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

19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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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會議討論關于提議召開各黨派代表會議成立聯合政府,關于王震等是否率部南下,關于開展滿洲工作,關于建立城市工作部等問題。關于國民黨變不變,倒不倒的問題,毛澤東說:變而不倒與先變后倒均有可能。以蔣介石的愿望,國民黨一定要打共產黨的,可能不打是五個方面的條件,即美國、日本、共產黨、人民及國民黨內部。我們的政策放在爭取不打,爭取國民黨變,這樣才有文章可做。會議決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部于十月南下發展湘、鄂、贛等地的工作;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區黨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員會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為部長、劉曉為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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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關于提出改組國民政府成立聯合政府問題,致電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指出:“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張時機已經成熟,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代表,開國是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統治。然后由新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貫徹抗戰國策,實行反攻。估計此項主張國民黨目前絕難接受。但各小黨派、地方實力派、國內外進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開明人士,會加贊成。因此,這一主張,應成為今后中國人民中的政治斗爭目標,以反對國民黨一黨統治及其所欲包辦的偽國民大會與偽憲。”“望你們在起草回答張、王的信中加上此項主張,以說明這是我們對于實施民主政治的具體步驟和主張。”“在這次參政會中,如取得小黨派及進步人士同意,可將是項主張作成提案”。五日,董必武、林伯渠出席第三屆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提出這次大會應著重討論國共談判、召開國是會議、成立各黨派民主聯合政府等問題。

同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門的指示,指出:“地委以上各級黨部須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黨委與上級城市工作部領導下,專門負責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他任務。其負責干部,應根據城市工作與根據地工作為當前同等重要的兩大任務之原則來配備,要真能負責指導爭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萬群眾,瓦解偽軍偽警,以準備武裝起義之艱巨工作。”

同日

中共中央關于開展滿洲工作問題,分別對晉察冀分局、山東分局發出指示,指出滿洲工作之開展,不但關系中國未來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緩之緊急任務。指示晉察冀分局及冀中區黨委、冀熱區黨委,山東分局及膠東區黨委各成立一滿洲工作委員會,負責動員和領導一切可能的力量開展滿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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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報》發表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社論《采用新的組織形式與工作方式》。社論指出,選舉與獎勵勞動英雄與模范工作者,這是推動和改進工作,產生和培養干部及聯系群眾的一種好方法,是當前各種工作中可以普遍采用的新的組織形式與工作方式。毛澤東為社論加寫的一段話中說:“但敵后必須以戰斗英雄、民兵英雄與勞動英雄、模范工作者并重,并且戰斗英雄與民兵英雄還應放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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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到達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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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報》發表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關于在國民參政會開幕會上蔣介石氏說話不當的新聞稿,批評蔣介石用武斷的詞令,掩飾目前的軍事危機,大唱其無條件的統一論,不講民族的解放。毛澤東在加寫的文字中指出:“這種將一切都統一于國民黨、統一于寡頭政治的統一論,是與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在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統一的民主統一論,針鋒相對的,其中包含了陰風慘慘的殺機。”

