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04）

5月2日

劉志丹〔1〕靈櫬在志丹縣舉行公葬。毛澤東為新建的劉志丹陵園內的紀念碑題字，正面題寫“革命烈士紀念碑”，背面題寫碑文：“我到陜北只和劉志丹同志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的。”

5月4日

關于研究彭德懷寫的《論公營商店》一文〔2〕，致信賈拓夫。信中說：“彭德懷同志寫的這篇文章，在邊區是否可行？應否與如何改變現在公營商店的方針、性質？請你研究一下，并和高、賀〔3〕、陳云諸同志談論一番，以其意見寫出交我為盼！”“貿易公司就是公營商店，在此次高干會上是實現了彭文所指的方針的；其他機關、部隊的商店，實是私營商店，不過以公營為名而已，要使這類商店實行彭文方針，似是不可能的，因它們是以為本機關、部隊營利為目的，而真正的公營商店，是不以為自己營利為目的。”

〔1〕劉志丹一九三六年四月紅軍東征期間在山西三交鎮戰斗中犧牲。后葬于陜西子長縣瓦窯堡，一九四三年五月由瓦窯堡遷葬于志丹縣新建的陵園內。

〔2〕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彭德懷關于他寫的《論公營商店》一文致信毛澤東：“最近與華北來延某些干部談及公營商店未得到解決，特別冀魯豫、山東、太岳問題更多些，即延安最近會議雖然解決了許多問題，但金融政策及公營商店似還欠明確方向，我寫了一個《論公營商店》，請審閱，如無多毛病，請加以修改后，最好以社論名義發表。”

〔3〕高、賀，指高崗、賀龍。

5月5日

印度援華醫療隊巴蘇華大夫離開延安，動身回印度。行前，毛澤東、朱德等分別向他介紹中國抗日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經驗；并托他帶回中共中央致印共中央的信和毛澤東、朱德致印度國民大會的信，信中對印共積極致力于全民族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謀求民族獨立的工作表示關切和支持，對印度國民大會派遣醫療隊來華表示感謝。

5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委托高崗、賀龍〔1〕擬定在保安、太白鎮之間地區的開墾建設計劃。會議決定：從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內，留守兵團應著重注意進行軍事教育，由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擬交具體教育計劃；審查內奸工作從四月一日起分三期進行，每期三個月，在此項工作進行過程中必須反對官僚主義與粗暴方式。

5月8日

關于目前不要刺激國民黨等問題，復電周恩來并告林彪，指出：國民黨聯絡參謀徐佛觀、郭仲容已到延安〔2〕。“斯大林‘五一’聲明后國際形勢將好轉，第二條戰線今年可能開辟，今冬明春可能擊敗德國，國民黨可能對我好一點，目前彼方可能不發動宣傳攻勢，故我們不應先作公開聲明，只作文電聲明及口頭解釋。《解放日報》及各根據地報紙還是一點也不刺激國民黨。”

〔1〕高崗，當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賀龍，當時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和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2〕國民黨聯絡參謀陳宏謨、郭亞生一九四三年二月從延安撤回重慶，由徐佛觀、郭仲容接替他們的工作。

5月15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為適應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并考慮到各國斗爭情況的差異和復雜，需要各國共產黨根據本國的情況獨立地解決面臨的問題，作出《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

5月18日

關于在陵川、林縣一帶避免與國民黨軍發生沖突，致電彭德懷，指出：國民黨正在尋釁發動反我斗爭，因此我軍配合作戰部隊必須避免與國民黨軍隊任何沖突，避免給國民黨任何借口，該地敵、我、友三方情況如何望即報。

5月中旬

會見近日到達延安的國民黨聯絡參謀徐佛觀、郭仲容，同他們懇談國共關系問題，請他們向重慶、西安國民黨方面轉達共產黨精誠團結的意旨。

5月19日

復電周恩來，指出：太南作戰，日軍先攻孫殿英〔1〕、龐炳勛，后攻我第一二九師，孫、龐大敗，第一二九師奮戰半月，已獲勝利。我已電告彭德懷，“該地配合作戰之我軍部隊即速北撤（該地似已無國軍），不給國民黨任何借口”。

同日

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決定改派袁任遠〔2〕去榆林見鄧寶珊、高雙成，調整雙方關系，去前先來延安一次，并要國民黨聯絡參謀也派一人同去米脂視察一下當地情形。關于“七七”宣傳運動周，會議決定：由解放日報社編委會準備起草“七七”宣言；指定前后方主要負責同志準備在六月上半月前各寫一篇文章；由中宣部及總政編寫八路軍新四軍抗戰小冊子。

