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02）

1月9日　

關于潘漢年去南京談判和周恩來致蔣介石信的內容，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甲）應痛陳和平，萬不可戰爭，要蔣抑制一部分主戰人物的不顧大局，客觀上徒利日本大損中國。（乙）張回才能妥善解決西北問題，請蔣注意此點。（丙）撤兵組府請蔣另主持，不為旁人〔1〕。（丁）周暫難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去見蔣。（戊）共產黨在對內和平對外抗戰基礎上用全力贊助蔣。”

同日　

同張聞天復電周恩來，指出：“力主和平，拉攏蔣、宋，策動國內各派各界輿論，策動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開火，乃目前基本方針。此方針應使楊、何、孫、王、繆、劉、杜、黃〔2〕及宣傳委員會主要人了解，改正其‘左’的宣傳，但軍事方面，仍極力備戰，絕不放松。”“紅軍即在三原、咸陽集結待機，不可輕動。”

〔1〕原文如此。

〔2〕楊、何、孫、王、繆、劉、杜、黃，指楊虎城、何柱國、孫蔚如、王以哲、繆澂流、劉多荃、杜斌丞、黃顯聲。

同日　

蔣介石派王化一、吳瀚燾到西安，提出和談的甲乙兩案。甲案：東北軍調甘肅，第十七路軍不動，歸楊虎城指揮，紅軍回陜北，中央軍駐潼關至寶雞沿鐵路各縣。乙案：東北軍調河南、安徽，第十七路軍調甘肅，紅軍回陜北，中央軍駐潼關到寶雞沿鐵路各縣。

1月10日　

隨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由保安動身遷往延安。十三日，到達延安。

1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延安工作問題。王觀瀾匯報來延安后二十天的工作，李見珍匯報進城的情況。毛澤東發言說：延安工作方針與方法基本上是好的，產生了好的影響，應該繼續這一方針。現在不打土豪，土豪喜歡；保護商人，商人喜歡；取消苛捐雜稅，使貧民喜歡。以后應進一步使群眾更加喜歡，使土豪的喜歡減少。應該使在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對全國有影響，延安的各種具體工作都應把握這一原則。關于延安的政權形式問題，抗日救國會只是暫時的，這里最好是不派縣長，應成立抗日革命委員會，將來要成為蘇維埃政權。因為這是我們首都所在地，不應與人共管。關于金融問題，毛澤東說：認為用白票就不能用蘇票〔1〕、用蘇票就不能用白票，這種估計是過分的。我同意總司令的意見，還是在城內蘇票、白票混用。我認為中心問題是從外面辦貨來的問題，用合作社來調劑是可以的。

〔1〕白票，指國民黨政府發行的紙幣。蘇票，指蘇維埃政府發行的紙幣。

1月16日　

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甲）楊、于即日通電就職〔1〕。（乙）向蔣交涉條件仍以你們前電各條為妥，因楊、于就職后南京更加無名，條件略高無妨礙，并為爾后留出再讓一步之余地。（丙）條件中主要者為：（一）張回陜，顧駐洛。（二）華縣以西屬張、楊軍。提出之語氣盡量改得緩和些，可以不提紅軍。（丁）攜赴奉化以速為妙。”

1月17日　

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代表攜談判方案在奉化見蔣介石，提出：（一）設陜甘綏靖主任，張學良為正，楊虎城為副，行營主任顧祝同駐洛陽；或設西安行營主任，張為正，楊、顧為副。（二）軍事善后問題，潼關、華陰由中央軍駐扎，陜、甘其他地區由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和紅軍分駐。還向蔣介石提出，由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決定抗日、聯俄、容共國策。蔣介石表示不接受。

1月18日　

關于準備對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建議書和處理西安善后問題的條件，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指出：“（甲）對三中全會，正由上海、華北兩方策動一大的左派運動，西安方面望注意策動寧、綏、川、桂，我們亦準備提出建議書。（乙）南京已宣傳陜變即可告一段落，汪入京后左右派斗爭當更趨激烈，內戰對蔣系已處不利，和平解決之趨勢已漸明顯。楊、于、孫〔2〕就職，應與要求張回、要求陜甘防區不變二事同時進行，對后二事目前不應讓步，在力求和平的總方針下爭此二著之實現，這種可能是存在的。”

〔1〕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周恩來向楊虎城建議：楊虎城和于學忠通電就職；派人去奉化見蔣；堅決拒絕乙案，對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須中央軍全部出甘肅，西安留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各一部，等等。一月十六日，楊虎城、于學忠發表通電，接受國民黨政府革職留任處分，要求準許張學良回陜，并要在奉化的蔣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國大計。

