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08）

5月1日　

同張聞天、朱德致電徐向前：“慶祝你脫險歸來，并相信你一定能夠在中央領導下再接再厲地為革命奮斗到底。盼于病體痊愈后即來中央。”〔1〕

〔1〕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談到，他輾轉回陜，“剛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見了我。他簡單問了問西路軍的情況，我如實作了回答。他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這話使我很受感動”。

同日　

同張聞天復電潘漢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關鍵是在擴大群眾的民主運動，各方面發動修改國民大會選舉法，要求開放黨禁，實現民主權利，以推動南京政府逐漸向左。”“對外間各種謠言與懷疑，應站在堅定的立場與之斗爭，或向其解釋，對極左的傾向決不能有任何讓步。”

5月2日　

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禮堂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黨代表會議）開幕式，被推為大會主席團成員。會議于五月十四日閉幕。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和結論。

5月3日、4日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報告首先分析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特別是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以來國際關系和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時期的任務。報告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這個新時期的第一階段從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開始，主要任務是爭取國內和平；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三中全會開始了第二階段，主要任務是爭取民主。報告接著闡述為民主和自由而斗爭的問題，指出爭取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成為保證抗戰勝利的中心一環。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國內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動員人民參加抗戰。所以，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第二方面，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包括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等。報告著重強調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性，指出：是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是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是革命成敗的關鍵。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無產階級怎樣通過它的政黨實現政治領導呢？第一，根據歷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實現政治口號的動員口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第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發揮無限的積極性，成為實現政治口號所提出的任務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鞏固和發展與同盟者的關系；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這個報告，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5月5日　

關于國共兩黨發表宣言問題，同張聞天、秦邦憲復電周恩來：“堅持兩黨發共同宣言為有利，此宣言在共同綱領確定之后發表，宣言大意不外共同綱領草案上所說的。向張、顧說，如他們要我黨單獨發，則第一，彼黨須同時發宣言，第二，我黨宣言中不得不駁復三中全會宣言及根絕赤禍文件中我黨及人民不能忍受之許多東西。”

5月8日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作題為《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結論。結論對一些同志在“和平問題”、“民主問題”、“革命前途問題”上的不正確認識作了回答，進一步論述了當時的中心任務。關于和平問題，指出：我們說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說和平鞏固了，相反，我們說它是不鞏固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結論不是回到“停止內戰”或“爭取和平”的舊口號去，而是前進一步，提出“爭取民主”的新口號，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和平，才能實現抗戰。我們提出“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這樣三位一體的口號，是為了把革命車輪推進一步。關于民主問題，指出：那種認為“強調民主是錯誤，僅僅應該強調抗日”的看法，是不正確的。民主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是為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條件。關于革命前途問題，指出：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堅決地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我們是為著社會主義而斗爭。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主張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去，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于社會主義，既反對尾巴主義，又反對冒險主義和急性病。不流血的轉變是我們所希望和力爭的。結論強調了要完成黨在新時期的中心任務，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指出：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必須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這個結論后來編入《毛澤東選集》。

5月9日　

同張聞天、秦邦憲復電周恩來，提出國共兩黨關系問題解決的步驟：“一、確定共同綱領。二、發表共同宣言。三、發表特區政府及四個師師長以上首長。四、我們實行軍隊改編，南京實行釋放政治犯。五、目前為免除顧、張等疑慮，可由周發表一談話。”

同日　

在駐地同參加秋收起義后成立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尚存的部分同志合影。

5月10日　

為紀念中國工農紅軍誕生十周年，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紅軍總司令朱德發出關于征集紅軍歷史材料的通知。通知說，今年“八一”是中國紅軍誕生的十周年，在過去這十年中，紅軍寫下了許多蜚聲國內外的輝煌史實。為著紀念這個有特殊意義的紅軍誕辰，決定大規模地編輯十年來全國的紅軍戰史，組織紅軍歷史征編委員會，號召紅軍指戰員寫出自己關于各種歷史戰斗的見聞，并提供各種紀念品。

