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03）

2月7日　

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劉伯承、鄧小平電，指示該野戰軍指揮所從大別山移至淮河、隴海、沙河、伏牛山之間，指揮劉鄧三個縱隊，陳士榘、唐亮四個縱隊，陳賡、謝富治一個半縱隊，共八個半縱隊，“在淮河、漢水、隴海、津浦之間集中，機動打中等的及大的殲滅戰”。并指出，這樣部署，可將敵主力吸引至淮河、漢水以北，利于粟裕部機動，利于大別出、江漢等地放手發展，還因為北面有鞏固的后方可為依托利于打殲滅戰。鄧小平根據這一指示，率野戰軍前方指揮所從大別山區的新縣北上，二月二十四日與劉伯承率領的后方指揮所在皖西北臨泉縣會合。

①李井泉，當時任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書記、晉綏軍區政治委員。

②陜、靈、閿地，指陜縣、靈寶、閿鄉地區。

③陳再道，當時任劉鄧野戰軍第二縱隊司令員。

同日　

就正在進行冬季攻勢的東北野戰軍下一步作戰行動問題，致電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并朱德、劉少奇，指出：“你們現在打遼、鞍、本、營①區域之敵很有必要。這個戰役完成后，你們就可解放遼南，兩個縱隊增至主攻方面去。下一次作戰有兩個方向，一是打撫順、鐵嶺、法庫之敵，一是打阜新、義縣、錦西、興城、綏中、山海關、昌黎、灤州等地之敵。究竟打何地之敵為好依情況決定。但你們應準備對付敵軍由東北向華北撤退之形勢。”“你們上次電報曾說錦州方向無仗可打，該方向情況究竟如何？如果我軍能完全控制阜、義、興、綏、榆、昌、灤②地帶，對于應付蔣軍撤退是否更為有利？對我軍戰略利益來說是以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為有利。如果我軍尚無足夠力量阻止其撤退，則撤退后的蔣軍似將控制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間地區，并打通津浦北段，其給養當然會很困難，士氣會更衰落，但兵力則較集中，這些可能情況亦須預先見到。當然蔣軍死釘在東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軍強大到使其無法撤退，否則是難于設想的。”

①遼、鞍、本、營，指遼陽、鞍山、本溪、營口。

②阜、義、興，綏、榆、昌、灤，指阜新、義縣、興城、綏中、榆關（即山海關）、昌黎、灤縣。

2月9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東北局并告林彪、羅榮桓，中央工委電：“東北土改打擊面過大，這是非常危險的，必須立刻著手改變政策。中央在去年雙十節公布土地法的決議中即指出，中國地主富農雖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況來說只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東北地主富農即使較別地為多，也決不會多到占人口或戶口四分之一這樣多。因此你們應將打擊面大大縮小，弄錯了的必須糾正。”

2月11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糾正土地改革宣傳中的“左”傾錯誤的指示，指出：“最近幾個月中，許多地方的通訊社和報紙，不加選擇地沒有分析地傳播了許多包含‘左’傾錯誤偏向的不健全的通訊或文章。”指示列舉了在階級路線、整黨、土改、領導者和群眾的關系、工商業和工人運動的方針等問題的宣傳上出現的錯誤。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傳部，新華總社和各地總分社，“對過去幾個月的宣傳工作，加以檢查，發揚成績，糾正錯誤，務使對于戰爭、土地改革、整黨、工人運動這些偉大的斗爭，對于這一整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保障其獲得勝利。”這個指示編入《毛澤東選集》。

2月12日　

在林彪給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電報上寫一批語。林彪在電報中，要求出版毛澤東選集發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澤東給他的信①時，不要公布他的名字。批語寫道：“（一）這封信不要出版。（二）請陸、喬②負責將文集全部審閱一次，將其中不適宜公開發表的及不妥當的標出，并提出意見，待修改后再出版。叫東北局暫緩印行及翻譯外文。”

①這封信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②陸，指陸定一。喬，指胡喬木。

2月15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新解放區土地改革要點的指示，指出：新區進行土地改革“不要性急，應依環境、群眾覺悟程度和領導干部強弱決定土地改革進行的速度。不要企圖在幾個月內完成土地改革，而應準備在兩三年內完成全區的土地改革”。新區土地改革應分為兩個階段，準備在兩三年內完成。總的打擊面，一般不能超過戶數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分別鞏固區和游擊區。在鞏固區逐步進行土地改革。在游擊區只作宣傳工作和蔭蔽的組織工作，分發若干浮財，不要公開成立群眾團體，不要進行土地改革，以防敵人摧殘群眾。反動分子必須鎮壓，但是必須嚴禁亂殺，殺人愈少愈好。嚴格注意保護工商業。這個指示編入《毛澤東選集》。

