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11）

8月3日　

同林育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熱烈歡迎紅二、四方面軍北上，指出：“接八月一日電〔1〕為之欣慰。團結一致，犧牲一切，實現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偉大任務，我們的心和你們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們已將你們的來電通知全蘇區紅軍，并號召他們以熱烈的同志精神，準備一切條件歡迎你們，達到三個方面軍的大會合。”

〔1〕朱德、任弼時、張國燾八月一日致電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我二、四方面軍此次向包座、巴西、阿西前進便利，俟兵力稍集結后，即向洮岷、西固，約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蘭州大道出擊，以消滅毛炳文、于學忠為目的，來配合你軍。在蔣敵進攻的嚴重關頭，我一、二、四方面軍只有在積極密切關系和一致戰略方針下堅決對敵，才不致受敵各個擊破，可能造成西北新局面。“我二、四方面軍全體指戰員，對三個方面軍大會合和配合行動，一致興奮，并準備好了一切，謀西北首先勝利奮斗到底。”

8月5日　

為《長征記》征稿事，同楊尚昆向參加長征的同志發出信函，說：“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斗、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斷。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鉆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同時，又向各部隊發出電報：“望各首長并動員與組織師團干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歷的戰斗、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斷，于九月五日以前匯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勿忽視。”8月9日

同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就目前形勢和戰略方針問題致信張學良：“根據二、四方面軍北上、西南事變發展、日本對綏蒙進攻等情況，我們認為兄部須立即準備配合紅軍選定九、十月間有利時機，決心發動抗日局面，而以占領蘭州、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為基本戰略方針。”信中指出：蔣介石一解決西南問題，就有極大可能進攻西北。“無論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備蔣的暗害陰謀。目前此點關系全局，衛隊的成分應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

8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國共兩黨關系和統一戰線等問題的報告，并作結論。報告說：蔣介石依靠日本、出賣投降的基本戰略沒有改變，但他準備開國防會議，實行局部的對日作戰等，戰術有所改變，而戰術的改變有可能影響其戰略的動搖。兩廣事變雖然遭到挫折，但它使蔣介石內部裂痕加深。蔣介石過去讓出東三省，鎮壓群眾，不同我們往來。現在改變了，也說統一戰線、國防政府，要同我們往來，這是為了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日本的退讓，以鞏固他的統治。我們愿意與南京談判，現在還是這個方針。在今天應該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力量。我們可以承認統一指揮、統一編制，在許多策略方面要有所改變，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實行真正的抗日。報告指出，創造西北國防政府，紅軍與東北軍正在協商中，兩方面都要做艱苦的努力，在東北軍要加強政治工作，在地方應加緊鞏固工作。報告認為，紅二、四方面軍的北上對于打通蘇聯，保衛蘇區，統一紅軍領導，都有很大的意義，應極力地歡迎紅二、四方面軍，并使他們完全在中央領導之下。毛澤東在結論中進一步指出：民眾抗日已經沖破蔣介石的壓迫，但是還沒有沖破蔣介石的最高界限，即還沒有實現民主。蔣介石總是說先統一，我們則要求他先給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須反蔣”的口號，現在已不適合，要在統一戰線下反對賣國賊。同時要注意提高對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黨的獨立性。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決定公開發表宣言，專門寫一封信給蔣介石。

8月11日　

致電劉鼎，請他與張學良商量：紅二、四方面軍即出岷州、隴西之線打毛炳文，速乘此機調固原兩師入蘭州，我一方面軍可不打固原。望派飛機到膚施接潘漢年，以便快晤張學良。同日　致電彭德懷等紅一方面軍和陜北紅軍將領，要求廣泛宣傳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勝利，指出：“我二、四方面軍前鋒已抵哈達鋪及西固附近，西岷大道被我切斷，毛炳文、王均、魯大昌〔1〕驚慌異常，我三個方面軍會合之勢已成。這一空前的偉大勝利，將興奮著全蘇區全中國的廣大群眾和同情我們的武裝部隊，將震驚著我們的敵人。望即根據上次軍委總政的電令，分別在部隊中、地方群眾中廣大宣傳，并以擴大部隊，訓練部隊，培養干部，爭取勝利，鞏固蘇區，爭取白軍，聯合蘇蒙，共同抗日，保衛西北，慶祝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勝利，慶祝三個方面軍大會合等為中心口號，來作慶祝勝利的動員。”