〔1〕孫殿英，當時任國民黨軍新編第五軍軍長。

〔2〕袁任遠，當時任綏德專署專員。

5月2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季米特洛夫五月二十日給毛澤東的電報。來電說，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將于五月二十二日公布關于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請中共中央急速討論這一提議，并將意見告知。會議決定：（一）先由毛澤東復電表示贊成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提議。（二）待共產國際公開宣布解散共產國際組織的提議后，中央再作決定。（三）將季米特洛夫來電內容轉告周恩來并告中央的處理意見，同時將此電發給北方局、華中局和晉察冀、山東、晉綏、太行四個中央分局。會議還決定今后防奸工作應遵照的六項原則：首長負責；自己動手；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教育干部。

同日

將季米特洛夫來電內容電告周恩來，并告知：“政治局會議于二十一日決定，完全同意此種提議。俟收到國際主席團正式提議后，當即發表中央的正式決定。你處收到國際主席團文件后應與各報同時在《新華日報》發表，但不作評論，俟收到中央決定后即公布中央決定，并發表擁護之社論。”

5月24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致周恩來電：“共產國際解散，中央即將開會討論中國的政策，請你即回延安，能交涉飛機回延更好。”

5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是在中央本日收到莫斯科《真理報》發表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后立即召開的。會議一致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并決定即日召開延安干部會議，由毛澤東主席傳達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提議和中共中央的決定。中共中央的決定指出：（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完全同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關于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自即日起，中國共產黨解除對于共產國際的章程和歷次大會決議所規定的各種義務。”（二）共產國際在它存在的時期中，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包括對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盡一切可能給予援助。但在現在的各種條件下，各國共產黨更加需要根據自己民族的特殊情況和歷史條件，獨立地解決一切問題，因此，“共產國際之解散，是比較其繼續存在，更加有利的”。（三）“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后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結果，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許多幫助；但是，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夠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共產國際的解散，將使中國共產黨人的自信心與創造性更加加強，將使黨與中國人民的聯系更加鞏固，將使黨的戰斗力量更加提高。”（四）“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而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中國共產黨人必將繼續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服務于我民族的抗戰建國事業。”

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集的延安干部大會。大會由任弼時主持，李富春傳達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接著，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澤東向大會作關于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他首先指出，共產國際的解散，是一件大事。他肯定了共產國際在它存在的整個歷史時期中，在幫助各國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黨上，在組織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事業上，特別是在幫助中國革命事業上，有巨大功勞。他接著指出，但是現在共產國際這個革命的組織形式，已經不適合斗爭的需要了，如果還繼續保存這個組織形式，便反而會妨礙各國革命的發展。現在需要的是加強各國民族共產黨，而無須這個國際的領導中心的必要了。共產國際的解散，不是為了減弱各國共產黨，而是為了加強各國共產黨，使各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這就增加了我們的責任心，每個同志都要懂得自己負擔了極大的責任，從而發揮高度的創造力。他強調指出，有兩種團結是絕對必要的，一種是黨內的團結，一種是黨和人民的團結，這些就是戰勝艱難環境的無價之寶。全黨同志必須團結在中央的周圍，只要共產黨人團結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強大的敵人，任何困難的環境，都會向我們投降的。黨的干部應當和廣大群眾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我們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們人人要有徹底的革命精神，我們不要有一時一刻脫離群眾。只要我們不脫離群眾，我們就一定會勝利”。

同日

致電周恩來：“中央對國際解散共產國際的建議已作出決定，即日由戰報發來，你收到后，除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外，并請即交塔斯社駐渝代表，請他們全文發莫斯科，此間不再發去。《解放日報》另有社論一篇，亦將發給你”。

5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通過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央關于一九四三年翻譯工作的決定》。決定指出：翻譯工作尤其是馬列主義古典著作的翻譯工作，是黨的重要任務之一。延安過去一般翻譯工作的質量，極端不能令人滿意。為提高高級干部理論學習，許多馬、恩、列、斯的著作必須重新校閱。中央指定何凱豐、秦邦憲、張聞天、楊尚昆、師哲、許之楨、趙毅敏等組成翻譯校閱委員會，由何凱豐負責組織這一工作的進行。今年要首先校閱黨校所用全部翻譯教材及譯完西方史兩冊，以應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