震、王首道，指出：“蔣介石一切準備都是反共的，內戰危險空前嚴重。”“你們的唯一任務是爭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時間，在粵北、湘南創立五嶺根據地，并與廣東我軍連成一片，準備于內戰時牽制南方一翼。”不要希望在瀏陽、醴陵、衡陽、寶慶（今邵陽）一帶建立根據地，蔣介石必于日軍失敗后出死力鏟除這些根據地，那時將使我軍處于不利地位。“謙虛謹慎，不驕不躁，是全黨應取的態度。謙虛則不驕，謹慎則不躁，驕與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敵。希望你們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凡事要設想一切可能的困難，只有對一切困難有了充分精神準備，才能想出克服困難的辦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同日

致電張啟龍、文年生：渡汾河戰役雖有損失，但已勝利通過，此次經驗對于以后行軍作成將有幫助。已令王震、王首道率部南開，直達粵北。“你們目的地亦是湘南、粵北，在不使部隊過于疲勞條件下應注意酌量縮短行軍過程，爭取在陽歷年底到達五嶺與二王會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