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01）

1923年　

三十歲

1月17日　

為紀念黃愛、龐人銓被害一周年，長沙工人七百余人舉行“中國勞動紀念節工人游街大會”，并到黃、龐二烈士靈柩前致敬，散發紀念特刊和傳單。同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長沙執行委員會發表《黃龐紀念日告青年無產階級》書。

1月24日　

在衡陽三師工作的張秋人收到毛澤東的信。信中說：“甫先生在京大考在即，有好消息望告”〔1〕。

1月25日　

張秋人獲悉趙恒惕要派鎮守使去衡陽三師“檢查”，前往長沙同毛澤東商量如何利用趙恒惕政府的自治招牌開展運動。〔2〕

〔1〕“甫先生”即陳獨秀。“大考”為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稱。此時陳獨秀著手籌備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2〕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張秋人致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施存統的信中說：“近日空氣很惡，此間教職員說：鎮守使要來檢查此校，因為省長有公事給他，說三師范某——指我——系上海來之”“水口山罷工事，確有大影響，此間又組后援會，益使社會上注目，惡之。元旦日把ＣＹ的名義公開了——發傳單，有些人亦大驚小怪了！湖南已掛著自治招牌，關于運動方面，理應自由些，我此去當與子任兄一商。”

1月　

中共中央決定派李維漢去湖南擔任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接替即將調中央工作的毛澤東。

2月1日　

京漢鐵路總工會在鄭州召開成立大會，被軍警強行解散。四日，京漢全路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七日，吳佩孚調集軍警對漢口江岸、鄭州、長辛店等罷工工人進行血腥鎮壓，造成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

2月8日　

在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領導下，粵漢鐵路全體工人舉行罷工，要求承認京漢鐵路工人提出的條件外，還提出本路工人的七項條件。

同日，

全省工團聯合會在長沙召開死難工友追悼會，舉行工人、學生二萬余人的游行示威，并組織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援助京漢路委員會，發動全省工人、學生募捐援助，通電全國，聲討吳佩孚、蕭耀南。“二七”慘案后，毛澤東對安源工人運動的指導意見是，要以“彎弓待發”的姿勢等待，看形勢發展再決定是否罷工。當時，安源只舉行了游行示威，在斗爭條件方面也只提出不高的經濟要求，很快被礦局所接受。安源的工人運動在全國工運低潮時沒有受到損失，反而有所發展。

2月上半月　

在湖南自修大學接待回湘接替工作的李維漢。要他先回鄉省親，春節后再接交工作。

2月中旬　

在長沙會見中共湖北區委宣傳委員李伯剛，向他了解“二七”詳情。派郭亮陪同李伯剛到長沙幾個工會作“二七”慘案的報告。

同旬　

同楊開慧攜毛岸英到板倉過春節。

3月7日　

致信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施存統。信中說，關于在湖南召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問題，青年團長沙地方執行委員會議決照辦，唯開會日期改在中0211923年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后為宜〔1〕。

3月　

派毛澤覃、賀恕、朱舜華（張瓊）等到水口山工作。毛澤覃等到水口山后，成立中共水口山臨時支部，并在工人夜校中舉辦特別班。

3月29日　

中共湘區委領導省工團聯合會、省學生聯合會等團體，發起收回旅大運動〔2〕，六十多所中小學校、二十多個工團，及當地各界群眾約五六萬人舉行反日游行大會。游行群眾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否認二十一條”、“收回旅大”等口號，并向日本領事遞交致日本政府警告書。

〔1〕一九二三年初，中國人民為收回旅順、大連和廢除二十一條，掀起反日運動高潮。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原定在長沙召開，后因長沙發生“六一”慘案，局勢惡化，于同年八月改在南京召開。

〔2〕日本租借中國旅大，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期滿。

4月5日　

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學生聯合會發起，有四十一個團體參加的聯席會議，決定組織“湖南外交后援會”，以領導反日斗爭。五月十四日，發布對日經濟絕交公約施行細則二十四條，號召全省人民即行對日經濟絕交。

4月10日　

同李達等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校刊《新時代》創刊號出版。發刊詞說，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有一定的主張，有一定的宗旨。“同人自信都有獨立自強的精神，都有堅苦不屈的志氣，只因痛感著社會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機關的不備，才集合起來，組織這個學問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學術，實行社會改造的準備。”“將來，國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國主義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學藝術及其他學問如何革命、如何建設等等問題，本刊必有一種根本的研究和具體的主張貢獻出來”。

同日　

在《新時代》創刊號發表《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文章指出國內存在三派勢力：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動派。革命的民主派主體是國民黨，新興的共產派是和國民黨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包括研究系、新興的知識階級派和新興的商人派。反動派的范圍最廣，包括直奉皖三派。文章認為，今后中國政治的形勢將成為以下情況：“一方最急進的共產派和緩進的研究系知識派商人派都為了推倒共同敵人和國民黨合作，成功一個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動的軍閥派。中國政治的結局是民主派戰勝軍閥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將來一個期內，中國必仍然是軍閥的天下”。其所以是這樣，一是由于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而反動政治完全霸占中國對帝國主義最為有利；二是由于中國的社會經濟最有利于軍閥的統治。文章說：“這個期內是外力和軍閥勾結為惡，是必然成功一種極反動極混亂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動愈混亂的結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國國民的革命觀念，國民的組織能力也會要一天進步一天。”文章最后說：“我們只知道現在是混亂時代，斷不是和平統一時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動更混亂的；但這是和平統一的來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獨立的圣藥，大家不可不知道。”

4月　

派水口山工人、共產黨員劉東軒、謝懷德回家鄉衡山岳北白果鄉開展農民運動。他們按毛澤東的意見，經過幾個月的調查，發動農民，于九月中旬成立湖南第一個農會——湖南衡山岳北農工會，不久會員達萬余人。農民在農工會的領導下，開展了平糶和阻禁地主谷米棉花出口的斗爭，并醞釀減租減息。農工會于十一月中旬被趙恒惕（衡山白果鄉人）派兵鎮壓。

同月　

同蔣先云到安源。在工人俱樂部開干部會議，朱少連、任弼時、陸沉、袁達時、劉少奇、李立三等人參加。在會上講了蘇聯情況和國內軍閥的情況。還到工人夜校第三校講演。隨后返回長沙。

同月　

中共中央調李立三到武漢工作，中共湘區委決定由劉少奇接任李立三的工作。

同月　

離長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行前向繼任中共湘區委書記的李維漢移交工作，把領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具體工作，分別交給郭亮、夏曦等。在清水塘湘區委召開的兩次會議上，向李維漢介紹全區工作情況和組織情況。在介紹工作經驗時強調兩點：一、利用趙恒惕政府省憲法中的民主條文，進行斗爭；二、用接近群眾的方法，如在工人中辦夜校、讀書班，在學生中辦刊物或組織社團，從中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并逐步擴大成為建立工會、學生會的核心。還同李維漢單獨談話兩次，介紹湘區委和各方面負責干部的情況，并陪同李維漢到從事上層統戰工作的李六如家里，一起交談湖南上層人物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