8月12日　

同張聞天、林育英、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彭德懷、何凱豐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提出關于今后戰略方針的建議：“一、二、四三個方面軍，有配合甲軍〔2〕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由此任務之執行以配合并推動全國各派統一戰線，達到大規模抗日戰爭之目的。”電報提出對南京的策略為：“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的對手，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黨各派，同時地分別地進行談判。依據過去與南京談判的基礎，在忠實進行抗日準備，實行國內民主與實行停止‘圍剿’等前提之下，承認與之談判蘇維埃、紅軍的統一問題。”“繼續停戰議和請蔣抗日的號召，目前階段實行他不來攻我不去打，目前不出河南；他若來攻，則一面堅決作戰，一面申請議和。”“在抗日進軍路上，遇到蔣介石部隊和其他部隊，實行先禮后兵政策。”“一切統一戰線的談判，以忠誠態度出之。”

〔1〕魯大昌，當時任國民黨軍新編第十四師師長。

〔2〕甲軍，指東北軍。

同日　

同周恩來、楊尚昆致電彭德懷等紅一方面軍和陜北紅軍將領，提出“為加強統一戰線的活動與爭取白軍工作，需要從前線俘獲的白軍官兵中施以著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別優待，以便訓練出一批可以奔走各方的人材，至少可做聯絡交通”。

8月13日　

致信杜斌丞〔1〕，希望他進一步推動楊虎城參加抗日聯合戰線，對西北各部亦望他大力斡旋。同日　

致信楊虎城，對楊同意聯合戰線表示歡迎，告以派張文彬〔2〕奉誠拜謁，提出：“望確實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盤之策劃。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愿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于無損有益之地位。”

〔1〕杜斌丞，當時任國民黨軍第十七路軍總參議。

〔2〕張文彬，原紅三軍團政治保衛局長，當時擔任毛澤東秘書工作。

同日　

致電彭德懷，提出：紅一方面軍八月至九月中旬仍以訓練生息為宜，同時求部分擴紅，鞏固現有根據地，形成強有力的中心力量。準備九月中旬以后向西出動一步，仍以休養、訓練、擴紅、擴地為目的，對東北軍何柱國、董英斌〔1〕二部放棄打的企圖，全力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當紅二、四方面軍甘南任務完成，九、十月間北上時，紅一方面軍便以軍容整壯之姿態與之會合于固原、海原地區。

同日　

就紅四方面軍的行動部署問題，同周恩來、彭德懷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如能攻占岷州城，則打馬、打毛、打王〔2〕，均十分有利，戰略上大占優勝。萬一攻不開，則圍城打援。毛炳文現正以一部從隴西增援，是消滅他的好機會。朱總司令宜派人去見王均、曾萬鐘〔3〕，彼等孤危，不難收效。城內魯大昌亦宜派人，允許放他向臨潭跑。”

8月14日　

分別致信韓復榘、張自忠、劉汝明〔4〕，呼吁組成抗日聯合戰線，并告以派同志前去拜謁，“乞賜接談，如承不棄，予以具體進行辦法”。

同日　

致信宋哲元〔5〕，稱贊他情殷抗日，希望他及二十九軍，一面聯合華北人民群眾，作實力的準備；一面恢復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軍光榮歷史時期曾經實行的聯俄聯共政策，一俟時機成熟發動大規模的抗日戰爭。

〔1〕董英斌，當時任國民黨軍西北“剿總”第二路軍第七縱隊司令、東北軍第五十七軍軍長。

〔2〕馬，指馬步芳。毛，指毛炳文。王，指王均。

〔3〕曾萬鐘，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三軍第七師師長。

〔4〕韓復榘、張自忠、劉汝明，原均為西北軍將領，當時分別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天津市長和察哈爾省政府主席。

