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09）

8月8日

在中共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講話，指出：這次黨校一共開六門課，就是整頓三風、審查干部、黨的歷史、馬恩列斯著作、軍事課和文化課。通過學習，要達到季米特洛夫所說的干部的四條標準，即無限忠心，聯系群眾，有獨立的工作能力和遵守紀律。學好了以后，要干兩個革命，一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一個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個革命都要在我們手里完成，我們這一輩子就干這兩個革命。還指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愛民”，是為了從老百姓身上取東西，是為了剝削，所以，反動統治階級的“愛民”同愛牛差不多。

8月11日

為抽調干部送延安學習問題，致電彭德懷：“請你和劉、鄧、楊、黃〔1〕等說通，從直屬機關、學校，從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抽調好的真正可造的高級、上級干部五百左右送延學習，其他大批中級干部及犯錯誤有嫌疑而前方不好處的人亦可送延，但不在此數目內。邊區物質條件增加二三萬兵、一二萬干部不成問題。邊區今年雨量充足，可望豐收。”

〔1〕劉，指劉伯承。鄧，指鄧小平。楊，指楊秀峰，當時任晉冀魯豫行政委員會主席。黃，指黃鎮，當時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政治部副主任。

同日

關于發動反對中國法西斯主義的運動，同周恩來致電董必武，指出：“邊區軍事雖稍緩和，但國民黨的武裝準備并未放松，其宣傳斗爭則更加緊，各地參議會、新聞、文化、婦女等團體請解散中共電，已有十多處，中央社更發反共社論、專電動員輿論。”“此間除繼續廣播評《中國之命運》各文外，擬于八、九兩月發動反中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通電全國，主張取消各種特務組織，嚴禁傳播法西斯主義思想，以揭穿蔣記國民黨實質，并教育自己。”電報同意重慶、桂林的文化界進行反壓迫的抗議，并指示重慶《新華日報》和《群眾》雜志應“多登載反法西斯主義文章，以開展思想斗爭”。

8月12日

致電聶榮臻及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各同志，指出：“擁政愛民是紅軍以來優良傳統，任何區域均須執行”。“你們正須徹底執行擁政愛民政策，特別是軍隊干部對于黨政民的一種驕氣、傲氣必須深刻檢討，開展自我批評，才能使軍隊與黨政民打成一片更好地對付敵人。”

同日

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致晉察冀分局電，告知政治局重新決定晉察冀分局及軍區的主要工作人員。分局以聶榮臻為書記，程子華、劉瀾濤為副書記。聶來延期間，程子華代理書記。軍區以聶榮臻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蕭克為副司令員，程子華、劉瀾濤為副政治委員。聶來延期間，蕭克代理司令員，程子華代理政治委員。北岳、冀中兩區黨委取消，兩區工作集中于晉察冀分局。

同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致晉察冀分局電，指出：“支持斗爭與保存干部均屬重要，如對保存干部認識不足，將犯嚴重錯誤。你處前送干部好的重要的甚少，茲決定由你們從直屬機關、學校（抗大、黨校）及北岳、冀中、平北各區抽調好的高級、上級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安學習”，“最好的中級干部亦可選一部分”。

同日

關于廣為散發《國共兩黨抗戰成績的比較》小冊子，同周恩來致電董必武：“國共兩黨抗戰成績的比較及共產黨抗擊的全部偽軍概況兩文件即用戰報發你處，收到后速即抄送史迪威爾〔1〕及英、美、蘇各使館，然后將第一件的第五條（關于敵軍編制、裝備）刪去，連同第二件合印一小冊，題為國共兩黨抗戰成績的比較，向各界及外埠廣為散發。請注意利用此有力文件作宣傳，延安將于數日內發表。”

8月13日

致電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電報指出：“蔣介石及國民黨進攻邊區的陰謀，雖因我們的揭穿，有準備，及外國人的干涉而暫時停止，但他們的陰謀并未放棄，同時在全國廣泛發動要求解散共產黨的輿論。”“蔣之代表張治中在周恩來、林彪兩同志離渝前，非正式地告訴他們，說國民黨在國際解散后擬有兩個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軍權、政權以取得黨的合法化，一是國共兩黨合一。據今年七月統計，全部在華日軍三十六個師六十萬人，國民黨只抗擊二十五萬人，共產黨抗擊了三十五萬人。全部汪精衛、王克敏〔2〕的偽軍六十二萬人（大部分是蔣介石軍隊投敵偽化的），國民黨只牽制了廣東方面的六萬人（但并不攻擊他們），在華北、華中五十六萬偽軍，均為共產黨所抗擊，國民黨對之一槍不打。”“我黨政策是盡一切方法避免和國民黨破裂，避免大內戰，同時揭露國民黨的抗戰不力與反共陰謀，對抗國民黨的反共言論，并準備自衛實力。”

