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

12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會議決定：在中央書記處之下設立圖書室，征集時事材料，供政治局委員討論政治問題的參考。今年過新年舉行團拜、晚會及簡單的聚餐，廢止請客拜年的舊習。

12月23日

致信續范亭：“兩示敬悉。電已照發，所見很對。承饋酒蜜，即與若飛分嘗。我臂部十愈五六，是洗澡曬太陽之功，再過一時，或可全愈。尊恙有起色，大家歡喜。惟不宜急于求愈，不宜即準備行動，我看你的身體至少再休養一年，以為如何？住地以適為主，中央醫院如有房子自好，否則即住現處，有林、謝、高、南〔1〕諸人談談可慰寂寞。元旦此間有一小晚會，如有興致可來看看，我派車子接你。”

〔1〕林、謝、高、南、指林伯渠、謝覺哉、高崗、南漢宸。

12月25日

關于修改《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指示第一號》草案，致信任弼時：“土地指示我改造了，改成能夠公開發表的，請你審閱付繕交各同志去看。原文提得不清楚不明確，又有許多重復及遺漏之處，改造后似乎好些。參考意見三件亦有些問題，待修改后再交你。”

12月28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央軍委起草關于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戰略方針的指示。指示說：“一九四一年我根據地受了很大損害，應乘一九四二年敵人忙于太平洋對中國采取戰略守勢之際，集中精力恢復元氣，堅決執行中央十二月十三日指示〔1〕，精兵簡政，發展經濟，發展民運，發展敵占區工作，發展對敵偽的政治攻勢，有計劃地訓練干部，在軍事上是粉碎敵人可能的‘掃蕩’（任何‘掃蕩’必須堅決粉碎之）”。“世界大勢及國內大勢迫得國民黨要作某種政治上的轉變，但其過程仍是慢的，我黨我軍的宣傳，務須避免刺激國民黨，靜觀變化，少作批評，極力忍耐，不要躁急。總之明年的中心任務在于積蓄力量，恢復元氣，鞏固內部，鞏固黨政軍民。對敵偽以政治攻勢為主，以游擊戰爭為輔。對國民黨以疏通團結為主，以防制其反共為輔。如敵人不攻蘇聯，我們即取此政策以待敵軍之敝。如敵攻蘇聯或蘇聯攻敵，我們即有充分精力配合蘇軍作戰”。

〔1〕疑有誤，似應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關于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敵后抗日根據地工作的指示。

12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于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戰略方針的指示；討論西北中央局對陜西工作的決定，照毛澤東修改過的草案基本通過，并委托毛澤東根據本日討論的意見再加修改；討論一九四二年中央預算及中央直屬的供給問題，照李富春提出的草案基本通過；同意毛澤東提議，除完成編輯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書外，重新編輯中國革命，黨的建設，西方革命運動史三本教科書。會議還決定張如心調任毛澤東的讀書秘書。

12月30日

同王稼祥致電周恩來：“中共黨史的學習請先從討論《六大以來》的文件入手。”