同日

致電張云逸、饒漱石,羅榮桓、黎玉,鄧小平、滕代遠等:第三黨張云川等已離渝赴北平,準備到各根據地訪問,望妥為招待,給以參觀訪問之便利。

同日

電告晉西北、晉察冀:美軍觀察組上尉考林、中尉瓊思二人將于最近分赴晉綏邊區及晉察冀邊區,考察地形、建立情報網和了解爆破工作實施之范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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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中央警備團為張思德舉行的追悼會。張思德是中央警備團戰士,九月五日在安塞石峽峪燒木炭時犧牲。毛澤東題寫挽詞:“向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張思德同志致敬”。并在會上講話,闡述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意義,指出:“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這個講話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為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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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劉少奇復電張云逸、饒漱石、曾山,指出:“機場筑好后,大批美軍人員陸續飛來軍部及各師,我們應表歡迎”。“雖可能引起日寇‘掃蕩’,但比較全局,利多害少。放手與美軍合作,處處表示誠懇歡迎,是我黨既定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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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電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參政會報告兩黨談判〔1〕時,林準備根據周談話〔2〕及復張、王信,對國民黨反動意見加以駁斥,并宣傳我抗戰成績、力量與合理要求,是對的,國民黨提示案根本不提抗戰需要,我黨合理要求則全是根據抗戰需要,這是雙方根本不同點。”“根據來電,各小黨派、地方實力派擬和我黨聯合提出改組政府,請你們考慮現在我黨中央單獨向參政會提出是否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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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電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如與納爾遜〔3〕、赫爾利見面提及援助事,望提美國援華軍火至少應以二分之一給八路軍新四軍,亦即國共平分,不再提三分之一,因不論戰績、兵力、地位共都優于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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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山東審干問題,復電羅榮桓、黎玉、蕭華,指出:“延安審查干部經驗中,在初期有許多是過左的,后來已糾正,你們不要重復,山東應該穩重謹慎地去作,凡無充分可靠證據,不要輕信某人為特務,要把特務、叛變、自首、黨派及犯錯誤等項分別看待,嚴重嫌疑分子(有證據者)可以暫時逮捕候訊,但為數應極少,尤要堅持一個不殺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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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十四日來電,指出:(一)關于美國物資分配,不管將來事實上之結果如何,我們應在原則上主張按照抗戰成績(我軍打擊敵偽六分之五)為標準,不應按照現有兩黨軍隊數量為標準,因此我們應主張至少兩黨平分援助物資,前電所說至少三分之一不恰當,請改正。(二)小黨派既不贊成我黨單獨向參政會提出改組政府,即請作罷。至于林報告談判經過時是否應當順便提到此點則請你們酌情決定,但在再復張治中、王世杰的信中則必須正面提出。

1〕指中共談判代表林伯渠準備在國民參政會作關于國共談判的報告。

2〕指周恩來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對新華社記者發表的關于國共談判的談話。

3〕納爾遜,當時任美國國務院戰時生產局局長,隨赫爾利來中國。

同日

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大會上報告四個多月來國共談判經過,強調提出挽救目前抗戰危機準備反攻的救急辦法,是必須對國民黨政府的機構、人事、政策迅速來一個改弦更張,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的局面,由政府召開各黨各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參加的國是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

918

復林伯渠、董必武十六日關于國民參政會開會情況的來電,指出:嚴肅批評,并指蔣名,甚為必要。如五參政員決定來延安〔1〕,最尖銳的批評可以暫停,但決不可作為條件,只可說如五參政員去延安及國民黨態度改善,延安批評自然會和緩。本日,致電林伯渠、董必武轉胡政之、王云五、冷遹、傅斯年、陶孟和五參政員:“聞五先生決定來延,甚表歡迎,敬祈早日命駕為禱。”

1〕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國民參政會決議,由參政員冷遹、胡政之、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五人組成延安視察團,赴延安視察,并于返渝后向政府提出關于加強全國統一團結之建議。后來,一九四五年七月到延安與中共會談的參政員是六位,即褚輔成、黃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辦公廳在中央大禮堂舉行的招待八路軍留守兵團全體模范學習代表及從敵后轉戰歸來參加整訓的各部隊戰斗英雄代表的大會,并講話。講話指出:“武漢失守以來,特別是最近二年以來,中國抗戰形勢發生了顯著的巨大的變化。現在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人民部隊抗擊了在華的敵偽軍六分之五,國民黨只打了六分之一。豫湘戰役,敵人如入無人之境,情形極為嚴重。中國不亡,是由于有了我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主要地由我們支持了抗戰局面。這就是今天中國的抗戰形勢。”“軍隊要有統一領導和紀律,才能戰勝敵人。正確的自我批評,對于領導和紀律,不但不會削弱它,而且只會增強它。”“與人民利益適合的東西,我們要堅持下去,與人民利益矛盾的東西,我們要努力改掉,這樣我們就能無敵于天下。我們的軍隊一向就有兩條方針:第一對敵人要狠,要壓倒它,要消滅它;第二對自己人、對人民、對同志、對官長、對部下要和,要團結。這是黨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針,也是全體人民所要求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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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會議討論形勢、國共關系、審干等問題。毛澤東發言說:現在重心有逐漸轉移的趨勢,我們自己常常估計不足。這次參政會公開,對我們是有利的,逼得蔣介石發表雙方的文件。現在在全國面前暴露了中國有兩個平等的東西,不是一大一小。十二條原則上提得對的,但未想到改組政府。現在時機成熟,時局變化得很快。這次參政會,“破壞抗戰”、“危害國家”已不敢提了。中共威信在大后方之高,是全國、全世界注意的問題,現在要解決中國問題,必須估計到我們。審查干部問題,結論不忙作,待整個甄別工作告一段落后,再由中央討論一次。因為搞錯了許多人,所以對于“搶救”我有些懷疑,亂子就出在這里,以后“搶救”二字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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