〔1〕史迪威爾，即史迪威，當時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任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中國戰區盟軍參謀長。

〔2〕王克敏，當時任汪精衛偽政府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

8月15日

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以中央文件正式公布毛澤東關于審查干部和肅清內奸的九條工作方針。決定指出：“這一次我黨在整風中審查干部，并準備進一步審查一切人員，不稱為肅反，不采取將一切特務分子和可疑分子均交保衛機關處理的方針，而采取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的方針”。“上述首長負責的整個方針，是和內戰時期曾經在許多地方犯過的錯誤的肅反方針根本對立的。這個錯誤方針，簡單地說來，就是逼、供、信三字。”“這種錯誤思想的余毒，在許多干部中特別是在保衛工作干部中，至今還是嚴重地保存著。只有采取上述首長負責的整個方針，才有充分可能肅清這種主觀主義的錯誤思想，而使這次審查干部乃至審查一切人員，達到最妥善最徹底之目的。”決定對九條方針逐條作了詳細闡釋。

8月16日

關于抽調干部到延安學習問題，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致鄧小平轉太行分局各同志電，希望他們按照中央關于保存干部給晉察冀分局電報的精神正確地處理這一問題，“即是將全部干部分為支持斗爭與保存學習兩部分，而從直屬機關、學校（抗大、黨校等）及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各區抽調好的有造就前途的高級、上級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學習”。

8月20日

致信胡喬木，指出：一九四二年四三決定“宜選入黨史文件”，《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由康生交你。“黨書〔1〕請于九月五日前印出，以便交去華北干部帶去敵后”。

8月22日

致電賀龍，告知：（一）呂正操部于二十五日前后分南北兩縱隊過同蒲路，呂正操與聶榮臻同來，請準備一切；（二）南線平靜，目前不至有戰事；（三）為準備應付明年的戰事及可能的旱災（太行區今年旱災甚重），陜甘寧、晉綏兩邊區糧食及財政須作妥善籌備。

同日在中共駐重慶辦事處關于《質問國民黨》一文發表后的反映材料上批注：“過去宣傳總是不痛不癢，唯獨此次打到痛處，故能動員群眾壓倒反動派氣勢”。

8月23日

中國共產黨發表《國共兩黨抗戰成績的比較》和《共產黨抗擊的全部偽軍概況》兩個重要文件。新華社關于發表這兩個重要文件的電訊說：“共產黨方面于本日發表兩個重要文件，其一題名為《國共兩黨抗戰成績的比較》，其二題名為《共產黨抗擊的全部偽軍概況》。蔣介石先生在其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曾說：‘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今觀此二項材料，究竟真如蔣先生所說呢？還是相反：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凡屬國人，必須明辨之矣。”

8月27日

致電董必武：“如無突變，你可準備出席此屆參政會〔2〕，并爭取民主同盟對抗戰、民主問題取一致態度。”

〔1〕指在毛澤東主持下編輯的《兩條路線》。

〔2〕指第三屆第二次國民參政會，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在重慶召開。

8月30日

在關于胡宗南等對《解放日報》發表的批判《中國之命運》的文章爭相閱讀、讀后表現沉默的情況反映上，寫了以下批語：“請博古加印《評〈中國之命運〉》及愚民哲學〔1〕各一萬本，專發西安及沿途駐軍，并召集有關同志討論發散方法。”

8月30日、9月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聽取周恩來關于三年來大后方工作的報告。在三十日會議上，毛澤東講抗日時期黨的路線問題。他說：國民黨這次對我們的軍事進攻確實打下去了。現在他們準備下次進攻的部署。國民黨對我們的政治進攻，由于蘇聯羅果夫〔2〕發表文章反對國民黨要求取消中共，英、美也表示不滿，我們的堅決抗議和公開批評蔣介石及國民黨，現在蔣介石下令停止取消中共的宣傳。這次我們提出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這是被侵略國半殖民地的法西斯主義。我們同國民黨合作，是同被侵略國的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合作。同時這種法西斯主義是反共反人民的，它的政策是兩面政策，抗日與反共。我們對國民黨的斗爭是以斗爭求團結，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王明同志只要團結不要斗爭的路線是錯誤的。王明同志抹殺國民黨內部的區別，反對抗日陣線中有左、中、右之分，只分抗日陣線和非抗日陣線。他認為中國是被侵略國就沒有法西斯主義。現在證明國民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更加反動了，如出版《中國之命運》，調兵進攻陜甘寧邊區，同時又更軟弱了。毛澤東又說：王明同志一九四一年進中央醫院前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中央路線是錯誤的，《新民主主義論》要修改；兩年來他還向人宣傳中央路線是錯誤的。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決定繼續舉行政治局會議，展開討論抗日時期黨的路線問題。

〔1〕指艾思奇寫的《〈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一文。這篇文章發表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解放日報》。

〔2〕羅果夫，當時是蘇聯塔斯社中國公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