〔5〕宋哲元，當時任國民黨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軍第二十九軍軍長。

同日　

致信宋子文〔1〕：“十年分袂，國事全非，救亡圖存，惟有復歸于聯合戰線。”“弟等頻年三呼吁，希望南京當局改變其對外對內方針，目前雖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舊不變，甚難于真正之聯合抗日。”“先生邦國聞人，時有抗日緒論，甚佩甚佩！深望竿頭更進，起為首倡，排斥賣國賊漢奸，恢復貴黨一九二七年以前孫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實行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則非惟救國，亦以自救。”

同日　

致信傅作義〔2〕，指出：“今之大計，退則亡，抗則存；自相煎艾則亡，舉國奮戰則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戰，弟等決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計，為救亡圖存而努力”。

同日　

致信易禮容〔3〕，指出上海工人運動國共兩黨宜建立統一戰線，希望他努力促成之；詢問李達夫婦情況，談到讀了李達之譯著，甚表同情，有便乞為致意。信中還說：“聞兄之周圍有許多從前老同事，甚為懷念他們，希并致意。希望你們能發展一個有益于國有益于民的集體力量。”

同日　

致信王世英〔4〕并轉劉少奇〔5〕：必須向宋哲元及二十九軍繼續工作。韓復榘、傅作義、閻錫山、張自息、劉汝明、商震〔1〕六處，一有機會，即須接洽。“統一戰線以各派軍隊為第一位，千萬注意。”

〔1〕宋子文，當時任國民黨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中國銀行董事長。

〔2〕傅作義，當時任國民黨綏遠省政府主席、國民黨晉綏軍第三十五軍軍長。

〔3〕易禮容，當時在上海由國民黨控制的工會工作。

〔4〕易禮容，當時在上海由國民黨控制的工會工作。

〔5〕劉少奇，當時為中共中央派駐華北局的代表。x

8月18日　

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政治部主任楊尚昆，中央財政部長林伯渠發布關于籌款的訓令。訓令指出：根據最近中央對于土地政策的新決定，對于地主，只要他不反對抗日紅軍，應避免用沒收辦法，而以捐募的方法使其盡量拿出金錢、糧食和物品，寧可少沒收一家，不可錯沒收一家。在籌款中，必須注意經濟政策，沒收地主的商店固然不對，沒收一般的商店尤不容許。在蘇維埃法律范圍內，給商人以適當的保護。在不損害商業的條件下，向富商作深入的救國宣傳，進行募捐運動，籌得抗日經費。

8月19日　

同楊尚昆致電彭德懷、劉曉，就改哥老會為江湖抗日救國會問題，提出：我們對哥老會是以統一戰線的策略爭取其大多數到抗日戰線上來；不應勉強使回人哥老會加入漢人哥老會，也不應勉強將他們合并，必須堅持回人事情由回人自己處理的原則。

8月22日　

就紅一、二、四方面軍的戰斗部署問題，電詢彭德懷：“假如以四方面軍待機獨立攻青海，一方面軍獨立攻寧夏，而以二方面軍位于中央（例如在岷州、靜寧、天水地區）鉗制敵人，策應兩方，估計能達占青、寧兩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軍有獨立戰勝寧馬〔2〕之把握否？”“如以二方面軍位于陜甘大道附近鉗制毛、王、何〔1〕，看一、四兩方面軍分攻寧、青之第一步戰果，再定增加與否及向何方增加，距離與時間上來得及否？我覺得如果冰期在兩月以上，則增加是來得及的，判斷合于事實否？”

〔1〕商震，當時任國民黨河南省政府主席。

〔2〕寧馬，指寧夏馬鴻逵、馬鴻賓，前者為國民黨軍西北“剿總”第一防守區司令、第十五路總指揮兼新編第七師師長，后者為國民黨軍西北“剿總”第一路軍第四縱隊司令兼第三十五師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