〔2〕孫，指孫蔚如，當時任西安戒嚴司令，抗日援綏軍第一軍團軍團長。

1月中旬　

“中國抗日紅軍大學”改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中革軍委主席毛澤東兼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二十一日，抗大舉行開學典禮，毛澤東出席并講話，他說：抗大像一塊磨刀石，把那些小資產階級意識——感情沖動、粗暴浮躁、沒有耐心等磨個精光，把自己變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創造新社會。

1月21日　

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并告彭德懷、任弼時，指出：解決西安問題，“在于是否有保證讓步而確能停止戰爭，讓步而依然是戰爭，且得出比西安事變前更壞之局面，則不能讓步”。無論和戰，應使楊虎城、孫蔚如、何柱國、王以哲、于學忠、繆澂流、劉多荃及左派自己打定主意，我們處在建議與贊助地位。無論和戰，紅軍主力應按前定計劃出至陜南，處在川陜之間。

同日　

同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為避免內戰一致對外，我們原則上不反對蔣之方針，并應勸告西安服從南京統一方針，蔣宜給張、楊以寬大，以安其心。”但堅決要求蔣同意下列各點：保證和平解決后不再有戰爭；不執行“剿共”政策，并保證紅軍最低限度的給養；暫時容許一部紅軍在陜南駐扎；令馬步芳停止進攻河西紅軍；為使紅軍干部確信蔣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與發給經費，要求蔣親筆答復周恩來一信。潘漢年接電后即與宋子文商議，但沒有任何結果。

同日　

致電周恩來、秦邦憲：西路軍在高臺、臨澤一帶不能立腳。二十日晨高臺被馬步芳、馬步青部攻破，董振堂犧牲，五軍損失兩個團。“他們從本日起轉向東進，望速商于學忠準備派一部策應，并與交涉紅軍離開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1月22日　

同周恩來聯名復電潘漢年，要求蔣介石：第一，“給我們以親筆信，信內說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則指定駐地與允許按月發給經費”。第二，同意紅軍一部駐在陜南柞水、鎮安、旬陽、安康、漢陰、紫陽、石泉、鎮巴等八縣（這八縣原來大都是蘇區），紅軍主力

則駐慶陽、合水、正寧、寧縣、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川、富縣、甘泉、膚施、清澗、宜川、瓦窯堡、安邊、豫旺等縣鎮。復電要潘漢年向蔣介石說明下列觀點：“我們是革命政黨，自己確定的政策決不動搖。我們的政策是與蔣一道團結全國（即反對分裂與內戰）共同對日，以后許多事情均愿與蔣商量，一切有利日本與漢奸而有損國力與兩黨合作之事，均當與蔣一道堅決反對之。”

1月23日　

關于接應西路軍東進問題，致電周恩來、秦邦憲：“西路軍已于二十一日晚開始向東急進，以十天行程到達黃河邊。甲、能否設法停止二馬追擊；乙、于學忠能否策應西路軍；丙、至低限度請查清黃河結冰段或有渡船處，幫助西路軍順利渡過黃河右岸。”

1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作關于同國民黨談判問題的報告，指出：和平問題主要看我們決定，問題是如何保證。首先要蔣介石寫親筆信給我們，第一停止“剿共”，第二劃清防地，第三保證給養。蔣介石有電報問我們到底要什么地方，我們提出了八個地方，我們有了這些地方，可以監視他們并同四川取得聯系。關于防地，延安、延長、甘泉、富縣，增加瓦窯堡以及豫旺等。蔣介石已答應涼州以西歸我們，令馬步芳不要進攻。自從釋放蔣介石，我們總的方針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中國對日本，中國有理；西安與南京，西安有理。現在已一般地趨向和平了，所以能趨向和平，就是因為紅軍靠近張、楊，現在的問題，就是要顧祝同不來，張學良回來。我們的讓步是潼關歸南京，最后的讓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讓給蔣介石，但蔣要少駐兵，楊虎城部駐一個師。我們不能讓步的是張學良問題。現在的困難，就是怕和平沒有保障。毛澤東報告后，會議進行討論。最后，毛澤東再次發言指出：對國民黨三中全會應有表示，這次表示應有新內容。應說明不是人民陣線而是民族陣線，對西安事變問題我們的立場是和平解決。關于這些問題的說明還是不夠的。我們現在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國成立就愿意成為統一的區域，一種是民族革命政府，一種是人民革命政府，我們蘇區是人民革命政府。我們是特別的，但應歸他管。西安事變將蔣扣留，我們是主張和平解決的。釋放蔣后，我們軍隊開去，還是為了和平，我們的錯誤，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決議時提出了抗日沒有放棄反蔣，然而在五月間還是漸漸在變，徹底的轉變是在共產國際指示以后。西安事變后，我們通電中說將蔣交人民裁判，是不對的。