5月13日　

復電李宗仁：“和平、民主、抗戰為今日民族解放斗爭不可分割的方針。和平雖已實現，然非民主不足鞏固和平。抗戰迫在面前，然非民主不足保證抗戰。促成全國政治之民主改革與開放人民之自由權利，為當前任務之重心。”

5月14日　

就國民黨派考察團來陜北一事，同張聞天、秦邦憲、朱德、張國燾致電周恩來：同意他們派考察團，并力爭由張沖率領。考察的目的應為增進團結，絕對不能有妨礙團結之表現。堅決反對康澤〔1〕及其他任何叛徒進來，非叛徒而蓄意破壞的分子也堅決拒絕。

5月15日　

致書西班牙人民，對西班牙政府和人民反對德意法西斯及西班牙賣國賊的斗爭，表示支持和聲援。

同日　

在延安與美國記者韋爾斯談話，回答她提出的關于國共合作、階級斗爭、爭取民主、準備抗戰等問題。〔2〕毛澤東說：國共談判仍在進行，最主要的是兩黨的共同政治綱領，這是兩黨合作的基礎。綱領的原則在實現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務。在抗日戰爭中，階級斗爭問題應有適當的解決。我們要在正與國民黨進行談判中的共同政治綱領里提出：給工農以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普遍的選舉權；對工人必須改良待遇，改善勞動條件；對農民應減租減稅，關于土地問題應以立法及其他適當手段解決。民主制度是對日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非它不可。我們所以把民主問題強調起來，為的是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民主政治的實現，依靠民主運動，沒有廣大人民的要求與推動民主運動，則民主政治不會實現。全國各界各黨各派應團結起來為爭取民主權利而斗爭。我們時刻準備著應付事變，不管戰爭爆發在何時與何地。我們提出的準備，與國民黨過去的準備論是具有不同的內容的，國民黨過去的準備論是先安內而后攘外，是無止境的內戰，是消耗抗日力量，而今天所作的準備是停止內戰，鞏固國內和平，實行民主政治，開放人民救國的一切自由，組織、訓練和武裝民眾，加速完成軍事、政治、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戰準備工作。

〔1〕康澤，當時任國民黨復興社中央常務干事會書記長。

〔2〕這個談話，原載北平出版的《人民之友》，題為《抗日民主與北方青年》，后轉載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

5月23日　

同朱德致電中共陜甘寧省委書記李富春、軍事部長黎林：為著徹底肅清蘇區內的土匪，保障一切建設事業的實施，創造抗日模范特區，陜甘寧地方武裝應作出清匪計劃。電報對有關縣區清匪的兵力布置提出具體意見。

5月25日　

同張聞天、秦邦憲致電周恩來，提出同蔣介石進行的談判須力爭辦到者：（一）特區政府委員九人名單為林伯渠、張國燾、秦邦憲、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濤、高崗、張沖、杜斌丞。（二）紅軍設某路軍總司令部，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但準備讓步設總指揮部）。至少四個師，一師師長林彪，二師師長賀龍，三師師長徐向前，四師師長劉伯承。先發表上述六人，其余待后呈請委任。為加強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舊（但準備讓步設政訓處）。（三）取締北平、西安、上海等地破壞兩黨合作的行為。（四）取締利用土匪、流氓、會黨破壞紅軍、蘇區的行為。（五）增加紅軍防地。

5月29日　

出席陜甘寧特區政府為歡迎本日到延安的國民黨中央考察團涂思宗一行舉辦的晚會，并致歡迎詞。他說：過去十年兩黨沒有團結，現在情形變了，如兩黨再不團結，國家就要滅亡。他還對懷疑兩黨合作是否有誠意，是否是臨時的策略等看法，作了解釋和說明，表示我們是希望兩黨長期地合作下去，并且努力向著這個目標做。三十日下午，出席延安城各機關、群眾團體和武裝部隊在南門外大操場舉行的歡迎中央考察團的群眾大會。在會上講話指出：現在最中心最主要的是打日本救中國，要打日本救中國，就要國內團結。

5月中下旬　

派彭雪楓去北平、天津、濟南、聊城等地，向這些地方的地下黨組織傳達中共中央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等指示，并調查華北地區日軍、偽軍和國民黨駐軍的政治軍事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