同日　

《中共中央關于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①完稿，共二十五章，兩萬多字。毛澤東作了若干重要修改和補充，其主要內容有：“在目前整個中國社會經濟中，一方面，存在著外國帝國主義的經濟，本國封建主義的經濟，官僚資本主義的經濟和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這些就是舊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另一方面，存在著新式的國家經濟，被解放了的農民和小生產者的經濟和新民主國家指導下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新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中國現階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務，就是要改變舊的社會經濟形態，舊的生產關系以及樹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舊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生產關系以及樹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我們的基本任務，就是如此。”“新民主國家企業中的勞動者已經是不被剝削的人們，他們所生產的用于擴大再生產和為全體人民謀利益的屬于剩余價值的部分，不能認為被剝削。”所有勞動人民即無產階級、農民、獨立勞動者以及一切受人剝削的人，他們是中華民族的主體，是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其中，以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貧農）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國家政權的領導階級②，而無產階級則是主要的領導階級。無產階級，農民及其他勞動人民的任務，是聯合自由資產階級，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革命勝利以后的經濟建設中，他們也可以參加這種建設。只要中國尚未進到社會主義社會，他們是可以與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一道前進的。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中，應當允許自由資產階級及其政治團

體派遣他們的代表參加工作。”“中國人民民主革命所應當和必須消滅的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而不是自由資本主義。”“在一九四七年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以前即已成為新式富農者，在平分土地期間，應按富裕中農待遇；在一般情況下，其多余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應抽出分配”。還指出：“人民法庭的審訊和判決，必須遵守下列條件：（甲）禁止肉刑；（乙）重證據不重口供；（丙）不得指名問供。”

①關于這個文件的性質，毛澤東在二月二十日給劉少奇的電報中說：“這個文件，實際上帶有黨綱、政綱、政策幾重性質。我們如果要取得全國勝利，需要有這樣一個文件，黨內外才有明確遵循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的章程。”

②關于半無產階級也是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的提法，后來中共中央作了修正。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于中國革命領導階級問題的修正指示》，指出：“關于中國革命的領導問題，無論過去或今后，均應只提是工人階級（通過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不應再把半工人階級包括在內。”

2月16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討論《中共中央關于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的指示，請中央工委和各中央局、分局及各野戰軍前委，對這個文件提出修改意見。并且指出：“此項文件的目的，是在糾正黨內廣泛地存在著的關于在觀察及劃分階級問題上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及補足在土改中缺乏對各階級階層人們的具體明確政策的缺點。我們認為，單有土地法大綱及其他黨的若干指示文件而無這樣一個完備的文件，很難使我們的工作人員不犯或少犯錯誤。我們既要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又要在這個偉大斗爭中不要因為劃錯與斗錯階級成分及采取錯誤政策而打亂自己陣線，增加敵人力量，使自己陷于孤立。不要忘記，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而特別是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時期我黨曾經因為政策過左陷于孤立，處于極端危險的地位，而在我黨與國民黨破裂時期黨內主要的危險傾向，曾經是現在仍然可能是‘左’傾冒險主義。如果我們現在不嚴重地注意到這一點，我們就將在政治上犯錯誤。”

2月17日　

向中央工委、各中央局和野戰軍前委，轉發鄧小平關于新區土改政策之補充意見，并寫按語：“（一）小平所述大別山經驗極可寶貴，望各地各軍采納應用。（二）分階段分地區極為必要。在第一階段將打擊面縮小至只打擊大中地主及國民黨反動分子時，并不是說富農、小地主中的保甲長、惡霸、反動分子為農民所要求打擊者也不要打擊，我們只要注意對富農、小地主的多數暫時不去驚動就無危險了。（三）確定先組織貧農團，樹立貧雇農威信，幾個月后再組織農民協會，團結全體農民，并嚴防地富及壞人混入。”

2月18日　

收到徐向前十七日關于擬攻臨汾，在作戰前準備普遍進行攻堅訓練的報告后，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復徐向前并告李井泉、周士第，彭德懷、張宗遜、趙壽山①，滕代遠、薄一波電，指出：“（一）完全贊成先作攻堅戰術訓練，待解凍后再打臨汾，只要攻克臨汾就是對彭、張的大幫助。（二）但臨汾之敵有兩種可能，一是固守不動，二是棄城北走。因此你所率準備攻城的各部隊的整訓位置應放在便于打逃敵而又很隱蔽的地點，并要預先作出準備打逃敵的計劃，以便不失時機殲滅可能逃跑之敵。（三）李、周應令呂梁部隊確實受領向前所給協同作戰的任務。”臨汾戰役預定三月十日開始，因胡宗南自三月六日開始將守臨汾之第三十旅主力空運西安的新情況，提前于三月七日發起。此役歷時七十二天，于五月十七日攻克臨汾，殲敵二萬五千余人，俘國民黨軍第六集團軍副總司令梁培璜，拔除了晉南地區國民黨的最后一個據點，使太岳和呂梁兩解放區聯成一片。

①趙壽山，當時任西北野戰軍第二副司令員。

同日　

轉發彭德懷關于征收營業稅的調查報告①，并加寫按語，指出：“各地對于工商業的稅收政策的內容及其結果如何，完全沒有或很少向中央作報告”。“據所知的遠不完全的材料看來，極端危險的帶有破壞性的既不符合于正確的經濟觀點，也不符合于正確的財政觀點的冒險主義的稅收政策是存在著的。這種冒險主義的政策必須加以糾正。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認真檢查一次對工商業的稅收政策，以其結果報告中央”。