12月

由毛澤東主持編輯的黨內重要秘密文件匯集《六大以來》正式印制。編入的文件，起自一九二八年七月，迄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共五百余件。這是整風運動中高級干部學習黨史的主要材料。冬為中央黨校題詞：“實事求是”。本年研讀蘇聯哲學家西洛可夫、愛森堡等合著《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譯本第四版）一書，寫了約一千二百字的批注，大部分寫在第六章“唯物辯證法與形式論理學”內。這些批注主要有：“中國主觀主義者與張國燾主義者的方法論都是機械論。”“本質的矛盾，或基本矛盾，才是根據。”“書齋中不能發展理論。”“在認識過程，個別決定普遍；在實踐過程，普遍決定個別。”“在認識過程，戰術決定戰略；在實踐過程，戰略決定戰術。”“中國主觀主義者的一般是脫離個別的（脫離實際）。”“中國主觀主義者有許多折中論，他們不能指出矛盾的指導方面（決定方面）。”“中國主觀主義者也帶著形式主義性質。”“唯心辯證（黑格爾），唯心形式（德波林及中國德波林派），唯物形式（法國啟蒙者、陳獨秀），唯物辯證，四者之中，只有最后一種是正確的。”“不注意具體特點，妄把主觀構成的東西當作特點（抽象的特點，沒有客觀實在性的特點），李立三及其后的主觀主義者正是如此。”“‘三三制’、新的土地政策、勞動政策、文化政策、知識分子政策、鋤奸政策與干部政策，都是新的實踐中所發現的諸現象間的新的關聯形式。”“中國的斗爭如此偉大豐富，卻不出理論家！”本年寫題為《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的長篇文章。文章分九個部分，對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中共中央的七個決議和指示，當時一位中央負責人的一篇指導性文章，以及中共蘇區中央局的一個決議，逐篇進行分析和批評。毛澤東批評的這九個文獻是：中共中央關于由于工農紅軍沖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為目前時局告同志書（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中共中央關于一二八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致各級黨部的一封信（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幾省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給各蘇區黨部的信（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中共蘇區中央局關于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這篇文章，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以及策略方面，批判了王明“左”傾路線的主觀主義、冒險主義、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文章通過對王明路線的批判，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文章說：“所謂對于情況的估計，就是根據我們對于客觀地存在著的實際情況，加以調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們腦子中的關于客觀情況的內部聯系，這種內部聯系是獨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觀之外而不能由我們隨意承認或否認的。”“如果我們還想改變客觀情況的話，那就可以根據這種真實地反映了客觀情況內部聯系的估計，規定行動方針，轉過去影響客觀情況，把它加以改造。”又說：“‘自由是必然的認識’——這是舊哲學家的命題。‘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命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世界中去認識世界，又從認識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中國中去認識中國，又從認識中國中去改造中國，就不是一個好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文章在批評王明路線領導者們的所謂兩條戰線斗爭時說：他們的兩條路線斗爭是主觀主義的，不是根據于客觀實際而僅僅根據于主觀愿望，對于不合他們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機會主義”。他們不知道兩條路線斗爭，“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就是對于時間與空間中運動著的一定事物的過去與現在的發展狀態加以分析與綜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暫時安定性（即該事物的本質及其屬性）的一種方法”。他們的兩條路線斗爭的方法，就是他們的亂斗法，沒有可能把對付敵人和對付犯錯誤的同志加以區別，在黨內造成一種亂斗的習慣，不分青紅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堅決無情的斗爭”，造成黨內離心離德、惶惶不可終日的局面。這篇文章寫于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以后。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澤東又看過這篇文章，作了一些修改，將題目改為《駁第三次左傾路線》，并寫了一個批語；其中說道：“這篇文章是在延安寫的，曾經送給劉少奇、任弼時兩同志看過，沒有發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記了。一九六四年有人從檔案館里找出這篇文章的原稿，送給我看，方才記起確有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沒有發表，甚至沒有在中央委員內部傳閱，只給兩位政治局委員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為這篇文章寫得太尖銳了，不利于團結犯錯誤的同志們吧。”本年為九月至十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起草書面結論草案，題為《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結論草案對王明“左”傾路線作了這樣的概括：“這條路線的性質是‘左’傾機會主義的，而在形態的完備上，在時間的長久上，在結果的嚴重上，則超過了陳獨秀、李立三兩次的錯誤路線。”結論草案分析了王明“左”傾路線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所犯的嚴重原則錯誤。思想方面，犯了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錯誤；政治方面，在形勢估計上，在策略任務的提出與實施上，在對中國革命許多根本問題的解決上，都犯了過左的錯誤；軍事方面，犯了從攻打大城市中的軍事冒險主義轉到第五次反“圍剿”中的軍事保守主義（同時也包含著拼命主義），最后在長征中轉到完全的逃跑主義的錯誤；組織方面，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草案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實際上克服了當作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解決了當時最主要的問題——錯誤的軍事路線、錯誤的領導方式和錯誤的干部政策，“實質上完成了由一個路線到另一個路線的轉變，即是說克服了錯誤路線，恢復了正確路線”。這個結論草案沒有形成正式決議，它的許多重要內容和思想觀點，后來被吸收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