2月19日　

致電薄一波②：“分別不同情況的地區采如像來電所說的不同的政策，這樣做是正確的。但下面是否這樣做卻是另一問題，你們必須經常和下面保持通訊聯系，隨時糾正偏向，不要待幾個月后開總結會議的時候才來作一次總糾正。這樣作，損失太大。隨時糾正偏向，則損失較小。”同日　致電李井泉：“凡屬已經平分土地，地主富農的封建經濟基礎已經消滅，只是尚不十分徹底，尚須酌量調劑土地的地區，例如綏德黃家川那樣的地區，即不應再去平分土地，只應采取合理的抽補辦法，滿足一部分農民土地尚感不足的要求。在這樣的地區再去平分土地是錯誤的。你們現在采取的政策是正確的。在這類地區，只在農會內部組織貧農小組保障貧雇農利益”。“在這種貧農占少數、新老中農占多數的地區，也去組織貧農團，硬要指揮一切，這就是冒險的命令主義，是違反全國土地會議的路線的。”

①彭德懷二月十四日給中共中央西北局并報中央的報告中說：據我們在延川城大概調查，全城征營業稅者十三家，內無一家雇人勞動，均屬小本攤販。一九四七年向這十三家征營業稅，折合細糧三十石，如按此征收，十三家全部貨物不夠抵償，實際上只收到九石，約占一九四七年全年營業利潤百分之六十。一九四七年，征稅百分之八十用于稅局辦公，百分之二十上繳，稅務人員糧食、衣服仍由公家發給。按此情形，從財政觀點看，固不合算，從經濟觀點看更不利，如市場停滯，剩余產品不能交換。提議停征營業稅一年至兩年，以便恢復戰前市場。

②薄一波，當時任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副書記、晉冀魯豫軍區第一副政治委員。

同日　

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粟裕電：“如魯西南被敵擾亂不能安心休整，一、四、六等三個縱隊可考慮移至黃河以北，安心休整兩個月。”據此，粟裕率華東野戰軍領導機關及第一、第四、第六縱隊于三月初進到黃河以北的濮陽地區休整。

2月20日　

致電劉少奇，提議由中央工委于三月初召集彭真、聶榮臻、薄一波、陳毅、鄧子恢、康生、饒漱石到中央工委所在地開會，討論劉少奇關于晉察冀與晉冀魯豫兩區合并的提議，以及支援整個南線北線的財政、經濟、軍工干部，成立華北機構，成立大黨校、大軍校、大黨報等問題。

同日　

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鄧小平、李達電：“丑皓電①悉。同意你們四個縱隊暫時離開大別山，以便集結力量作戰之意見。”二月底，四個縱隊全部轉移至淮河以北、沙河以南的淮西地區休整補充，由地方武裝堅持大別山地區的游擊戰。

①鄧小平、李達二月十九日致電中共中央軍委，建議在大別山的四個縱隊轉移至淮河以北，集結補充，形成一個作戰單位，便于三大部分時分時集，每個部分都能獨立殲敵。

2月21日　

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電，慶祝東北野戰軍攻克鞍山、法庫同時殲敵兩個師的大勝利。

2月22日　

修改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在老區半老區進行土地改革工作與整黨工作的指示，并加寫幾段話：“在平分或調劑土地中，對于在抽動新富農及中農的土地時必須充分說明理由取得本人同意一點，甚為重要。如果本人不同意，則應向他們讓步，不得采取強制辦法。”“土改工作與整黨工作，均是很細致的群眾工作，必須依據群眾的覺悟程度與組織程度，領導干部的多少強弱，決定工作的進度。每一個鄉村土改與整黨問題的解決，均必須醞釀成熟，取得絕大多數人的同意，方能作出決定，采取行動，不能由少數人強制解決，致犯命令主義的錯誤。同時，對于群眾中發生的不正確意見，又必須耐心說服，實現黨的領導作用，不要犯尾巴主義的錯誤。”“在一切地方，在土改工作與整黨工作大致完成以后，即應實行普選，成立鄉村人民代表大會，并改選鄉村政府。”“除尚未鞏固的新區以外，一切黨支部，均應公開。一切黨的支部，在其討論有關群眾利益的問題的一切會議上，包括黨的批評檢討會議在內，均應有黨外群眾參加，不許開秘密會議，借以破除群眾對黨的組織與黨的會議的神秘感覺，使黨內一切好的與壞的現象暴露于群眾之前，為群眾所監督，為群眾所批評或擁護。”同日　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復陳士榘、唐亮，陳賡、謝富治電：“目前兩星期內你們的任務是鉗制十一師及其他平漢鄭信①段之敵，使其不能威脅劉鄧主力在沙淮②間集結及補上新兵。在劉鄧主力業已集結并補上新兵之后，照我們意見只要環境許可，劉鄧尚須有一短時期休息整訓。如果劉、鄧亦同意這樣做，又不反對你們執行鄭潼③戰役，則可照你們意見，以你們現有兵力先打鄭潼線。但要寅月④上旬才能作具體決定，目前兩星期內你們應在鄭信段尋找作戰機會，以協助劉、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